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专升本考试大纲(宋朝怎么灭亡的)
金华专升本考试大纲，宋朝怎么灭亡的？
宋王朝自宋太祖赵匡赢960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创建以来，至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8岁的赵昺（bǐng）被大臣陆秀夫背负跳海为止，先后共分北宋与南宋两个朝代、有18位皇帝在位，历经了319年统治后，被蒙古大元帝国所灭除。 1275年，南下的元军攻克南宋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年仅5岁的小皇帝宋恭宗与祖母——75岁的谢太后，以及恭宗31岁的妈妈全太后这三个统治者，相继被元军俘虏。二王（赵昰（shì）、赵昺（bǐng））被妈妈杨妃抱走，他们在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忠臣的护送下，逃到温州。 赵昺，即宋怀宗、恭哀皇帝，是南宋第九位皇帝，也是宋朝最后一位皇帝，史称宋帝昺、宋少帝、宋幼主或宋祥兴帝。 他曾先后被封为信王、广王、卫王。临安危急时，他与母亲杨淑妃在江万载、陆秀夫等暗中保护下，偷偷潜出城外。先逃至婺（wù）州（今浙江金华），辗转到温州、福州，再到泉州(今福建省泉州市)。宋端宗赵昰病死后。赵昺被陆秀夫，张世杰、江万载之子江钲（zhēng）拥立为帝，5月，改年号为“祥兴”，6月，迁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南)。 与此同时，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在五坡岭(广东海丰)被元军统帅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所俘，其统领的督军府从此瓦解。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正月，叛宋降元的张弘范，率水陆两路大军直趋崖山。崖山背山面海，地势险要，张世杰下令焚烧岛上行宫军屋，人马全部登船，然后依山面海，将1千多条战船排成长蛇阵，用绳束连接在一起，船的四周筑起城楼，船上涂上一层厚厚的湿泥，缚上一根根长木。将帝昺的座船安置在中间，诏示将士与舰船共存亡。 张弘范见宋军战船集结，行动不便，就先用小船装满柴草，浇上油，点火后乘风攻击宋水军。被宋军船上的湿泥阻止了火势蔓延，长木又顶住了火船，使元军的火攻归于失败。 张弘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封锁海口，阻断了宋军的水源。宋兵饥渴交加，处境日益艰难。张弘范派人劝降，被张世杰断然拒绝。2月6日，双方进行最后决战。张弘范分兵四路，发动猛攻，他指挥战船，箭如暴雨，各路元军一齐猛扑过来，从中午到傍晚，海战进行得异常激烈。
忽然间，张世杰见到一条宋船降下了旗帜，停止了抵抗，其他战船也随着降下旗帜，知道大势已去，急忙一面将精兵集中到中军，一面派出一只小船和十多名士兵去接帝昺来，准备突围。 帝昺这时正由左丞相陆秀夫守护着，待在一艘大船上。小船来接时，陆秀夫因见不是三年多来一直由江万载、江钲父子所带的护随亲兵，真假难以分辨，担心帝昺落入敌手，所以坚决拒绝。 陆秀夫知道君臣都难以脱身了，就连忙登上自己的座船，先仗剑驱使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他也换上朝服，回到大船，礼拜帝昺，哭着说：“陛下，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理应为国殉身。德祐皇帝(恭帝)当年被掳北上，已经使国家遭受了极大的耻辱，今日陛下万万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帝昺则吓得直哭作一团。陆秀夫说完，将国玺系在腰间，背起8岁的帝昺奋身跃入大海，以身殉国。滔滔海浪顷刻间将君臣二人淹没得无影无踪，杨太妃也随之跳海殉国。其他船上的大臣，宫眷，将士听到这个噩耗，顿时哭声震天，几万人纷纷投海殉国。 张世杰率领水军余部突围出来后，他们来到海陵山脚下。不久，有人带来陆秀夫背负帝昺共同殉国的噩耗，张世杰悲痛不已。此时，飓风袭来，部下劝他上岸暂避，张世杰俯视着在风粮中飘摇的宋军残船，拒绝暂避。他绝望地说道：“我为赵氏也算竭力了，一君身亡，复立一君，如今又亡，我在崖山没有殉身，是望元军退后，再立新君。现在，国事发展到今天这等地步，已然无可挽回，真乃天意也。”说完堕身入海。至此，南宋灭亡。
中医大师多数是自学成才？
因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水平总体上还没有达到可以产生标准化操作技术的状态。首先在诊察技术上，望、闻、问、切四诊方法在中医体系里并没有产生出可以不以人的个体主观认知水平为基础的诊察技术体系，就以脉诊这种比较体系化的诊察技术为基础的切法来说根本离不开个体的主观认知水平，这种方法很难言传身教，只能靠学者通过实践来体会。因为二十八脉也不是以数量为基础的测量体系，它实际是上通过模型比对法來切脉诊断的。二十八脉就是二十八个脉的标准模型，而这个模型也是基于一些形象的描述或比拟而建立的，没有固定的数量概念，也没有基于人体的统一标准。这个标准完全是医者基于临床实践自我建立起来的，难以传授。一个医生没有很好的悟性或者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本无法建立起来一个有临床效果的切脉方法。其它三诊也差不多。其二、中医虽然建立了以阴阳五行和五运六气的气机理论为基础并以辩证论治为原则的诊断病机的方法体系，但由于考虑的要素组合相对较多，不仅难以理解，而且要不断实践，才能灵活运用。这个也难以传授。其三、中医的组方定量看似简单，但药材众多，药性千差万别，且要因人而异，没有极高的天赋或大量的实践，很难做到药到病除。