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工学院-档案馆怎么样(当时的官员是怎样治理黄河水患的)
武昌工学院-档案馆怎么样，拥有十万大军为何最终失败？
石达开为何出走天京后屡战屡败，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太平天国的战神。
下面，小编便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说一说石达开在天京之变前的战绩，分析一下他为何不是太平天国的战神。
1广西时代
小编打开一本名为《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的书，书中有一部分名为《金田起义前后清政府档案史料》，包括道光三十年五月到咸丰元年十一月奏折、上谕等档案资料152件，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小编就用这本书中的内容，统计一下太平天国大佬在原始资料中的出镜率，如果一份资料出现几次的按一次算。
结果如下：
冠军
韦正：25票
亚军
洪秀全：20票
季军
冯云山：14票
第四名
胡以晃：7票
第五名
杨秀清：5票
第六名并列
萧朝贵：1票
罗大纲：1票
补充：韦元玠2票，韦逆两票未列入统计。
韦昌辉，才是太平天国广西时代当之无愧的明星，而石达开的大名根本没有记录在这些原始资料内。
那么，石达开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在奏报中第一次出现的呢？
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后，清军俘获了一名自称洪大全的天地会人士，在他的供词里，第一次出现了石达开的名字，时间为咸丰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当然，石达开的大名出现在相关人员书信中的时间要早一些，我们能在江忠源咸丰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致彭晓杭学博书》中看到他。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石达开被排在其他首义王们之后也就罢了，连秦日纲的名字，都居于石达开之前。石达开，在江忠源的信中是排在最末的。
2、进军南京的石敢当时代
石达开最出名的外号莫过于“石敢当”了！所谓：“自永安趋湖南，攻长沙，破岳州、汉阳、武昌，经安省而下金陵，与清军大小数百战,独达开所部未尝挫,清军称之曰:‘石敢当’，所至争避之。”
我们看一看“石敢当”的出处来自哪里呢？
答：民国时期，即1923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野史》，作者为凌善清。
《太平天国野史》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对它曾经有过一段评价：“《太平天国野史》为近人凌善清所作，此人典章制度部分系抄《贼情汇纂》，列传部分系向壁虚构。自《贼情汇纂》影印出书（约在1933）年后，史学家即论该书可以废了。近年史学工作者又多引其书，殆未之考也。”
说完石敢当的出处，我们看一看一份清方资料：
田余庆、金毓两位学者主编的《太平天国史料》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份探报，其中记载了太平天国军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们，其中，有关石达开的描述如下：
石达开伪丞相右翼公面黑长颈微须，增城县人。
这封探报来自何时呢？查文中之意，当在太平军定都天京之后不久。很显然，有关石达开的容貌、职务、乃至籍贯，统统都错了。试问，如果他真是光彩夺目的石敢当，敌人的情报怎么会错到这等程度？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李秀成自述》是怎么说自武昌到南京这一段路程的：
“此时东王掌令，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掌兵，攻打廿余日而破武昌。后而未守，直到阳罗〈逻〉，破黄州，取池〈蕲〉水、池〈蕲〉州、九江，破安省，（即安庆）具<俱>是水旱并行。那时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带陆路之兵，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罗大纲、赖汉英等带领水军。”
