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上东京大学(日本古代有科举吗)

1、怎么样才能上东京大学，日本古代有科举吗？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受中国影响日本古代有科举制，只是未能延续，下面简单说说。

一、日本曾经仿行科举制

日本从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起，为了改变本国的落后面貌，在航海技术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一次次派遣船队，把大批留学生送到中国，以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与文化。日本人对唐朝的统治思想、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学，科举制也是学习与模仿的对象。

根据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和757年实施的《养老律令》可知，奈良时代为了培养官吏，在中央设立了由大学寮管辖的大学，并在地方各国设立了由国司管理的国学。依令，大学的定员为400人，其学生的入学资格为五位以上官僚的子孙及长期在朝廷从事文字记录工作的大陆移民“东西史部”的后代。 一般来说，下级官僚（六位以下八位以上）子弟希望入学者，也可以入学。地方国学的学生定员则根据国之大小，大国有学生50人，上国40人，中国30人，小国20人，皆为郡司子弟。学生的年龄在13岁至16岁，每年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在学时间最长9年，成绩优秀者即可参加国家的任官考试。由于当时从国学推荐而来的称“贡人”，从大学推荐而来的称“举人”，所以，这种国家考试被称作“贡举”，与唐朝无异。

“贡举”的任务是选拔官吏，事关重大，故律令国家通过法律做出一系列具体规定。贡举考试由掌管官吏考察、任命的式部省（相当于唐朝的吏部）直接主持，每年一度的考试在十月、十一月间进行。 来自国学的贡人不仅要通过国学的考试，还要经地方长官的推荐。 考试的程序是“凡试贡举人，皆卯时付策，当日对策，式部监试，不迄者，不考。毕对本司长官，定等第唱示”。

贡举考试的科目及评定标准与唐朝基本相同，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科。秀才“试方略策二条”（少于唐朝的方略策五道），“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上中。文劣理滞皆为不第”。 明经科考试“试《周礼》、《左传》、《礼记》、《毛诗》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在总计为十条的考试中，通十为上上，通八以上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进士科考试“试时务策二条”(少于唐朝的时务策五道)和帖读（即暗诵，从《文选上秩》中选七帖，《尔雅》中选三帖）。帖策全通者为甲，两策通及帖读答对六帖者为乙，以外皆为不第。明法科考试与唐朝完全相同，内容为“试律令十条”，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通七以下为不第。

按照“选叙令”的规定，要在考试合格者中选拔人才任官。选拔的原则是“凡秀才取博学高才者，明经取学通二经以上者，进士取明娴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明法取通达律令者。皆须方正清循，名行相副”。 当时，朝廷官吏任官的顺序是先叙位，后任官，考试及第者叙位依次为秀才最高，即上上合格叙正八位上，上中合格正八位下；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依次递减，明经科上上第正八位下，上中从八位上；进士甲第从八位下，乙第及明法甲第大初位上，乙第大初位下。

考察律令时代贡举与官吏选拔的过程，虽然有的实施细节与隋唐稍有不同，后来也曾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原则、实施程序与唐朝大体相同。这些足以说明律令时代的日本在隋唐制度的影响下，确实实施过通过考试录用官吏的制度，故简单地说日本没有实施过科举是不符合实际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并没有出现科举的繁荣，科举选官制度也没有在日本长期延续。据延历二十一年 (802年)太政官奏文所见，从701年“大宝律令”公布，确立贡举制度后的100年间，比较受重视的秀才、明经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数十人而已。 另据《类聚符宣抄》记载，从庆云年间(704至707年)到承平年间（931至938年）这230多年中，经过方略试考试考取秀才者仅有65人。 1177年，大火烧毁了大学寮，这个为国家培养官僚、作为科举预备学校的专门机构自此不复存在，科举遂退出日本历史舞台。

二、日本的科举制何以未能延续？

科举制度为何没有在日本充分发展或延续下来？归根结底是由于贵族势力强大，致使日本缺乏实施科举的社会基础。在中国，科举制是在门阀世族制度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产生的，科举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世袭贵族垄断国家政权的局面，加速了门阀世族的没落并使其归于终结，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考试的阶梯入仕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可以说科举制是具有平等性的官吏选拔制度。

