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体(西汉时期用的是哪种文字啊)
古文字体，西汉时期用的是哪种文字啊？
西汉初年的通用字体是小篆，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前222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创制了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
汉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象形意味削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认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说北宋是篆书发展的小高峰？
谢谢您的邀请和提问。“北宋的篆书发展状况如何？为什么说是篆书的第三次小高潮”？真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理由，北宋出现篆书的小高潮了，而且前两次的“小高潮”又是怎么出现的？无法理解。
但是，北宋也确实有篆书书法家，而且在《宣和书谱-篆书》里，在唐宋两朝仅有的八位篆书书法家中，就记载了北宋的两位篆书书法家。
一位是宋英宗赵曙的第四子益端献王赵頵（1056----1088），还有一位是半隐半仕的福建人章友直（1006----1062）他们差不多是两代人，但是，这位赵頵是个君子王爷，喜欢书法绘画，篆书和隶书都不错。而章友直也是很有才华的学者。
北宋章友直的篆书但是你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篆书在北宋就是一个“小高潮”，而且还是第三次。这是与唐代以后文字统一为楷书、行书和草书主流书法无法同日而语的。
虽然，篆书不可能绝灭，但是，一点高潮的气氛也没有，这是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千里马在此就谈谈“篆书”和北宋篆书问题。
首先，篆书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小高潮”，也没有什么“高潮”。
从历史大背景来说，中国的书法历史和文字历史不是同步的历史，这一点，我们应该是清楚的。不是有了文字史，就有了书法史了。
北宋庆历四年苏唐卿书《祖无择三言诗》篆书，笔法大篆，类《石鼓文》，开《石鼓文》书法先河*文字历史远比书法历史要长一些。所以，秦始皇统一汉字以后，也不能说中国的书法历史就统一了，更不能说，中国的篆书高潮就到来了。
中国书法史上的文字历史和书法历史往往是混淆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对书法和文字往往混为一谈。
篆书的历史很长，至少要从周代算起，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甲骨文的学习和研究，所以，古代是不存在甲骨文书法的，也不存在金文书法的。
真正的篆书书法是从“小篆”开始的。第一，小篆第一次确立了国家统一的标准，第二，小篆维持了古文字的源头地位和权威代表。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篆书从汉代到清代，以至于今天，篆书的主流都是“小篆”而不是大篆，却没有出现篆书的高潮呢？
这是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也用小篆统一了六国文字，汉代又继承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制度。所以，从汉代开始，中国真正的标准字，就是以小篆为基础的。后来，东汉许慎的伟大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由于以小篆为主，不但是中国最早的字典，更是巩固了小篆的书法地位。
宋常杓《宋人词册页》墨迹，书法吸收了金文笔意，是宋代篆书少见的篆书作品。但是，我们都知道，小篆也好大篆也好，篆书在现实上就已经被战国晚期已经流行的隶书给掩盖了。
从东汉到隋代，中国的书法文字一直在演变，最终从唐代就形成今天的楷书、行书、草书这样一个书法体系。唐代以前的隶书、篆书完全退出了书法实用领域。
尽管如此，小篆的地位没有任何动摇，而且依然是基础文字学，是汉字必要的基础学科。
但是，这不代表篆书具有实用的书法地位，而是因为小篆是国学“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读书都要依据《说文解字》学习篆书，才能更好地理解儒家经典。因此，篆书也仍然在一定的范围在使用。