说好的石敢当呢？我们从李秀成的说辞中，只能看见石达开是武昌到金陵水路的负责人之一。而且，细细盘点水路头头们，杨秀清、韦昌辉的地位比石达开高，而罗大纲则是海盗出身，与大湟江张钊田芳及其坡山艇都打的火热，有水战的丰富经验而更适合做先锋。
咸丰四年，北伐军在连镇被围，有本“逆书”落在徐州镇总兵百胜和徐州道王梦龄手中，内里记述了太平天国官方盖章认可的自广西至金陵的两位“敢当”，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姓石，而分别姓林和李。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北伐军为何不用石达开当统帅？很显然，林凤祥和李开芳都是勇猛无敌的前锋大将，比低调的石达开更适合北伐这样锐意进取的任务。
也许有人会说了。没有记录，并不意味着影响力不大。出镜率不高也许说明此人在后面谋划。然而，考虑当时的环境，广西时期太平军的处境相当艰苦。《贼情汇纂》有云：“贼踞永安弹丸之地，重兵围攻数月，穷蹙窜逃，蓦越山险，奔走于榛莽陵谷之间，自携军火，裹粮以行，无舟车之载，安能觅轿马？洪、杨诸首逆亦自敝衣草履，徒步相从。”
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即使是首义王们也不得不亲身上阵杀敌。如韦昌辉，敌人除了在奏折中频频曝光他的名姓之外，咸丰元年七月六日，当时负责剿匪的大学士，钦差大臣塞尚阿还尤其记录下韦昌辉手持白扇，率领八九百人真身出现了清军之前的画面。萧朝贵更是当仁不让，太平军占据永安后，清方有记载：“从前萧朝贵等每亲身迎斗，往来如飞……”
虽然与此同时，在清方的奏折中，杨秀清的曝光率也很低，但东王是正军师，坐镇后方，总筹全局是职责所在，而石达开一个未满二十的青年，如此低调，还真怨不得咸丰三年，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里对他的评价：“翼贼……胆最怯。”对石达开的胆量，王韬在《瓮牖余谈》里描述得更具体：“翼贼胆最怯，在贼巢踞守为多，每遇冲锋陷阵事，率以诿他贼。”
谢介鹤的话，算是对石达开定都前军事形象的一个总结了。
3、定都南京后
定都南京后，石达开有两次完美的亮相，而且都和千古圣贤兼鸡汤界的瓢把子曾国藩有关，因此被后世人称之为战神。那么，小编接下去一一道来：
（1）湖口大捷
首先，我们看一下时间：
咸丰四年十月十九日，彭玉麟水师前锋率先来到九江城下，把这个日期算作湖口大捷的开始时间好了。咸丰五年正月十二日，在大部分湘军分兵湖北和江西后，曾国藩黯然自九江赴南昌，以这个日期算作结束时间。姑且不算罗大纲十月十九日之前在江西的活动和曾国藩去南昌后的尾声，大战都进行了一半时间，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时候主角石达开才不紧不慢地来到战役的中心湖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空间：
湖口大捷，虽然名为湖口，开局却在九江。湘军到达九江后，首先对九江开始了攻城。然而，九江在太平军的守卫下，久攻不下。随后，湘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湖口的梅家洲。
石达开到达湖口后，梅家洲是大战的漩涡，被湘军水陆两军合力围攻。然而，石达开驻扎之地是湖口的石钟山，在梅家洲第一线指挥的是罗大纲。
太平军分割湘军水师，被定义为湖口大捷的灵魂之笔，而湖口大捷太平天国方最高领导石达开更是被习惯性默认为想出这绝妙一招的诸葛孔明。然而，这个计策是否是石达开的专利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分割水师的前前后后。
咸丰四年十二月六日，木排被摧毁，太平军连夜凿沉大船拦截水面，却在在西岸留下了一道隘口，用篾缆拦住。西岸是哪里呢？自然是梅家洲一边。我们已经知道，守湖口的是石达开，而梅家洲的守将则是经验丰富的老将罗大纲。
十二月十二日，湘军水师精锐冲入鄱阳湖，便是从梅家洲，即罗大纲一边的篾缆处进入的。而当湘军船队远去后，有二十多只小划子突出卡外，围攻湘军快蟹大船，也是从罗大纲承包的梅家洲缺口驶出。之后，则是封锁湖口水面。
而这一切，都需要迅速而及时的反映。罗大纲就好比一个眼明手快的厨师，用大火，急火爆炒出了一盘分割水师的好菜。兵贵神速，他根本来不及请示石钟山上的石达开。
说实话，如果你不看湖口大捷的科普文章，而去看湖口大捷的原始资料，罗大纲那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他从湖口大捷的前传中就在江西登场，从夺江西的炮船，到偷袭湘军水师，到后来的反攻江西，简直打了个满场。