日本实施科举的时代，正处于贵族势力上升的时期。自大和时代起，日本就具有强大的贵族传统，贵族势力在7世纪中期的大化改新过程中受到了削弱，但并没有被消灭，仅仅是从结构上发生了分化，从规模上由大变小而已。实际上在大化改新后不久，贵族势力就重新开始集结，一批旧贵族消失了，又产生一批新贵族，并日益成为与皇室抗衡的力量。而律令国家的一些政策也对贵族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些政策中，作用最为明显的是天皇给贵族赐姓及“官位相当制”的制定。

所谓天皇赐姓，就是天皇对贵族颁赐各种不同的“姓”以表示其等级的高下，赐姓的根据是贵族的出身、世系，尤其是与皇室关系的远近。这种制度本来是大化改新前朝廷为维护氏族社会秩序而制定的，而大化改新后不久，到天武天皇时期就恢复赐姓，尽管标榜“唯序当年之劳，不本天降之绩”，实际上得姓者多是旧贵族，“姓”也就成为旧贵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取爵位、官职及经济利益的依据。

“官位相当制”是朝廷为了加强统治基础，对朝廷官员依据其功绩授予爵位，再据爵位定其官职的制度。 律令国家依据“凡位有贵贱，官有高下，阶贵则职高，位贱则任下”的原则，对何品位者任何官职都有明确的规定。 在从最高的“正一位”到最低的“少初位下”的多达30阶的官位当中，五位以上者被称作贵族（三位以上称“贵”，四位、五位称“通贵”）。他们垄断了朝廷的最高官职，只有正一位、从一位者才可担当太政大臣，担任左大臣、右大臣者必须是正二位、从二位。贵族在掌握国家政治大权的同时，也享有包括俸禄、封户封地、免除课役等经济特权。

这些制度加速了贵族势力的膨胀，直接决定了科举制的命运。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与贵族传统存在巨大冲突，因而难以在日本生根。

首先，参加贡举者为贵族、官僚子弟。根据律令的规定，只有大学与国学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而对大学与国学的入学者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制：“凡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子为之”，“国学生取郡司子弟为之”。一般百姓家庭的孩子连上学的资格都没有，根本谈不上作为“举人”、“贡人”参与国家的任官考试。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平民百姓进入仕途之路，也使日本科举的考生来源有别于中国。

其次，科举选官与荫位制直接冲突。荫位制即贵族后代可根据父亲的位阶得到相应的官位。 按照“选叙令”的规定，五位以上贵族都有荫位资格，三位以上贵族更可荫及孙辈，一位至五位的贵族之子可分别荫位从五位下至从八位下，一位至三位贵族之孙可荫位正六位上至正七位上。与唐代一品官之子只可叙正七品上相比，日本贵族的待遇要优厚得多。有了位，自然就有了相应的官职及与官位相应的物质利益。根据荫位制度，“五位以上子孙者，皆当年廿一，申送太政官，准荫配色”，可以轻而易举得到较高的官位，而且是“不论业成不，皆当申送”。相比之下，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取得最好成绩的秀才最高也不过叙正八位上，对于没有贵族家庭背景的下级官僚来说，从最低的少初位下晋升到从八位下，需要32年时间。 而贵族中最低的从五位下这一官位，是位子（六位以下八位以上低级官吏的嫡子）或无官无位的白丁出身者经过30年到50年也无法得到的。 曾有人将菅原道真（845至903年）作为日本科举选官的例子。菅原道真于870年在式部省的方略试中合格，并被叙正六位上，似乎这是科举选官的结果。实际上菅原道真在867年已经被叙正六位下，这是由于他的祖父菅原清公是从三位，按照律令，三位可荫及孙，降子一等的规定，菅原道真得正六位下是荫位的结果，而不是科举及第的结果。对于贵族子弟来说，不需任何努力就可获取官位，还有什么必要去寒窗苦读呢？所以当时的贵族子弟都不积极入大学寮学习。为此，平城天皇曾于大同元年（806年）敕令诸王及五位以上子孙满10岁者“皆入大学，分业教习”。由此可见，在贵族制度下，不入大学寮就不能任官的唯有东西史部子弟及六位以下的下级官僚子弟，他们即使经过刻苦学习，经过贡举考试取得好的成绩后被叙位（叙位年龄为25岁以上，晚于贵族子弟荫位年龄）、任官，也多是担任下级官职。有人统计，在奈良时代74年时间里，三位以上的公卿共有112人，其中卑姓贵族出身者只有7人。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科举制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当然，贵族子弟不热衷科举，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不爱学习，事实上当时许多贵族家庭非常注重教养和学问，因此在奈良、平安时代，贵族文化非常繁荣。

