北上抗日（【专家谈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蒋建农:从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

开栏的话

纪念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建暨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90周年座谈会在横峰顺利召开，会议期间，各专家学者代表、革命先辈后代代表，围绕主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和交流发言。

为了更好地系统回顾闽浙赣苏区的革命斗争史，全面深入地学习好、研究好、总结好闽浙赣革命苏区精神的深刻内涵，传承好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再创第一等工作，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红土圣地新的时代荣光。微信平台将陆续刊登相关专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材料，供广大市民深入了解学习。

今天推出第一期

从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看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的战略依托关系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蒋建农

一、闽浙赣苏区是第一批革命根据地之一

1927年11月以来，在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指引下，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先后酝酿领导发动了江西横峰、弋阳农民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翌年10月，福建崇安等地党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创建了闽北革命根据地；1932年底，赣东北根据地扩大到闽浙赣三省。

闽浙赣根据地东临东海，西接鄱阳湖，北靠长江，南达闽江，闽赣之间的武夷山、皖赣之间的鄣公山、黄山、江西的怀玉山，浙江的仙霞岭，绵延横横亘，山峦叠障，地势险峻，构成了武装割据的天然屏障，得天独厚的游击地带。这里河流交错，信江、抚河、乐安河、新安江、崇阳溪等灌溉系统纵横，水网密布。边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以农业主的自然经济比较发达，能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闽浙赣苏区的地理环境具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作为革命根据地，直接威胁到九江、南昌、芜湖、南京、上海、杭州等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

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同步发展壮大，一直与中央苏区构成战略配合的态势，成为当时的六大根据地之一，作为中央苏区的右翼和作为左翼的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共同拱卫着中央苏区；闽浙赣诞生的红十军是红一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编成的新红十军和地方武装以及赤卫队等，是中央红军的重要声援力量和后备军；以方志敏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探索的中国革命之路，早在1930年初就被毛泽东称颂为“方志敏式”，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积累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

二、两大苏区连成一体，形成战役配合

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集结在金溪、浒湾、黄狮渡一带，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进犯之敌。周恩来、朱德多次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省军区，命令红十军移至贵溪附近活动，并准备南渡信江参加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行动。1月25日，邵式平、周建屏带领赣东北红十军到达贵溪县上清镇，与先期到达的朱德、王稼祥和彭德怀率领的红31师成功会合。两支部队合编为红十一军，周建屏为军长隶属于中央红军，史称“上清会师”。

这次会师虽然在主要意图上受到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即：切实打通赣东北，集中邻近几个苏区的力量，与国民党军在江西省抚河流域决战，然后协同攻取抚州、南昌，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要求。但在客观上，一是部分地达到战略意图，即集中兵力，在邻近抚州的乐安、宜黄地区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三个师，取得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重大胜利；二是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歼敌，红十一军佯装红军主力东西进至于中央苏区的结合部，牵制国民党“围剿”军，从2月初开始，先后攻克资溪、金溪、东乡、光泽等县城，以及南城、贵溪附近的一些地区，建立起以资溪为中心的信抚根据地，使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5月，中央苏区闽赣省成立。6月，成立红七军团，闽赣省军区所辖十九（主要是由原红十一军构成）、二十、二十一师成为红七军团的主力部队。

正是这一重要进展，使得闽浙赣苏区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居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并使得中央红军在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中处于有利的态势。

三、毛泽东关于进军闽浙皖赣的战略设想

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包括闽浙赣苏区在内的。他深知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互相依存的重要性，因此以第十九路军等部共六个师又两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向东发展；同时以浙赣闽边区警备部队五个师又四个保安团，“围剿”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并配合其北路军第二路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发展。而李德、博古等却采取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主张分兵把口，打阵地战、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

从 9 月 25 日开始，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北路军的三个师首先向黎川发动进攻。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出金溪、资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连接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腹心地带。但是，由于闽赣军区的部队几乎全部被调到外，这里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力量十分薄弱。在国民党军向黎川进攻前，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曾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翼侧打击进犯之敌，而不应死守黎川。毛泽东亦认为应该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战中加以各个歼灭。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丢失一寸土地。不得已，萧劲光只好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城外。28 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并加紧构筑工事，企图迅速完成其堡垒封锁线。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朱德就红一方面军新的作战部署问题接连致电中革军委和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并建议待红三军团等部集中后，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占领黎川之敌；主力突击敌之侧背。然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察敌情的变化，拒不采纳周、朱的正确建议，而急于收复黎川，一味地命令红一方面军在敌堡垒之间进行冒险进攻。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红一方面军从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先后原信抚根据地的硝石、资溪桥、 浒湾、八角亭等第进行了多次战斗，不但未能收复黎川，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反而使第四次反“围剿”之际获得的有利态势尽失，闽浙赣与中央苏区被重新隔离，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1933 年11月20日，正当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为了镇压第十九路军，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与江浙一带的部队编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分由江西、浙江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而对中央苏区则暂取守势。这样，中央苏区的东面、北面压力大为减轻，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