（2）经略江西
说到这里，石达开终于作为当之无愧的主帅登场了，而且，经略江西是太平天国前期占地盘最大的一次。那是怎么吹都不为过的。
然而，小编还是要分析一下，他不能称之为战神的地方。
首先，经略江西要分两大部分，一是与曾国藩无关的，二是与曾国藩有关的。
一、与曾国藩无关的。
石达开在江西的攻城掠地，基本上都与曾国藩无关。
江西以赣江中分，石达开在赣江以西占四个州府：瑞州府、临江府、袁州府、和吉安府；以西占两个州府：抚州府和建昌府。在这些州府驻守的部队基本都是非湘系的江西地方部队。
其中，除了吉安府，其它州府均是太平军没有进攻，或进攻了一下，清军就自己先跑路了。然而，吉安凭借城墙坚守，太平军和天地会军队合攻，便久攻不下。吉安共坚守65天。
二、与曾国藩有关的。
石达开与湘军在江西只打了一大仗，就是樟树镇大捷。樟树镇大捷中，湘军的水师主帅是来江西不久的彭玉麟，陆军主帅则是周凤山。
周凤山在湘军将领中，几乎是不入流的。
曾国藩起家，仰仗两员大将塔齐布和罗泽南，石达开经略江西时，塔齐布死去，罗泽南去了湖北。
最后，我要说的是，石达开取得经略江西的巨大胜利，和两大友军的帮助分不开。一是湖北的韦俊，他拖住了罗泽南。二是广东天地会，他们在此时大批大批的进入江西，给石达开带来了有生力量。
所以说，石达开不是什么战神，天京之变前，他的成功是太平天国给他的。一旦分裂远走，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离开土地安泰俄斯，失败是必然的。
孙元良的第88师在南京保卫战中有何表现？
孙元良，被称为“飞将军”，这不是一句“好听的话”，主要是说：脚底抹油，逃跑得快，就像飞毛腿一样。
估计“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是孙元良最重要的座右铭。
在南京保卫战中，孙元良的第88师表现很英勇，却又很混乱，这些都源于他们的统帅孙元良。
奉命守城，浴血奋战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蒋介石提出“战略转移”，计划迁都重庆。对于这个计划，大多数将领是支持的，毕竟死守可能会导致所有精锐覆灭，这对“党国”是大大不利的。
可是，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提出：“南京是国父所葬之地，是首都，这样直接放弃，实在说不过去。本人主张死守到底，和敌人拼一拼。”
蒋介石很高兴有这样的将领，然后直接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并留下十来万人马供其调遣。
孙元良部也被留了下来，当时孙是72军军长，兼任88师师长。估计，孙元良的内心是不爽的，那么多人都撤了，为什么自己这么倒霉悲催，被留下来堵“日本人的枪眼”？
日军的炮火是猛烈的，从12月1日开始，南京外围不断被攻克。
12月10日，日军见国军不愿投降，遂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3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此时，在雨花台固守的88师，拼命死战，不愿放弃。但日军2个师团主力，和步、炮、坦克及航空兵协同攻击，将第88师右翼第一线阵地全部摧毁。无奈，88师残部退守第二线阵地。
12月11日，日军第10军的第114师团、第6师团主力，继续猛烈攻击雨花台。第88师的第二线阵地又被摧毁，88师守军被迫据守核心阵地。
当日，少数所谓的“日军小股精英”，突入城中核心阵地，被我88军全部歼灭。
此时的88师，虽然困难重重，但个个浴血奋战，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一个放弃。
眼看，88师就要和南京城共同“沦陷”。
死战还是撤退？这是个问题11日当夜，唐生智看状况惨烈，又结合蒋介石提出的“守不住时可撤退”的建议，决定“全面撤退”，并安排参谋人员开始制定撤退计划。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烈攻击，88师防守的雨花台阵地，终于被日军攻占。
88师264旅残部想退入城中，但“中华门”已关死，在敌人火力下，只好沿着护城河横向移动，想从北门绕进去，但谈何容易？除了一个个倒下的尸体，只剩下活着人眼中的“恐惧”。
日军占领雨花台后，继续大力“轰中华门”，88师262旅的将士们，坚守“城垣阵地”。
孙元良看了看整体战况，做出了判断，南京城会马上沦陷。于是带着自己的直属队和262旅一部分将士，开始向下关退却，计划渡江北撤。