第三，官职家业化加深了贵族世袭化。日本素有“以族制立国”的传统。在大和时代，各个从事固定职业的氏姓集团既是社会基本单位，其首领――氏上也分别是朝廷和地方的官吏。大化改新后，律令国家将已经分化了的氏姓集团以“家”为单位纳入国家的统治机构，让其世袭地担任一定官职，“家”成为从事朝廷公务的机构，从而形成“官职家业化”的局面。前引《类聚符宣抄》宽平（889至898年）以后，只有“儒后儒孙，相承父祖之业”的记载说的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如贵族菅原氏，本是制造陶器的土师氏出身，因居住在大和国菅原伏见村而改称菅原氏，作为学者仕于朝廷，其中被后人尊为“学问神”的菅原道真官至右大臣，其子孙皆继承其衣钵，以学问、文章为家职侍奉朝廷。清原氏与中原氏几乎包揽了属于太政官少纳言局的大外记（即秘书局）一职，其中中原氏的“局务家”之家职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藤原氏更是官职家业化的典型代表，其始祖是大化改新的功臣中臣镰足，天智天皇按其居住地的名称（大和国高市郡藤原乡）赐其藤原姓。其次子藤原不比等继承其父遗志，致力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参与制定律令，逐渐发展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臣。到平安时代，藤原氏的势力更加强大，建立摄关政治体制，独揽朝政。有人统计，10世纪初期到12世纪末的总计395名公卿中，有265人是藤原氏出身者，占67%。 进入幕府时代以后，藤原氏出身者交替担任摄政关白之职，位列贵族中地位最高位的“五摄家”中。 律令国家的官职与官厅都由特定的贵族之家世袭包揽，科举制也就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中国的科举制结束了贵族的历史，而日本贵族势力的强大，使科举制随同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而归于终结。进入幕府时代以后，武家秉政，独揽权力，等级制度日益强化，直到近世社会形成士农工商不可逾越的身份制度。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既无通过科举公开、公正选官的必要，亦全无这种可能。从这一角度而言，说日本没有科举制度也并非全无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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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教师的工资是普通工人的10倍到20倍？

首先回答：是假的。

日本是纺锤型社会，收入比较均衡，收入差距小。

以35岁为例，普通工人月收入约为2-3万，大学教授月收入约为5-6万。差距也就2倍。

更何况普通老师？

顺便说一下，深圳的小学老师年收入已经30万了，应聘的老师来自北大清华海外名校的比比皆是。

你们在日本看到的优点，国内也很多。

你们在日本看到的缺点，国内也不少。

没有哪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3、高中毕业后可以直接出国留学吗？

除了在国内高考升入大学之外，出国留学也是条不错的选择出路。其实现在很多高中生在经济条件等等允许的情况下，都会做高考留学的两手准备的！

如果想要出国留学的话需要了解以下一些问题：

了解留学政策和成本

政策的导向作用对学生选择去什么国家留学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不少海外院校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奖学金、助学金等鼓励优秀学生前来留学。就留学成本来说，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在20-30万元左右，工薪家庭的学生可多考虑韩国、西班牙等一年费用在10万元以内的留学国家。

做好全方面的准备

出国留学可以弥补学生的高考遗憾，但很多已经在外留学的学生认为，在国外念书会比在国内要苦得多，留学需要有吃苦的准备。留学生初到国外，就会遇到语言沟通、学习方式、饮食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适，尤其语言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前期的适应会过得很辛苦。

结合未来制定规划

高考后出国留学可以为自身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学生在出国留学前结合未来发展做出理性的思考和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学生打算毕业后回国发展的，那么就要多结合国内的就业走向，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如果学生打算将来先留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那么大学期间就要寻找各种机会，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和实践经验。

还有目前疫情的状况，和每个国家这段时期的政策，都需要了解清楚！

希望我的回答有用！

4、用日语可以考研么？

当然可以！

考研日语一般分为3种。

第一种为公共日语，也是统考的、非专业日语，因为其考试代号为203，所以又称203日语；

第二种为日语专业的硕士所考的专业课；

第三种为英语专业考生所考科目，俗称二外日语。

很多人都以为只有英语一和英语二，其实很多高校都允许用日语（203）来考试。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方向）、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学硕）、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学硕）、山东大学、兰州大学等。

一般认为，日语203的难度介于英语一和英语二之间，一些英语不好或者从小就是学日语的考生，会选择用203来准备考研。事实上，日语和英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题目设置也有不少差别。例如203并没有小作文、新题型，而是传统的完形+阅读+翻译+作文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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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提前破译出珍珠港偷袭是真的吗？