其四、中医的针灸更是神奇，365个穴位各有功效，定位也要因人而已，也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掌握。扎针的力道那就是艺术，非神力难以为之。其五、中医经典典籍如《黄帝内经》和《伤寒论》等都是汉代就成书了，那个时代的文字记录是在木简或竹简刻字这种费时费力的方法进行的，客观上要求用字极其简约，导致留下来的文字今天理解起来很费劲。这种典籍在流传过程中有多有缺失和错误 导致经典典籍十分难懂，也阻碍了传教。这样的中医学问若不是天才，有几个能精通？几个愿意去学？因此中医不像西医一样被大规模地传授也就不足为奇了！像西医一样大批量培养医生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中医要发展，首要课题就是诊察技术必须突破。再就是中医经典需要高水平转化为现代文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代中医理论体系。让它走进日常百姓的生活中，更多地成为常识。唯有如此，中医才能持续发展。
你是否会提前两三天做好旅游攻略？
Hello大家好，这里是全哥小平头。外出旅游，我认为提前两三天才做准备时间是完全足够的。
我基本上一年会有两次长途旅行，然后时不时会临时安排一些临时的，短期旅途。对于我来说的话，前期准备是必须要有的，但是每个人的准备程度不一样，有些人会详细到像旅行团一样，哪天去些景点？哪天要去干什么？然后做好当地深度游玩的攻略。
对于我来说基本上就比较随性。就例如我去年去了一趟长沙，就只是搜寻了长沙的几大景点，然后必吃的小吃而已。对于我来说，比我比较喜欢历史和人文这方面所以基本上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会安排到博物馆，然后就以博物馆为基础，随便在周围走走。你能遇到一些不在计划内的未知和神秘的事情。这对一个旅游者来说，新鲜的的事物是很吸引人的，而且还能保持旅游的热情。
不在行程的偶遇地点
能够给你不断带来惊喜
这些东西都不是在我的行程上的
走着走着就偶然去到咯
旅游本就该无忧无虑
但是无论怎样旅行前的计划是一定要做好准备的。例如说要带什么物品，要购买什么样的车票 注意一下景区和所购买车票的时间和警告信息，以防过去的时候有什么差错。
我的建议就是像写作文和脚本一样，先列一个大纲。比如说，一部分是要带的东西，一部分是必须要去的景点和必吃的东西，然后订好往返票和住宿，就可以去旅游了！
在旅游的途中就是要随便一点，旅游是去玩的，不要给自己把旅游的行程定得那么死。在旅途中，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每个人不同的喜好和风格的，当你去多，其实你发现只要有一个地点有一个住的地方，有一个往返车票。说走就走，不是问题，因为你已经知道该怎么玩，该怎么样去旅游了。
希望我的解答能帮助到大家！可以的话点一波关注，一起来分享美好生活吧！！！
浙江金华初中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教材？
语文、数学、英语、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均为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科学是浙教版，浙江教育出版社
人教版指的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版本。比如我国中小学教育辅导报刊中，《语文报》、《中学生学习报》、《学苑新报》等均有着不同版本的教辅报纸，诸如人教大纲版、人教新课标版等。这两个版本名称均是配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的报纸，是新课改前后的版本名称。
希望能帮助你。
晚清为什么能够横空出世一个左宗棠？
众所周知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屈辱岁月，然而就是这段屈辱岁月中也曾出现过一抹亮色：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在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当时已70岁高龄的老将左宗棠毅然抬棺出征，从而成功保住了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左宗棠的功绩与才能不仅得到了国人的认可，也同样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在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1000年内40位智慧名人中左宗棠就榜上有名。
在屈辱的晚清历史中为什么能横空出世一个左宗棠呢？我们现在有一部分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把国家发展完全归因于政府因素的误区。其实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自我运行规律的：人民群众自发的活动才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用一位伟人的话说”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事实上我们中华民族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缺乏仁人志士：中国的近代史的确是一段落后挨打的屈辱史，然而那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命运而奋斗的时代。