但，撤退时，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阻止了孙元良的撤退行为，这个人就是宋希濂。孙元良很无奈，就此放弃了撤退计划。返回后，看到了被攻破的中华门，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单独脱离了队伍，几经波折后，藏匿到了城中“难民营”，在德国人拉贝的帮助下，孙元良活了下来。
但88师的剩余兄弟们，一看老大不在了，早已乱作一团，继续死战？还是撤退？这是个问题。
但，随之而来的是：12日下午，唐生智开会，会议的内容就是各军准备弃城突围，并下发了书面突围指令。后来又口头通知各部，如果有轮渡，可以直接做轮渡撤退。
人心都是肉长的，“死”谁都不想。长官找不到了，最大的长官又下令了撤退，再去死战，实在说不过去。
88师残酷的结局12月12日下午，大军开始逐渐撤退，可哪有那么容易？领导们，早已知晓上面的撤退意图，把一些收尾工作交代下去，就提前撤了。至于去突围的队伍少之又少（唐生智的命令有缺陷），都是想坐船和轮渡撤退，这样牺牲最少。
等到下属官员们从下关撤离时，慌乱极了，人多船少，注定有很多人是走不了的。
88师没有阵亡的兄弟们，大部分没有撤离成功，而是做了俘虏，最后死在了南京大屠杀。早知如此结局，也许拼死更好，谁知道没有人性的日本军会开展大屠杀呢？谁知道日军会杀了所有的俘虏呢？
在南京保卫战中，88师损失惨重，三个旅长中，两个阵亡；六个团长，阵亡三个（韩宪元、李杰、华品章），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更大。第88师战前约6000余人，等战后清点时，只剩了500人。
88师最高长官孙元良活了下来，靠自己的“智慧”和局势的“判断”活了下来。
说实话，也不容易，委员长撤了，李宗仁撤了，大部分人撤了，叫嚣着要“死守南京”的唐生智也准备带人撤了，自己带着人马在这里送死，实在是“有些愚蠢”。从人性出发，“明哲保身”不是大错。
但，这一战役，给孙元良的终身都卡上了“丢下队伍，提前逃跑”的耻辱烙印。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也许孙元良宁愿死在守城上，如果是这样，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台湾巨星秦汉了。（孙元良是秦汉的父亲）
国军当初死守南京的勇气值得提倡，但进攻的安排，撤退的协调，实在是不尽人意。
88师的英雄们在南京保卫战中，早期拼搏过，死守过，但实力的差距，最终没有完成死守城门的任务。至于后期出现的“缺乏主帅指挥”的混乱，不怪他们，真不怪他们。
那些守城死去的先烈，那些被日军屠杀的战士，安息吧！好在，死在了国父埋葬的那一片土地上。如果真有“泉下”一说，国父孙中山会在地下为他们戴上勋章。
向88师所有的将士们致敬，包括孙元良，毕竟能留下守城，而且前期能那么顽强，真心不容易。
也向所有在南京保卫战中献出生命，流过血、受过伤的将士们致敬！活下来不容易，死去的很伟大。
那些大臣都是什么样的结局？
从武昌起义到宣统退位，中间有四个月的混乱期。因此在清朝灭亡的前后，官员的结局也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宣统退位之前，由于清政府在理论上还没有完蛋，因此各省督抚一级的官员还没有意识到清朝将会完蛋。多有为清室殉国的情况。在面对起义军或者新军冲击时，清朝省级官员自尽或拒降被杀的有十二人。按照自杀和被杀的时间排序：
1911年10月24日：西安起义军攻占满城，西安将军文瑞、西安副都统承燕、克蒙额三人自尽身亡。
1911年10月29日，山西新军起义，控制了省府太原，山西巡抚陆钟琦被杀。（陆钟琦是高晓松外婆的爷爷）
1911年10月31日，江西新军起义，控制了省府南昌，江西巡抚冯汝骙自尽。
1911年11月8日，江苏新军第九镇于秣陵关誓师起义，控制镇江，京口副都统载穆在交接完缴械手续后，回家自尽。（载穆是胤禵的五世孙）
1911年11月9日，福州起义军攻占满城，福州将军朴寿、闽浙总督松寿二人自尽。
1911年11月27日，入川平定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在资中起义，四川总督端方被处斩。
1911年12年10日，湖北起义军围攻荆州的八旗兵，荆州左翼副都统恒龄自尽。
1911年12月22日，成都军政府抓获前四川总督赵尔丰，将其处斩。
1912年1月8日，伊犁起义军攻占惠远城，伊犁将军志锐拒降，被处斩。
除了以上这些，一些低级别的汉人官员也有自杀的。比如甘肃提法使张义，他恰好在辛亥革命期间调任四川，经过乾州时，碰上的了新军起义，惊恐之中，张义投井自尽；最可悲的是一个叫杨立潮的知县。当时他已经有六十多岁了，辛亥革命时刚刚调任华县知县不久。这个很博学，但却一脑子忠君爱国思想的人。先是在革命之后，逃到甘露寺避祸。后来听闻大清灭亡后，多次想要自尽成仁，但每一次都身旁人所救。直到有一天，他在没人的时候终于上吊自杀了。