军统和中统提前破译出珍珠港偷袭具有争议性，其细节主要来自中文媒体，而美国一直盛传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为了参战而故意放水，对于这种阴谋论，美国政府在1941年至1946年间，对这次袭击进行了9次正式调查，1995年进行了第10次调查，直到1995年4月的听证会才产生了《多恩报告》，但是多次的调查报告中，对如此重大细节却只字未提，明显不符合美国两党政治中为了获得选票而互相揭短的政治生态。因此这很可能是个美丽的错误。

（珍珠港俯瞰图）

中统的池步洲和军统的姜毅英被时人认为是提前破解珍珠港偷袭的最重大功臣。

池步洲原籍福建省闽清县，出身贫寒的他因成绩优异，在19岁时被保送到日本东京大学机电专业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池步洲的华人身份在日本相当敏感，他此时携日本妻子白滨英子回国。抵达南京时的池步洲成为了众多难民之一，淞沪会战爆发后，池步洲只能躲在华侨招待所躲避战火。而此时他遇到了老同学陈固亭，此时陈固亭已经在民国政府任职，他告诉池步洲，民国政府正在找精通日语的人去研究日军的密电码。

而池步洲学的是电气工程，与密电码的工作并不对口。但是当时国内并没有专业的密电码学校，都是处于摸索阶段，没有是否专业对口之分。陈固亭说若破解日军密电码，抵得上十万大军，也就是这句话打动了爱国华侨池步洲。于是在陈固亭的介绍下，池步洲来到中统负责破译密电的机电二股，此时他是机电二股唯一懂日语的特工。

但是在一年后，池步洲却辞职不干了。在此期间，机电二股不断地改组和搬家，一封日军电报都没有破解。此时国民政府的电台想邀请他作为对日宣传的日语广播编辑，他的妻子听到后也愿意前往电台工作，于是两人夫唱妇随，一人负责编译，一人负责广播。

（池步洲）

为了战时需求，时任国军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也开始着手破立密电的破译机构，可是日语破译人才寥寥无几，日军电报破译工作难以为继。因为1934年，日本海军从德国买下一部“恩尼格马”商用密码机，他们在此基础上，造出了自己的密码机“九七式欧文印字机”。接着，日本外务省又改进了“九七式欧文印字机”，把它发展成为日本整个外交系统广泛使用的战略级密码体制，这一体制被称为为“紫密”。

因德国的“恩尼格码”机和日本的“紫机”均使用欧文键盘传输其母语内容，尤其是紫机传输的实际是夹杂了英文、数字和片假名表音字符的电文，以及代码，而无中文字符，这就需要译码者同时对数学和对方语言有深度了解。而池步洲有日本的生活经历，对日语十分熟悉，而其在日本所学的学科注重数学逻辑能力，而且他也经过了中统的政审，也就成为了最适合的人选。

于是在何应钦的盛情邀请之下，池步洲又成为了密电码破译员。在大量接触了日军密电后，池步洲发现许多用两个英文字母代替的电码频率特别的高，比如像“MY,GI,HL”等等。池步洲隐约感觉到这些重复使用的词组很可能就是破译电码的关键。

而池步洲在抗战新闻中，对频率出现最多的伤亡数字，部队番号获得了灵感。他联想到之前的日军密电中出现的英文字母如果不是字和词，那极有可能是数字。于是他把之前出现频率最高的双字母代号做了梳理，刚好与十个阿拉伯数字的数量相一致。后来他经过统计研究，将这些词组与阿拉伯数字对应了起来，得出的词组正好是日军部队的番号。

但是这与池步洲能破译出日军偷袭珍珠港相联系起来就相当牵强。质疑者认为在抗战时期，无论是军统和中统，对日军的动向从未实现掌握过，但是一夕之间却能突然破获日军最高级机密的珍珠港偷袭事件，其信服度确实不高。而且在当时国内缺乏破译人才，也缺乏巨型破解机械和缴获日军的密码本，单凭池步洲一人的脑力记忆，很难实现质的突破。要知道，破译密电码的最主要的思想原则是用机器对抗机器，才能在繁杂的数学计算中找到可能，而机器的计算速度远高于人类，而且池步洲在短时间内，在没有数量庞大的破译人员的帮助下，其破译速度赶上机器的运算能力也是匪夷所思，况且他之前还是只有1年多破译工作经验的新手，这相当于现在用人脑去充当挖加密货币的矿机，其难度可想而知。