屈辱的晚清时代能出现左宗棠这抹亮色看似是突然横空出世，然而左宗棠的成功绝不是上天的恩赐——即使如左宗棠者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左宗棠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可能只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样板人物，然而在当年左宗棠也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左宗棠并不是生来就命中注定会成为民族英雄的，他的成功背后其实有着一段心路成长历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曾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回顾左宗棠的一生不难发现：每当关键时刻他总是能屡屡得到贵人相助。
左宗棠的家族在南宋时期从江西迁居湖南后世代居住在湖南长沙府湘阴东乡左家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公元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就出生在这里。左宗棠在4岁时开始随祖父读书。左宗棠5岁时随祖父和父亲迁到长沙贡院东街的左氏祠堂。左宗棠的父亲在这里开馆授徒，从此左宗棠兄弟三人就和父亲的弟子们一起学习。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一辈子都没能考取功名，所以一直对此引以为憾的左观澜相当重视三个儿子的教育。左宗棠的两个哥哥先后考中秀才。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左宗棠随父亲左观澜到省城长沙读书。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进京参加朝考名列二等，回乡后被选为湖南新化县训导。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年仅15岁的左宗棠就以长沙府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举人，然而不久之后左宗棠的母亲去世。左宗棠在悲痛之余只得回乡丁忧：丁忧期间的左宗棠广泛涉猎大量经世致用之书。当时的读书人普遍专注于科举考试要用的八股文章，然而左宗棠读书却读得很杂。
晚年的左宗棠回忆往事时曾提及当初看过的三部对自己后半生影响最大的著作：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魏源的《圣武记》。《读史方舆纪要》是记述中国历史地理的笔记；《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介绍中国分省地理学的著作；《圣武记》是将清代初期军事扩张史实与中国地缘安全形势相结合的著作。左宗棠喜欢这些著作中对山川险要和战守机宜的讲述。这些历史地理著作有助于培养左宗棠的战略思维，这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读书人普遍醉心于功名，所以对这些科举不考的书根本没兴趣。据左宗棠回忆称：“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则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对这些嘲笑不以为意的左宗棠依然还是我行我素。魏源的《圣武记》在1844年才出版。当时的资讯传播速度可没我们今天这么快，加之又是一本科举不考的书，所以《圣武记》当时在社会上的流传范围相当狭窄。可就是这么一部冷门的书就被左宗棠大加赞赏。魏源一度成为当时左宗棠心目中的偶像。
不过对早期的左宗棠影响最大的还不是魏源，而是曾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当时贺长龄与江苏巡抚陶澍（湖南安化人）共事，而魏源则受陶澍之托与贺长龄一起编纂《皇朝经世文编》：魏源、贺长龄、陶澍等人都是当时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干家。1830年贺长龄回到长沙老家为母亲守孝丁忧。左宗棠听说这个主张经世致用的老乡回来后就常跑到贺家去借书。贺长龄和魏源一样也是一个注重实干的人，所以他一看左宗棠在自己家借的这些书也对这个年轻人开始感兴趣了。
一来二去交流下来之后贺长龄和左宗棠就成为了忘年交。贺长龄曾劝左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存远大，万勿苟且小就，限制了自己的前途”。道光十一年（1831年）左宗棠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时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正是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对自己这位弟子评价道：“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诱之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贴括”。如果说在此之前左宗棠与顾祖禹、顾炎武、魏源等人是通过作品神交，那么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就是在现实中最早提携左宗棠的人。
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可是官至总督巡抚的高官。左宗棠能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自然会被别人高看一眼。年少中举、结识高官这样的经历使当时的左宗棠看起来似乎前途一片光明，然而谁也没想到左宗棠却在之后的连续三次会试中屡屡落第。左宗棠在府试中考取的举人功名还不足以使他跻身官场，要当官还必须在会试中考取进士身份才行。昔日年仅15岁的左宗棠就因为在府试中取得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而被誉为神童，然而就在作为迈入官场最后一步的会试中他却屡屡受挫。