准确的说，这些人自杀或被杀时，清朝还没有正式灭亡，不过也差不多了。通过对这些殉国者的分析可以发现，督抚一级的十二人中，有九位都是满人。而那三位被杀或自杀的汉人督抚，陆钟琦和冯汝骙是由于山西和江西起义较早，清朝灭亡态势未显，有害怕朝廷追究，畏罪自杀的嫌疑（高晓松说陆钟琦是死于乱军之中）。
而在1911年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反正，并在革命党的拥立下出任都督后，各省的汉人督抚就开始纷纷效法，或主动反正，或被动配合，而不再是畏罪潜逃或自杀了。至于四川总督赵尔丰，他是因为在保路运动时手染鲜血过多，所以被人民处斩了，死的活该。
等到清朝正式灭亡之后，满人混吃等死，乞求袁世凯保他们的一条活命。至于汉人官员，大致分成了五派。首先是三派推翻清政府的汉人官员：
第一派：北洋新军系统。这一派以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首，是当时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从收复汉口、汉阳之后就不再忠于清朝。是清朝灭亡的最大收益群体。
第二派：清朝旧军系统。这一派以张勋和姜桂题为代表。他们手握重兵，对革命党仇视，但在是否维护清帝权威这方面，属于墙头草见风倒，与北洋新军共进退。
第三派：清朝的文官派。这一派以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金等人为首。他们对满人的政策十分不满，辛亥革命后，属于主动附和革命。
以上三派都是实权派，要么手握重兵，要么控制了各级衙门，有很高的威望。清朝被推翻之后，他们大多数都混的还可以。哪怕是不当官了，在民国依然是绅士名流，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比如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巡抚程德全，他属于立宪派代表。他一开始是想维护清王朝的，但无奈载沣这些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程德全只得另谋生路，与革命党展开合作，还被革命党推举为江苏都督，继而宣布江苏独立，脱离了清朝。二次革命后，国内政局换乱，程德全对政局深感无能为力，便脱离政坛，终日吃斋诵佛。后来还在常州剃头出家，于1930年去世。（安葬于苏州寒山寺）
除了以上三派官员之外，原本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一部分，即各省咨议局，也是推倒清朝的巨大推手。这些人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更有甚者，很多人直接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为清廷殉国的几乎没有，选择跟革命党合作的却大有人在。比如著名的张謇，他作为清朝的状元，主动倒清，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后来对政治失望，开始投身实业和教育，为国家民族作出了长远的贡献。
还有著名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先生，他也是科举出生，考取过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但是他对腐朽的清朝恨之入骨，因此早早的就加入了同盟会，参与倒清事业。清朝覆灭之后，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来还坐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以上三派推倒清朝的官员之外，另外还有两派群体。分别是拥护清室的遗老遗少派，明哲保身的混吃等死派。
先说遗老遗少派，这些人以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为代表。他们的理念是抱残守缺，混沌度日，整天就盘算着推倒民国，拥立宣统重新复位。比如说王士珍，他虽然是北洋系的元老之一，但是他只效忠于清朝。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后，他就不愿意北洋系的老哥们混了。后来张勋复辟时，王士珍还是带路党，主动授意给九门都督打开北京九门，放辫子军进城。等到复辟失败之后，王士珍屁事没有，居然还当了国务总理。后来虽然隐退了，但只要是军阀混战，比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他都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居中调停，面子大的不得了。甚至于北伐军占领北京后，王士珍还是各方实势力都拉拢的对象。真可谓是哪朝哪代都是爷……
