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智民学院怎么样(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否奠定了中国两干多年的思想体系)

2023-01-02 12:30:03 47阅读

1、深圳智民学院怎么样，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否奠定了中国两干多年的思想体系？

【任微言卿观点】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高峰和重要里程碑，以后两千多年，中国思想发展的道路、特点，都可以从百家争鸣中追溯到其源头。

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体系是不断发展变化和丰富完善的，并且自佛教东传后特别是近代以来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所以，与其说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不如说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体系的精华和源头更合适。何谓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百家争鸣”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周王室王权衰落，诸侯大国争霸兴起，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百家争鸣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舞台。它的出现，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1、政治上，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纷纷招贤纳士，鼓励建言献策，纷纷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对于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2、经济上，各国通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变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一些士人得以脱离生产专心研究学问，为学术思想的繁荣准备了物质条件。3、文化上，春秋以后，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私学兴起，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不断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毛遂自荐，以获得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4、环境上，春秋战国诸侯对“士人”阶层采取宽容政策，人人皆可以“择木而梧，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百家争鸣”催生了“诸子百家”。所谓“诸子百家”，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影响较大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还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等。

百家争鸣，各家之间互相辩驳，又互相影响，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国思想体系的发展（一）独尊儒术前：秦始皇统一六国，尊奉法家，抓捕方士并坑杀，其中有不少儒生，形成“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的思想统治局面。（二）独尊儒术，儒家一家独大。汉代以后，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强大，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儒家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汉武帝赏识，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提倡的儒家，其实已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三）儒学进一步发展。宋明以后，儒学进一步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是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发展出理学、心学等新的学术流派。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心学主张“知行合一”、“致良知”，但也都可以从先秦的老子、荀子、庄子思想中追寻到渊源。明末清初，大儒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结合时代要求，提出民主、经世致用等理念，冲破封建专制的纲常，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其思想都可以在先秦的墨子、孟子中追踪溯源，也使儒家思想重新焕发了生机。百家争鸣并不是中国思想体系的全部

百家争鸣虽然孕育了中国思想体系的主流和框架，但并不是全部，至少有三个外来思想，充实、冲击、重整了中国思想体系。

一是东汉以后，佛教东传，道教兴起。宋明以降，儒家、道教、佛教三家思想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彼此内在意识上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世也称之为“三教合一”、“三教并流”。二是近代以来，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下，西方民主、科学思想逐步传入我国，宣扬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冲破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统治地位。三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引进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融合，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吸纳中国传统思想精髓，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人自己的思想理论结晶。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体系的精髓，它所孕育的学术流派，对我国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但思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古今，都需要我们辩证取舍、逐步探索，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

2、为什么梁启超要尊孔？

问题中，梁启超尊孔这一说法是不完全准确的。梁启超不仅有尊孔的一面，也有站在学者立场客观评价孔子的一面，甚至于有直接批孔的一面。梁启超对于孔子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大体上可以分成早年感性认识、青年时强烈的尊孔倾向、中年时自我矛盾的孔子观及晚年时理性研究孔子四个阶段。梁启超对待孔子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复杂，是与他个人的学习经历、康有为的影响以及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一、早年对孔子的感性认识

梁启超出身于“世代耕且读”之家，幼儿阶段即开始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从1885年开始，梁启超开始了近五年的学海堂生涯。学海棠是当时广州最好的五大学堂之一，主要教授正规的“乾嘉朴学”，这一经历为梁启超日后的学术功底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学海堂阶段梁启超对孔子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懵懂的，限于他所处的环境，梁启超认为孔子主要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哲学家。这一阶段梁启超对孔子认识可以界定为他认为孔子只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继承者，孔子只是一位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者。这一阶段的梁启超算不上有浓重的尊孔倾向的。

二、青年时强烈的尊孔倾向

梁启超的尊孔倾向可以说完全是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当然这与康有为主张“托古改制”的政治理想密切相关。

1890年，梁启超拜入康有为门下学习，正式舍弃了原本的古文经学方向，开始了他的今文经学学习。这一时期，是康有为“托古改制”的重要阶段，《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康有为主要的成果皆出现于这一时期。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篡焉。吾侪坐是获所启发，各斐然有述作之志。”（《南海先生七十寿言》）

这一时期梁启超主要的著作有《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在这些著作里，梁启超非常浓烈的表达了他对孔子的尊崇之意，甚至于呼吁立孔子为教主，即“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梁启超最尊崇孔子的阶段，在他眼中，孔子由早年的历史学家变成了政治家、改制的素王和教主。

三、中年“反孔”与“尊孔”的自我矛盾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开始分道扬镳，并逐渐产生对立乃至矛盾公开化。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文章，发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我爱先辈，吾尤爱国家……为二千年来翻案，无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的呼吁，公开的反对康有为的尊孔、保教观点。

这一时期的梁启超甚至可以说是“反孔”的，概括起来该时期梁启超批孔主要在以下几点：一，孔子“得政而诛少正卯”，“乃滥用强权，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二，孔子“崇古保守之念太重”，“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学派之立脚点，近于保守无疑矣”；三，孔学的根本思想在于尊君，“儒教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严其等级，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四，孔学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工具，“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故霸者窃而用之，以宰制天下”，“盖儒者实与帝王相依存而不可离者也”；五，儒学独尊妨碍了学术的发展，“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唯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之所以不进化，曰唯宗师一统故”，“儒学一统者，非中国学术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六，孔子思想已经不合世界主流思想发展潮流，“孔子之立教，对两千年前之人而言也”，“孔子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

这一阶段梁启超对于孔子的批判是非常系统的，同时很多观点也为后代批孔者所使用。甚至可以说，梁启超是20世纪第一个公开批孔的。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梁启超真正反对的是康有为而非孔子，他的尊孔倾向依然存在。甚至于在加入孔教会，并于1913年上书袁世凯要求立孔教为国教。