其实左宗棠在会试中的屡屡落败并不令人意外：左宗棠确实是才华横溢之人，然而他的才能更多集中于历史、地理、军事、经济等实干事务方面，至于科举所考的八股文章反而并不见得是他的强项。其实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时成绩本来过关了，可发榜前主考官发现湖南方面上榜的人已大大超过名额，而湖北方面上榜的人却还不够，所以就把左宗棠的试卷撤下之后改录湖北一人。从此以后左宗棠就放弃了科举之路，不过他的抱负并没随着科举的失利而丧失。
左宗棠一直认为：“读书最为要紧。所贵读书者乃为能明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举一路。如果品端优之君子不得科举亦尊贵”。别人读书是为升官发财求功名，而他左宗棠读书是为了求知识。左宗棠并不认为科举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当然他也并不排斥科举，否则他也不会去参考了。左宗棠科举失意后就回乡务农教书：这时的他有几十亩地，还管理着一个书院。按说左宗棠靠这些资源要维持生计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他并没放弃报国建功的理想。
左宗棠回乡后自号“湘上农人”，对外以诸葛亮自比。尽管左宗棠自己并没放弃理想，不过在外人眼中这段时期的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就是在这段所谓的低谷时期左宗棠又遇到了一位贵人：时任两江总督陶澍为自己的儿子上门提亲要娶左宗棠的女儿。陶澍是朝廷的一品大员，左宗棠是一个在乡务农教书的落榜举人。这样的身份落差在外人看来显然是门不当户不对，甚至就连陶澍的母亲也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然而陶澍坚持和左宗棠结为了儿女亲家。
和陶澍结亲不仅使外人对左宗棠高看一眼，而且也帮左宗棠拓宽了人脉圈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时期的著名人物或多或少都曾受过陶澍的提拔，所以左宗棠和陶澍结亲之后实际上也就和这些人产生了交集。陶澍和左宗棠定的是娃娃亲：当时陶澍的儿子和左宗棠的女儿都是小孩。陶澍不仅为儿子选择了左家的女儿，而且还聘请左宗棠教儿子陶桄读书。陶澍去世后左宗棠为报答提拔知遇之恩一直悉心教导照料既是学生、又是女婿的陶桄。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担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想请左宗棠出山辅佐自己，结果左宗棠为照料陶桄就婉拒了林则徐的请求。1850年1月（阴历仍为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返乡时路过长沙就特意约左宗棠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见面。两人在这次会见中畅谈古今形势、品评历代人物：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为官时所了解的当地情况以及英、俄等对中国新疆领土的野心悉数告知左宗棠。当时林则徐留下一句话：“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然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后来林则徐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时称赞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绝世奇才”。然而当时已年近四十的左宗棠却认为自己不大可能会有姜太公遇周文王的机会了。可就在这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这时湖南巡抚张亮基迫切需要启用人才抵抗太平军。在这种形势下左宗棠以师爷的身份出山辅佐张亮基。正是在这段时间左宗棠真正学会了如何打仗。张亮基在左宗棠的辅佐下连打了好几个漂亮的胜仗。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曾国藩受命到长沙组织民兵。当时左宗棠作为湖南省巡抚张亮基的幕僚与曾国藩见过一面。
在这次会面中左宗棠的才智给曾国藩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与此同时左宗棠对曾国藩也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当时左宗棠曾说过：“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由此可见当时左宗棠是把曾国藩引为相见恨晚的知己。从咸丰四年四月起继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对左宗棠这个幕僚依然颇为倚重。才华横溢的左宗棠处理事务井井有条，所以骆秉章对这位幕僚很是信任。到后来骆秉章甚至直接把衙门的很多公文直接交给左宗棠处理。
左宗棠实际上是以幕僚身份参与了很多军政事务的决策。恰逢当时湖南永州的总兵樊燮被人举报。骆秉章就把樊燮传唤到巡抚衙门问讯。这天樊燮来面见巡抚骆秉章，骆秉章却让他直接去左宗棠的公馆听候发落。樊燮见了左宗棠作揖行礼，谁知左宗棠竟要他下跪请安。樊燮好歹是个三品武官，所以觉得自己怎么也不能跪一个幕僚师爷吧？樊燮的想法如果从朝廷体制来看也没错，然而当时长沙官府的大小官员见了左宗棠确实是要请安的。