（日军改造后的恩格玛机）

而且即使是民国政府，也从未对池步洲破译珍珠港密电的事实予以承认过。根据民国政府军情局的说法，是由军统的女特工姜毅英破译的，她还因此而获得少将的军衔，成为国军第一位女少将。姜毅英是浙江江山人，与军统头子戴笠是老乡，因此备受其器重和照顾。而且姜毅英在情报工作中使用的江山方言对外地人来说相当于外语很难听懂，有利于隐蔽工作。

根据姜毅英的儿子倪守安的说法，当时在香港潜伏的姜毅英，在破译日军密电中，发现日军把密电码销毁的信息，而日军在重大军事行动时都会采取类似的做法，以增加对方在日军行动期间破译的难度。而且姜毅英还发现日军在东南亚部署的军舰数量与其掌握的数量相比变少了，于是姜毅英向戴笠汇报了日军有可能偷袭珍珠港的可能。于是戴笠便将其告诉了常凯申，再由此转告了美国总统罗斯福。

（姜毅英的儿子倪守安）

但是这明显有逻辑破绽，即使是真的，也只能算是蒙对了。根据日军最终确定实施珍珠港任务的电文时间为1941年12月2日上午10点30分，负责前线计划的南云忠一于当日日本时间下午5点30分才收到了“登上新高山1208”的最终行动暗语，而日本袭击珍珠港是12月7日清晨，相隔仅为5天的时间。

日本外务省在二战期间使用2位字母的代码量少较易破解，但陆军使用4位数字的代码，海军使用5位数字的代码，陆海军均在代码本中掺杂了数千无意义代码以增加破解难度。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陆军也被投入到军舰上，用作海军陆战队使用，因此偷袭珍珠港的日军所用的代码是更为复杂的陆海军代码。

而日军若如姜毅英所说在之前销毁了密电码，那她又是如何在之后短时期内，破译了日军重新启用的复杂新密电码。一般来说，军队的密电都会有几套不同的密电码，而破译方需要长时期地摸索，才有可能在几套甚至几十套随机使用的密电码中找到突破口。

（姜毅英）

而且若南云忠一没有收到最后的密电，那么日海军行动也可能只是虚晃一枪的军事演习。而且日本都会尽量避免在外交电文中透露军事行动，中美也并未从破解的外交电文中找到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明确指令。因此姜毅英很有可能是根据在搜集到的情报中找到关联度，从而推断出日军可能在珍珠港偷袭。但是这种推断对美国政府来说并不稀奇，美国有自己的情报单位，珍珠港所在的夏威夷距离美国本土很近，获取信息的方式比军统和中统要便捷得多，美国海军司令部每天都会收集到在推断基础上的猜测，已经习以为常了，毕竟在没有实锤情况下的捕风捉影谁都会。当狼来了喊多了，也就没人信了。

而且美国民众在战前反战的占比达到了90%以上，美国海军司令部一直认为，其他同盟国都在挑拨美日关系以拖美国卷入二战。换言之，美国也在防止反套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它只想在太平洋稳住日本，最好做到斗而不破。即使美国要对轴心国宣战，从后来美国先欧后亚的路线中，也不可能首先就故意露出破绽招惹日本，美军也被日军疯狂的长途奔袭给震惊了。

（珍珠港事件中日海军的行进路线）

即使是盛传的阴谋论，也不可能在珍珠港放水，这很有可能因为把握不好而引狼入室。要知道如果日军在摧毁珍珠港之后，可以获得当地的军火补给，继续进入美国本土而扩大战果。而南云忠一由于在袭击中并未发现美国航母，其担心停留时间过长会有埋伏，而且他觉得美军舰队经此一战后，至少6个月才能恢复，日军可以在此期间肆无顾忌地在太平洋为所欲为。这正是南云忠一在关键时刻认怂以及盲目乐观而让美国躲过一劫。

综上所述，军统和中统提前破译珍珠港偷袭的可能性不大，只能说这是在合理推断上的怀疑，这种准确度就如同儿戏不能作准。但是这并不妨碍戴笠在此事上进行邀功，此后戴笠以军统曾向美方提供过破解的日军将偷袭珍珠港信息为由，成功取得了军统与美国海军部情报署联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尽管这被有心之人利用成为加官进爵的途径，但我们也只能以温情的敬意，肯定任何在反法西斯战争为此付出的努力，活跃在一线的情报员，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