四、晚年对孔子的理性认识

晚年的梁启超在他原来的文化功底基础上，开始了全面理性的孔子研究，并于1920年写成《孔子》一书，对孔子的生平经历、思想渊源、孔门弟子及后学进行了研究；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7年的儒家哲学又研究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可以说，晚年梁启超对孔子的态度已趋于站在学者的立场对孔子进行客观评价，早年的尊孔倾向可以忽略不计了。

总体而言，梁启超对孔子的态度有一个懵懂—强烈—矛盾—理性的发展过程，这也可以看作是梁启超人生不同阶段治学和政治处境的侧面反映。

3、怎样理解孔子的行有余力？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八个字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才培养最为重要的理念之一。

这种思想其实在现代社会同样有延续，只不过在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尽善尽美。

我们将这两句话用六个字表达：

先做人，后成材。

完成了哪些学习，才叫做“行有余力”？

这八个字语出《论语·学而》：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学的“文”不是指文化，而是指能力。

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包含着一些美好的品质，而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的“文”一般指的是类似“文辞”、“修饰”等等方面的特长，比如博览群书可以称“学文”，写得一手好文章也可以称作“学文”，熟知传统的礼仪如祭祀、邦交等等也可以称作“学文”。

总之，这个“文”不是泛指文化，而是有具体的能力与之对应。在学习这些能力之前，孔子说了几项他所认为的人才必须要具备的品质。

即孝悌、诚信、博爱、亲仁。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是必须要具备这四项品质的，孝顺和尊敬，言而有信，博爱，见贤思齐，这才是一个人能持续成长的条件。

如果满足了这些，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就足够了，只是一种价值观的树立，懂得这个道理并实践就可以，不需要进行更为系统地教育。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能懂一点“文”，也就是学有一技之长，那就可以称为“人才”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儒家对于社会上所有人的要求其实更看重道德品质方面，反而对人的个体能力并不特别关注。

这和儒家的治国思想有绝大关系。

为何儒家更看重道德品质，而不是个人能力？

在《论语》的这一篇当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儒家讲求从细节入手，以小的方面作为切入，将之带入大的社会领域当中。就像“修齐治平”四事里，“修身”是处于基础地位的。

一个具有优秀道德品质的人，他的价值观符合社会运行的要求，那么自然就会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最起码他也不会去破坏已有的社会秩序。

这就是儒家以“道德”管理社会的优势所在。

法家以律法来严格管控社会，有一个明确的条文，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这些都非常明显，但也多变。因为君主随时可以颁布新的法令来取代旧有的律令。

所以，法家如果想要让社会昌荣，那么必须要有一个贤明的君主才可以，这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儒家不同，儒家讲求“智民”，要提高社会上所有人的认知能力，为他们建立一个有形的道德价值观念，比如要“孝顺”，要“博爱”，要“懂尊卑上下”……

道德观念的形成是社会整体的认知，不会因为某一任君主的意愿改变而变化，相反，即使是君主这种至尊地位的人也必须要受其约束，不能违背。

这就好比，儒家建立了一座关押权力的牢笼，权力如果越界了，那么会牵动整个社会的激烈抨击，即使是皇帝也不能例外。

那么，对于君主的贤明与否其实并不是特别地需求。

贤明君主自然可以让国家更为昌盛，但平庸的人也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即使是遇到了暴君，那么也有反制的能力，最为糟糕的结局就是改朝换代，重新再来而已。

所以，自从儒家成为正统思想之后，其实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魏晋玄学算得上一次起伏，想“越名教而任自然”，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后世的名声中并不好。

那么，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来说，最起码的要求其实就是道德品质，再之后才是个人能力。

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这样，只不过社会变化得更快，但“孝顺”、“博爱”、“进取”等等品质依旧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

并且，随着教育机会的普及，接受道德培养的人已经从古代那些特殊群体变成了整个社会，这种转变有一个过程，毕竟巨人的转身都是艰难的。

但从实际来说，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越来越高的。在这个更为开放的社会里，道德品质是一个人生存的必需品，因为没有人愿意和品质低劣的人交往、合作。

而如今这个时代，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

4、为什么孙子兵法用不上？

在任何一个时代总有一些在军事，兵法上厉害的人。清朝末年我相信也有不少精通孙子兵法的。只是大多数这么厉害的人处在社会底层，很难被国家发现。就像现在常说的高手在民间一样。他们没有地位，没有人脉，想迈入官场是何等的难。再说说那些有幸进入官场的，往往这些精通孙子兵法的人，是对兵法非常感兴趣，一心钻研的。这种人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兵法上了，这种人往往不懂人情世故。清朝末年太过腐朽，大部分当官的唯利是图，试想你不去孝敬你的领导，甚至看不惯你的领导鱼肉百姓，你怎么有上升的机会？

连上升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做大官？怎么有机会面见皇上，被皇上重用呢？就算你是佼佼者，被皇上重用了，可凭你一己之力怎么能力挽狂澜，怎么能保证整个国家没有一个地方被西方列强侵略的？虽然你能保全一个地方不被侵略，可还是有许多地方被侵略，那些讲和派就向皇帝进言，割地赔款才能保证安全。那皇帝听从建议后，你都难以被重用了。就算千里马，也要有伯乐赏识重用。就算你再有能力，也需要一个舞台。

没有这个发挥能力的舞台，空有一身本领也会被埋没了。我想孙子兵法用不上不是缺乏会用的人才，也不是这里面的方法在当时就失效不灵了，而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所致。我是青松，感恩遇见！从事企业IT工作10余年，关注我，免费学习电脑、手机、网络、打印、办公软件、数据库等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