面对这种有利的形势，周恩来于11月24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三、红五军团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也认为，红军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特别是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 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为十九路军的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与十九路军在军事上进行配合，拒绝采纳毛泽东等的正确建议。这样，就痛失依托闽浙赣苏区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大好良机。

四、如何正确认识红七军团出征的得失

1934年7月初，在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前夕，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同时也为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兵力，减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中共临时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十九师编成新的红七军团，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6日晚，6000余众的红七军团在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下，从瑞金出发，15日在福建永安与护送部队红九军团集结，挥师北上，经福建、浙江、皖南进入闽浙赣苏区，成为掩护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一支重要力量。

根据粟裕回忆，起初赋予红七军团的任务是“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这包含两层任务，从战略进军方向讲，是到皖南，但在其出发之际，中共中央就得知皖南暴动已经失败，也就是说前进目标已失；另一重任务是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宣传中共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160万份以上，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300多担。尽管红七军团在几个月的转战中，每到一地都尽可能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但在国民党方面的严密封锁下，特别是囿于红七军团的进军方向并不是“北上”，实际是“东进”。因此，实际成效是有限的。

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当时对这一意图秘而不宣。

和福建事变发生时毛泽东提出的北出苏浙皖赣相比，形势已经大变，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300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从意图看，毛泽东的主张是要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而这时候派出这样一支先遣部队，是被逼无奈的应急之举，而不是主动出击；从规模上看，毛泽东是要派遣红军主力，大有破釜沉舟的气概，彭德怀后来回忆是建议要红一、三、五、七、九军团全部出动，而此时却只有红十九师为主重新组建的红七军团，作战兵力仅4000人，1200多支枪，正如朱德回忆的那样“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作为亲历者，粟裕后来指出：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个要求过高了，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因而是主观主义的，它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目冒险。

众所周知，红七军团及其与红十军会师后组建的红十军团的战略行动最终失败了，方志敏、寻淮州、刘畴西等万余红军将士，或血洒战场，或被捕牺牲，闽浙赣苏区继中央苏区之后沦陷，令人扼腕。但是回顾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红军围绕闽浙赣苏区进行的两次战略行动和一次酝酿中的战略设想，不难看出闽浙赣苏区在拱卫和发展中央苏区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第四次反“围剿”前闽浙赣红军和中央红军一部的上清会师，及其组建红十一军开辟信抚根据地的行动，使两大苏区连为一体，不仅为争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增强了生力军，而且提供了重要的屏障和辽阔的后方基地；第五次反“围剿”之初的黎川失守，使两大苏区隔离，毛泽东借福建事变之机提出红军主力北上闽浙赣皖的战略设想，为后人提供了非常可行的关于能否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遐想”；第五次反“围剿”危急关头红七军团依托闽浙赣苏区的出征，虽然亡羊未能补牢，但却从反面进一步印证了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唇齿相依关系。在感叹历史的无奈之余，这里还想就如何辩证地看待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进行的英勇出征，及其重要历史贡献，谈点一己之见。

第一，揭开全国各路红军长征的序幕。诚然，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但在根据地沦陷和敌人50万大军的围困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率领86000红军，不是成“鸟兽散”，而是比较从容地实现了战略转移，极为难能。这首先是因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依然存在，中革军委的号令仍然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执行者们整体上的错误军事指挥，和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威及其在长征突围行动中的正确决策区别开来。基于此，红七军团的行动是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移全盘计划的第一步，他们率先出动向东撕开国民党军的防线，在主力红军实际转移的反方向的闽浙赣皖四个省，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艰苦转战，不仅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军，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主力的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敌军，为主力红军的转移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坚决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高度的党性观念和无私的牺牲奉献精神。由于当时“三人团”的神秘主义，如上所述，红七军团是在不知道他们行动的直接目的的情况下出发的，行进途中，中央又命令其改变去皖南的最初计划，转而进攻福州，他们无条件地执行新指令却受挫；其后，他们转战闽东闽北地区，战场形势获得转机，但是“三人团”不同意他们就地休整以图再战的请示，要他们立即继续向北进发。类似脱离战场实际的遥控指挥，还曾发生过几次，对有的决策，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的军政首长曾经向中共中央、中央分局进行过商请，但最终都是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对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的特别倚重，另一方面则显示了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全体将士的高度党性和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第三，播撒了革命火种，为中国革命保留了重要的战略支点。红七军团先是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皖赣边，后于10 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与战斗在那里的红十军合组成红十军团，对外仍使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随后又进行两个多月的转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前后行程近3000公里，先后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不仅广泛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扩大了中共和红军的影响，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军，有力地策应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而且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1000 多名军事骨干力量，并且在红十军团于怀玉山失败后，还成建制地保留下粟裕率领的800多健儿，他们和沿途各地的党组织、游击队，又继续在闽浙赣皖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共和中国革命保存了重要的战略支点，成为新四军的发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