这一是看在巡抚大人的面子上，二是大家对左宗棠的才能也是由衷佩服的。在永州为官的樊燮不知道长沙官场还有这样的惯例，所以他当然不肯向左宗棠这个幕僚师爷下跪请安。正当两人争执不下时左宗棠骂了一句“滚出去”，然后直接把樊燮给轰出去了。对此怀恨在心的樊燮直接向咸丰皇帝写信指控左宗棠把持政务、欺凌官员。可想而知一个幕僚师爷居然能架空衙门政务、公然凌驾于朝廷命官之上这种事传到咸丰皇帝耳朵中时会是何等反应。
接到指控的咸丰皇帝立即下旨要求湖广总督官文彻查此事。咸丰皇帝表示：如果一旦查明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以立即就地正法。身为湖广总督的官文当时正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政见不和，所以左宗棠此时的处境可谓是危险万分。事发后骆秉章以及左宗棠的好友郭嵩焘、潘祖荫等人立即设法展开了营救左宗棠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也四处请人找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左宗棠解困。左宗棠脱困后曾国藩又保举左宗棠给自己当助手。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用在左宗棠身上还是比较贴切的：左宗棠在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成功吸引了咸丰皇帝的注意。左宗棠这样一个并无正式官职的幕僚师爷却能令当时已是朝廷大员的曾国藩、骆秉章、郭嵩焘、潘祖荫、胡林翼等人共同出面担保。当时潘祖荫甚至上奏声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对左宗棠产生兴趣的咸丰皇帝特意向参与营救左宗棠行动的郭嵩焘询问过左宗棠的详细情况，而郭嵩焘则趁机大力向皇帝推荐左宗棠。
当时咸丰皇帝问郭嵩焘是如何认识左宗棠的，郭嵩焘回答：“自小相识”。咸丰皇帝又问：“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嵩焘回答：“左宗棠才干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咸丰皇帝再问：“左宗棠多少岁？”郭嵩焘回答：“四十七岁”。咸丰皇帝接着说道：“再过几年就五十岁了。到时就精力衰微了。为何不趁这两年身体尚可时出来任事？”郭嵩焘回答：“臣也曾劝过。他只因性情刚烈不能随同，所以不敢出山。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湖南四路征剿以及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
咸丰皇帝又问：“听说他想参加会试？”郭嵩焘回答：“确有此语”。咸丰皇帝说道：“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如确有才，也须出来办事才好”。郭嵩焘赶紧接过话头说：“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之理”。这实际上就是在向皇帝推荐左宗棠。由此可见左宗棠能被朝廷委以重任一方面是因为同僚、同乡的鼎力推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朝廷正值用人之际的客观形势使然。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由左宗棠率领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举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864年3月左宗棠率部攻陷杭州后控制了浙江全境。左宗棠凭借这样的战功受封一等恪靖伯、官至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攻陷杭州之后制造了一艘小轮船，由此开始了中国建设近代化新式海军的历程。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上疏奏请开办船厂。当时左宗棠在奏折中写道：“国家建都于燕（北京），津（天津）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我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而无暇议及。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
由此可见这时的左宗棠已敏锐意识到建设新式海军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已意识到日本在未来会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在建设新式海军这一问题上左宗棠坚持认为不能靠买，而是要建立能自主生产的军工体系。左宗棠认为要建设新式海军不仅要办造船厂，还要办培养海军人才的学堂。清政府在左宗棠的倡议下在福州马尾设立了下辖军舰制造、海军和工程技术教育、舰队编练管理等职能的福州船政局。船政局除了开办铁厂和船厂之外还设立了培养近代海军人才的船政学堂。