王士珍命好，他刚好死在溥仪投日之前。否则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幺蛾子！而那些跟王士珍抱着同样想法，却晚死了几年的遗老遗少，就没有那么好命了。比如说帮助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的五个败类：郑孝胥、罗振玉、臧式毅、熙洽和张景惠，这里面除了张景惠是纯粹的墙头草之外，其余四个全是整天做着恢复大清美梦的老顽固。
他们在民国混的其实还可以，但就是脑子缺根弦。整天就想着借助外部势力，比如日本人的势力，恢复大清的江山。然再借助其它列强力量的，跟日本抗衡。接着再周转于各个列强之间，发展势力，最后进兵中原，推倒民国，恢复大清在中国的统治。
于是日本人一忽悠，他们就全上了贼船。结果后来帮助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后才发现被日本人给坑了。原来日本人是打算搞共和制，他们拥立的溥仪去东北，不是皇帝，而是元首。这四个遗老遗少跟日本人好说歹说之后，日本方面才同意让溥仪登基称帝。然而登基之后，实际操控者仍然还是日本人。包括溥仪在内，这四个卖国贼都是有名无实的傀儡。五人之中的罗振玉和熙洽羞愧难当，惶惶不可终日，自知犯了卖国的大罪。
后来罗振玉和郑孝胥早死，逃过了后来人民对他们的审判，而臧士毅、熙洽这两个卖国的遗老遗少则死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了他们身为卖国贼应有的惩罚！（张景惠这个墙头草也死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除了这几个败类之外，还有比他们更败类的存在。比如前清陆军大臣铁良、末代恭亲王溥伟等人。他们的可恶在于，明知道勾结日本是卖国，却还义无反顾的跟日本合作，终日就在盘算怎么恢复大清。
比如说铁良，他在清朝灭亡后，就一天都没有消停过。以“遗老”身份在青岛、大连、天津等地，积极参与清帝复辟活动，后来参与了日本人挟持溥仪到东北的计划，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而溥伟这个人，比铁良还渣。他在光绪皇帝死后本来很有希望继位，结果没能如愿，让他一直耿耿于怀。清朝灭亡后，溥伟就一直勾结日本人，在东北搞满蒙独立运动，妄图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后来被北洋政府镇压。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之所以会去东北，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诱导溥伟，别有用心的安排他在沈阳祭陵。溥仪害怕日本人选定溥伟，就不顾长辈的劝解，跑去了东北。等到溥仪继位后，他就对溥伟各种打压，既不给他官做，也不给他钱花，就把他晾着。最后溥伟憋屈的死在了一个旅馆里。
最后就是明哲保身型的官员了。这些人中既有汉族官员，也有满人官员，还有宗室成员。以前清湖广总督瑞澄、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溥仪的叔叔载涛为代表。他们既不给民国政府效力，也不从事复辟大清的事业，有的老老实实活完下半生，有的活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为建设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奋斗。
先说瑞澄和张彪，他们两人在武昌起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对镇压革命党很卖力。后来瑞澄因为清廷要治他弃城而逃的罪，他就乘坐海军的军舰逃到了上海，后来又逃到了日本。一直到清帝退位后，才返回上海，后来病死于上海。