由于汉代的“小学”以文字训诂为主 ,至两晋南北朝又增加了音韵 ,至隋唐又增加了金石学和探讨 书法笔法与笔势的书法书品 ,再到宋代研究金石碑刻的金石学作品，所以，篆书也被列入“小学”的范围，尤其是文人雅士喜欢古色古香的篆书。
宋代篆书《宋故德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这就是为什么篆书在东汉已经不使用了，却还有人会写篆书，因为，在“小学”阶段，你是要学习篆书的，这是汉代以来国学体系的传统。
那么，汉代有没有篆书的“高潮”？由于历史上没有给我们留下对篆书书法家的更多记载，所以，我们也难以认为，汉代有什么小篆书法的高潮。
现在东汉的《袁安碑》就是汉代篆书的代表作品之一吧。
我们从《袁安碑》来看，汉代以后的篆书，基本上没有超出“小篆”这个范围。比如说唐代李阳冰的篆书，宋代章友直的篆书，因为，他们都是在小篆这个体制以内，这种篆书学习范围，与清代和现代的金石学完全不是一回事。
篆书的地位，我们还可以从《宣和画谱》中一窥端倪。北宋宣和年（1119 - 1125）间编写的《宣和书谱-篆书》里，记录的篆书书法家仅李阳冰、卫包、唐元度、释元雅、益端献王、徐铉、章友直八人。
宋代《宋故德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其中宋代只有三人。其中徐铉还是南塘人。可见篆书在宋代的地位，已经非常寂寞了。
隶书的地位更惨，《宣和书谱》只记录了唐代书法家韩择木一人。
那么，篆书在北宋是一个什么地位，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事实上，从汉代开始，篆书已经隐藏在隶书的背后了。每一个朝代，篆书的地位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唐代是这样，宋代也是这样。
北宋庆历四年苏唐卿书《祖无择三言诗》篆书所以，尽管《宣和书谱》只记载了两个篆书书法家，但是，这一点也不意外。历朝历代的篆书书法家，都是少数。
北宋早期有一位高僧堪称篆书书家。他就是湖南衡州人高僧梦英，师号宣义。梦英精通《华严经》，工书法，当时，对梦英善书法，评价很高，有人认为：智永以后有阳冰，阳冰以后而梦英作。
而梦英的书法也确实不错。
据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记：梦英“与郭忠恕同时习篆，皆宗李阳冰”。
郭忠恕是北宋初的大画家，郭忠恕 (？-977)五代末期至宋代初期的画家，他也是一位擅长篆书的书法家。
梦英《篆书千字文并序》如果梦英与郭忠恕同学，那么，梦英也应该是宋初时代的人了。
明代书法家杨士奇云：“梦英楷法一本柳诚悬，然骨气意度皆习弱，不能及也。”
王世贞评价说：“英篆笔亦自整劲，正书出信本《皇甫君碑》，骨稍露耳。”
明赵涵：《石墨镌华》谓，“英公正书第一，篆次之，分隶又次之。
以上对梦英的评价毫不为过，现在，据西安碑林收藏，梦英的篆书和楷书都有，例如《篆书千字文并序》宋乾德三年（965年）刻、《梦英十八体篆书》乾德五年（967年）刻、《宋梦英夫子庙堂碑》，又称《扶风夫子庙堂记》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刻、《华严法界观残碑》等八种书法碑刻流传于世。
梦英书法碑刻《华严法界观残碑》可是如此有名的书法家却没有登上《宣和书谱》 的名录。
除了北宋早期的高僧是梦英，北宋宋仁宗时代的隐士章友直（1006----1062）也是一位善于篆书的书法家
章友直生于景德（1006）三年，是一位有很高造诣的书法家，他的篆书取法于唐五代诸贤如徐铉、李阳冰。
由于他的篆书很像徐铉的书法，有人误传他是徐铉的弟子。徐铉（916—991）在北宋生活了32年，是五代至北宋初年文学家、书法家。以校注《说文解字》闻名。曾代表李后主与赵匡胤谈统一的问题。
徐铉说，南塘与大宋如父子，儿子没有对不起老子的地方呀？赵匡胤说，既然知道是父子，父子怎么能分开？问得徐铉无言以对。
其实，徐铉去世时章友直还没有出生，所以，绝对不是徐铉的弟子。
北宋庆历四年苏唐卿书《祖无择三言诗》篆书，笔法大篆，类《石鼓文》，开《石鼓文》书法先河皇祐(1049----1053)年间，宋仁宗听朝中近臣奏闻，大赞章友直文章好，书法好，善作篆书，宋仁宗想召见他，一睹他真正的才华，但是，章友直称病不应召。
后来，太学准备树石刻五经碑，要用篆书，朝中多不善篆书，朝臣就推荐章友直，仁宗召其进京写经。这回章友直才奉诏从福建建安行经万里来到汴京，与杨南仲等人，共同完成了《石经》的篆书工作。
石经既成，摹拓者甚众，太学一时为塞。章友直为太学书写好石经后，仁宗欲授予他将作监主簿，就是建设部主管，他推辞不肯就。仁宗赐与银100两，绢100匹。