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等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海军人才几乎都是由左宗棠倡议成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培养的。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1866年9月左宗棠赴陕甘平叛前推荐沈葆桢接替自己管理福州船政局。左宗棠用七年时间平定了西北地区的捻军和回民叛乱。左宗棠在平叛后又推动甘肃与陕西分闱乡试、分设学政，从而使甘肃考生免受赴陕乡试之苦。左宗棠还通过推行西北茶政改革促进当地战后经济的恢复发展。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地区回民叛乱的影响下新疆各地豪强趁机割据一方、各自为王。当时围绕喀什噶尔展开争夺的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相继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争取外援。1865年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入侵新疆。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又越过天山攻陷北疆的乌鲁木齐以及吐鲁番盆地等地。趁火打劫的沙皇俄国在1871年7月4日占领了伊犁地区，就在清政府准备出兵收复新疆之际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进犯台湾。
一时间中国的东南海疆和西北边防同时告警。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塞防和海防大讨论。左宗棠在这场大讨论中一针见血指出了新疆作为国家西部屏藩的战略意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1875年左宗棠根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南后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
与此同时筹运粮饷等后勤补给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当时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朝廷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开始为左宗棠筹备军饷的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然而当左宗棠收到这笔巨款后却痛哭流涕道：“其无耻也，臣之罪也”。这是因为左宗棠深知举借外债不仅需要承担高额的利息，而且还会令国家丧失主权。
可在当时举步维艰的财政体系下为了收复新疆、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如何将好不容易筹措到的粮草和军饷运到前线战士们的手中呢？经过慎重思考后左宗棠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分别设立北局和南局负责南北两路的粮草补给。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在战前进行的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为成功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既然前期的后勤补给工作已准备完毕，接下来就该动兵马了。
左宗棠在肃州集结起了以道员刘锦棠部、都统金顺部、提督张曜部为主的七万西征军，需要注意的是：这七万西征军并非全部参与了入疆作战，这一方面还是因为受制于粮草转运的困难，另一方面左宗棠还必须留足兵力应对英、俄两大列强的威胁。实际入疆与敌接战的是以刘锦堂部为先锋的三万精兵。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部在金顺部的配合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一路迫近到乌鲁木齐北面的重地古牧地（今米泉）。
在扫清敌方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于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并一举歼敌五千余人，次日收复乌鲁木齐，叛军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随后左宗棠命刘锦堂部驻守乌鲁木齐：一方面防止阿古柏军北犯；一方面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同时左宗棠又命金顺部挥军西进：一时间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北城之敌皆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进攻玛纳斯南城，然而一个多月后仍未能攻克玛纳斯南城。这时刘锦堂、伊犁将军荣全先后率部增援会攻该城，最终清军于11月6日攻克该城。
至此天山北路被阿古柏占领的地区已全部收复。由于此时正值冬季大雪封山之际，所以刘锦堂部就地筹措军粮并为来年进军南疆进行休整。清军休整期间英国作为阿古柏的幕后支持者试图阻挠清军前进：当时英国刚迫使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随即又表示愿出面调停清政府与阿古柏政权之间的冲突。英国试图迫使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为属国政权，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完整的公然侵犯。总理衙门则把英方的建议书转交左宗棠讨论。