张彪则是在清帝退位后，卸职东渡日本。后来民国建立之后，回国被政府聘为高等顾问，授予陆军中将衔。再之后隐居于天津，并在天津日租界地置田二十亩，修建花园住宅。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北上和谈时，他就是住在张彪的府上。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张彪邀请溥仪和婉蓉到自己府上暂住。每日清晨，他都要亲自洒扫庭院，以尽所谓的“事君”之道。后来张彪病死于天津，黎元洪在给张彪送终时，哭的稀里哗啦。
再说溥仪的叔叔，有涛贝勒之称的载涛。他是溥仪的七叔，属于近支皇族。清朝灭亡后，载涛基本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溥仪在东北当上伪满洲国皇帝后，载涛明确表示不躺溥仪那个浑水。溥仪就派人跟他说，你都破产了（载涛因为经营不善，清朝灭亡不久后就破产了，曾经还在德胜门外面摆过地摊），还是来东北跟我混吧，被载涛当即拒绝。并且载涛还回信给溥仪，说我不跟日本人干事，愿意你也不要给日本人作数。如果你继续做卖国贼，我就跟你断绝来往。
后来日本人占了北平后，让大汉奸王揖唐专门去请他出山合作，也被他拒绝了，载涛很坦白的说，求你们放过我吧，您那豪华的小轿车我可坐不起，我自己的小破自行车骑惯了，比较舒适自在。然后就继续做自己的小本买卖，不掺和政治上的事。说实话，以载涛的身份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挺不容易的。
总的来说，清朝灭亡后的官员结局，要按时间线和官员的职务来划分。如果是手握实权，尤其是军权的官员，大多数都在民国混的顺风顺水。如果是闲差，那基本上就没人搭理了。脸皮稍微厚一点的，会巴结民国的官员给自己谋个一官半职。脸皮薄的就退出政坛，选择隐居生活。因此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民国建立后，前清的汉人官员只要不是刻意与民国对抗，大多都能安度晚年。甚至很多官员改头换脸，直接就当上了民国的高官。
武汉的郊县江夏黄陂新洲蔡甸？
我认为是：短期黄陂≥新洲＞江夏＞蔡甸，长远江夏＞新洲＝黄陂＞蔡甸。
武汉，每天不一样，这是武汉大建设大发展的广告词。但众所周知，武汉是一个没有市中心的大城市，没有中心，那应该往哪里使劲？东南西北风，该往哪个方向刮？中心城区发展相对成熟，远城区势必是破局点，十四五规划的四个副城，光谷副城、车谷副城、临空经济区副城和长江新区副城，哪个远城区受益最大？
当前远城区的现状是：
“车谷一路向南，蔡甸未来何处何从”
“光谷一路向东，江夏未来何去何从”
黄陂和新洲划入武汉后，这么多年了没有明显的发展，资源全部聚集到东湖新区去了。
武汉东扩是大势所趋，人才、经济、产业、基础设施、研究机构等资源聚集，东湖高新区发展根本停不下来。就武汉内部而言，东部已无地，触角要伸向鄂州和黄冈，而北部的新洲、黄陂，东西湖吴家山新城和西部的蔡甸还有大片地区发展不充分，这也是提出四副的原因之一。
武汉外延发展：
武汉向西的发展路子是汉孝一体和天仙潜协调发展，东西湖大有可为；
武汉向东着力打造光谷科技走廊，建设武鄂黄黄都市连绵区，光谷东和阳逻大有可为；
武汉向北与红安、大悟、随州等城市没有明确的规划，还要先增加内涵，新洲和黄陂是破局点；
武汉向南有咸赤嘉发展区，但外延效果不明显，江夏自身条件不足。
武汉区域发展：
1.武汉东部新城发展轴。东部新城发展轴起于武汉青山区，向东北的阳逻方向扩张，新洲汪集和邾城处于远期延伸方向。
2.武汉南部新城发展带。南部新城发展带将以江夏纸坊为新城中心，包括汤逊湖、黄家湖和纸坊在内的区域，大致以江夏区南部的沪渝高速为界。
3.武汉西部发展轴。西部新城发展轴主要涉及东西湖及沌口，再到蔡甸，以中法生态城为依托，远期规划到汉川市境内。
4.武汉北部新汉口发展轴。文旅城、会展中心、7号线、恐龙园等项目落地黄陂，新洲则引进了万达文旅城和世界500强企业正威集团。
短期来看：
新洲更注重工业和服务业，黄陂更看重旅游和商贸，江夏背靠光谷，蔡甸看沌口汽车产业。短期的经济效益，新洲和黄陂优势更明显，经济多元化发展，更易脱颖而出。江夏、蔡甸这两条线的进度最为缓慢，需要靠区域带动。
短期看是黄陂≥新洲＞江夏＞蔡甸，这与当前的GDP产值也是一致的，都是远城区，发展的好不好看经济就可以窥探一二。
长期来看：
黄陂的汉口北还不算成功，工业后劲不足，没有政策倾斜翻身难；
新洲看一港三城，发展趋势不明朗，只能稳扎稳打；
江夏发展缓慢，但肯定不会缺席，区位最优，除了大学多带动作用强，装备制造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都是带动经济的路子；
蔡甸只能看中法生态城的走势和沌口能否破局发展，不然手中没有什么牌可打。
长远看是江夏＞新洲＝黄陂＞蔡甸。
最后说一句，四大郊县，难道不是前川、邾城、纸坊和蔡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