左宗棠回复道：“英人若要为阿古柏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地与之亦可，何以索我膏腴之地以市恩？”俄国作为与英国在中亚角逐的老对手也在这时跳了出来。俄国人在这时施展了典型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鼓励阿古柏继续与左宗棠的平叛大军对抗，另一方面又利用阿古柏的窘境迫使其签订《俄阿边界条约》，从而将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划入俄国。俄国其实想的是在日后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阿古柏在英、俄两大列强的支持下调重兵在达坂城、吐鲁番设立了两道防线。
同时阿古柏自己则坐镇喀喇沙尔（今焉耆）做垂死挣扎。1877年4月14日收复了乌鲁木齐的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达坂城。与此同时张曜部自哈密西进，记名提督徐占彪部出击巴里坤。刘锦棠部于4月19日攻破达坂城，击毙和俘虏敌军3000余人，随即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主力部队则直捣托克逊。驻守在托克逊的阿古柏次子海古拉于4月下旬弃城西逃。这时张、徐两部也已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马人得率部投降。
至此清军在半个月内连克两道防线、歼敌万余。战争进行到5月下旬时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已取得收复新疆的决定性胜利，眼见大势已去的阿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其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死弟弟海古拉后在英国的扶持下于喀什噶尔（今喀什）称王。1877年4月14日左宗棠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长驱南进逼近敌军的大本营喀什。这时新疆各族农牧民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打击敌人：新疆地区各族民众纷纷为清军指引带路，主动配合清政府的军事部署。
在新疆当地各族农牧民的配合下清军的南进行动十分顺利。到了这年9月英国再次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立喀什噶尔为中国“保护国”的要求，在左宗棠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一向以对外软弱著称的清政府破天荒地拒绝了英国这一无理要求。到了这年10月份刘锦棠部以势如破竹之势驰骋两千余里，相继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至此盘踞在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阗（今和田）、喀什噶尔南疆西四城的敌军已成孤立之势。
12月中下旬刘锦棠部又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伯克·胡里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了阿古柏政权在新疆的最后据点和阗。尽管阿古柏政权已然覆灭，然而这时新疆全境并未完全收复。这是因为此时伊犁地区仍被沙皇俄国所占据。沙俄其实更希望清军和阿古柏叛军斗到两败俱伤。战争期间沙俄在清政府和阿古柏之间大搞两面派手法，从而得以通过1876年1月《俄阿边界条约》从阿古柏占领区获得大片土地。沙俄并不打算还回已到手的土地。
1878年1月2日和阗（和田）光复后乱军首领之一的白彦虎与阿古柏次子伯克·胡里逃入俄国境内。沙俄政府公然为这些人提供政治庇护。沙俄此举实际上就是要利用这些人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全。沙俄方面不仅拒绝将白彦虎等人引渡给清政府，还特许白彦虎的部队5年内不纳粮、20年内不抽丁。沙俄政府甚至时不时放他们过来抢掠边境。据《戡定新疆记》记载：（白彦虎部）抢粮饷、劫商旅、戕官弁、杀行客、掠台马，肆意骚扰。沙俄方面这么做其实就是不想归还伊犁地区。
当初沙俄出兵占领伊犁时曾假惺惺地表示：“这不是占领你们国土，只是不忍心看到这里如此混乱而已。等乱事平定之后我们再把伊犁归还你们”。其实沙俄的真实意图是指望清军和阿古柏叛军斗到两败俱伤。这样沙俄就能继续赖在伊犁地区，久而久之也就造成了既成事实。然而沙俄方面没料到左宗棠的平叛速度会有如此之快。按说左宗棠平定南疆的阿古柏叛军后沙俄就该把北疆的伊犁地区归还中国，然而对领土有着执念的沙俄又岂能甘心就这么把伊犁还给中国？
在此之前还没哪个国家能迫使沙俄把已到手的土地吐出来的。作为列强之一的沙皇俄国可不像阿古柏这样的割据势力一般好对付。显然仅靠以刘锦棠部为核心的入疆作战的军队是不足以驱逐俄军的，于是左宗棠一方面命入疆清军向伊犁靠近以对盘踞于此的俄军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留守在甘肃境内的西征军进行整编调动以备不时之需。事实上沙俄在占领伊犁之初就软硬兼施迫使清政府派出谈判的崇厚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
这份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向俄国赔款五百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中国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英国正与俄国围绕中国新疆、西藏以及邻近的中亚、波斯等地展开一场地缘大博弈，所以英国担心俄国在中国获得太多利益会使其在与自己的地缘博弈中占据优势。
时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敏锐发觉身边的英国人几乎都在抱怨中国对俄国让步太多。清政府面对这样一份令国内民怨沸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到底不敢认账，于是改派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曾纪泽赴俄后一方面援引国际法据理力争，一方面明确表示“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但倘若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一战“。曾纪泽确定了外松内紧的谈判原则：所谓外松是指在外在形式方面尽可能创造相对缓和的谈判局面，所谓内紧是指利用左宗棠刚取得的军事胜利的余威作为威慑与俄方据理力争。
左宗棠为配合曾纪泽的谈判工作而特意打造了一口黑漆棺材并将自己的驻地由肃州迁往哈密。左宗棠以此向外界展示了自己不惜一战的决心。当时俄国在土耳其问题上与英、法的矛盾分歧较大，国内也在1880年后出现了反对沙皇统治的运动，俄国的财政也无法负担和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在这种形势下沙俄最终决定与曾纪泽重新签订条约。中国因此得以成功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也废除了沙俄在松花江流域行船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左宗棠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劼刚（曾纪泽的字号）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条约签订后俄国仍得以占据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所以在本质上这仍是一次不平等条约。然而这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成功迫使列强把已吞并的中国土地又吐了出来，所以当条约公布时美、英、法等国的舆论均一片沸腾。
曾在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服务的美国人马士对左宗棠和曾纪泽评价道：“左宗棠用铁和血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用和平的方式收回了伊犁。从这次经验中帝国的大臣们吸取了教训。在一个距离双方同样远近的边界上这个国家已准备作战——正如他的对手也做好了准备。正因为有了准备才发现外交毕竟还是一个更好的武器，但外交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准备好有效地使用武力”。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曾于1877年（光绪三年）提议新疆设省。
战争胜利后左宗棠又于1878年（光绪四年）再度提议。1878年末左宗棠就新疆设省一事第三次上奏。 1880年（光绪六年）5月左宗棠提出了新疆建省的第一个具体方案：拟设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苏，伊犁将军仍旧，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将全疆划分为五道，道以下各设府、厅、州通县。由于当时伊犁尚未收复，所以新疆设省一事被暂时搁置。
在此期间左宗棠通过设置过渡性机构“善后局”、改革伯克制和札萨克制等为新疆建省进行了筹备工作。1882年（光绪八年）沙俄交还伊犁后左宗棠第五次奏请新疆建省。时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制订了新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以下设府、厅、州、县。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甘肃新疆巡抚”、“甘肃新疆布政使”各一人。次日清政府正式批准了这一上奏。至此新疆正式改设为省。
新疆设省之时中国南方的藩属国越南正遭到法国的入侵。左宗棠认为法国一旦侵占越南后会以越南为跳板对中国边境构成威胁，所以他上奏朝廷分析利弊得失并请求赴边督军。朝廷同意了左宗棠的部分请求，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就没同意让他亲赴前线。中法马尾海战爆发后坚决主战的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1884年（光绪十年）12月左宗棠抵达福州后积极布防，还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1885年（光绪十一年）7月29日病重的左宗棠连上两道奏折。
左宗棠弥留之际对朝廷提出两大请求：一是专设海防大臣，二是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不久后清廷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也被正式设为一个行省。 1885年9月5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享年74岁的左宗棠在福州病故。 左宗棠临终之际口授遗折时先感激朝廷的知遇之恩，接着又说：“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9月27日（农历八月十九）左宗棠被追赠太傅、谥号“文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