在写石经的这段时间里，章友直还有幸给内府收藏的唐代著名绘画作品《步辇图》用篆书写了题跋。《步辇图》是唐代绘画大师阎立本的作品。
章友直的篆书《篆隶两种千字文》现在我们从章友直的《篆隶两种千字文》可窥其篆书的风采。
这些字写的刚健挺拔，古朴消散，可以说非常有古意，也很有小篆的简练疏朗之美，形体比较方正。
章友直也善于绘画龟蛇，他最后并没有如愿回到家乡福建，而是卒于京师汴梁，这一年是嘉佑七年（1062），他活了57岁。
宋代的篆书，还流传一个常杓《宋人词册》墨迹。
常杓的这个篆书作品，有一定的特点，就是吸收了一些金文的笔意，这是唐代以来小篆书法中从来没有的
第一段是以小篆书苏轼词作《哨偏》。第二段是参合铜器铭文的笔意写的韩愈的散文《盘谷序》。
常杓的篆书，起笔和收笔都是露锋笔法，行笔用中锋。第三段小篆写《红白莲词》。书法有唐李阳冰笔意，圆劲而有古风。可见他师法是不拘一家的。
但是，总体上成就不算很高，能够在宋代用篆书，创作书法作品，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宋故德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通篇九百余字。全文用篆文书写，书者为北宋著名书法家陈晞，撰写者为北宋名臣熊本，而墓志志主则是北宋江西状元、文学家彭汝砺之母，因此这方墓志是集书法价值、文献价值于一身的精品。
《宋故德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篆书为铁线风格，有唐李阳冰遗风，是宋代很有功夫的一个小篆书法作品识篆习篆不错范本。
但是，宋代最好的，一个小篆书法作品，我认为是庆历三年（1044）苏唐卿所书的祖无择的《三言诗》。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庆历年（1041年----1048）宋仁宗赵祯诏令天下兴学，宋仁宗欲封孔子的后人为文宣公。祖无择奏曰：“前代已封孔子为宗圣、奉圣、崇圣、褒圣，唐开元年间，又尊孔子为文宣王，今再把其祖宗的谥号加封其后代，不合礼制。建议改称衍圣公。”他的意见后来被采纳。
祖无择在东海今连云港兴学。庆历四年，祖无择任海州知州，他在任期间在海州建学馆，安置生徒，较好地促进海州地区的文化发展。
《三言诗》就刻在海州。祖无择一生行无愧疚，他在《三言诗》中，充满自信地说“千百年，苍苔没，后有人，为吾拂”。这个《三言诗》篆书，就是由他的好朋友苏唐卿篆书的。
我们今天看这个书法作品，确实大大跳出了汉代以来的小篆为正宗的框架。应该说这是一件具有《石鼓文》笔法风格的书法。
在清代以前非常少见这样的篆书书法作品。
我们总结一下北宋的篆书书法，总的来说还是在唐代篆书的范围以内。
从应用和社会影响力来说，s篆书是非常有限的。这是与清代崇尚金石学，对篆书、隶书、魏碑兴起一股潮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当然，出现了像苏唐卿用大篆笔意写篆书，也是非常罕见的书法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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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样理解篆书的名称和含义的？
篆书是我国五种字体中出现和发展得最早的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习惯于将小篆和小篆以前的古文字统称为篆书，以致于成为我国古文字阶段的一个笼而统之的书体名称。考察上古书法史本身就很复杂，要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梳理清笼统的篆书概念和其所指，其难度可想而知，从篆书书体的立场上讲，严格意义上的篆书最多只能指大篆、小篆。在考古学繁荣的今天，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挖掘，大量的文字例证和实物的涌现，人们的意识里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就是将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籀文、简牍、帛书、兵符、盟书、书契、刻符全都归入篆书的范畴。当然，就书法史学的立场来讲，这无疑将书法的出现向前推进了一段，然而从篆书书体本身来考察，这样的认识却极不利于我们对篆书名称及其发生作严格意义上的阐释。基于此，我们有必要从篆书书体的本意出发，对其进行考察。
一、从古文字的立场看“篆书”的产生和含义。
给既定书体进行命名始于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又曰：“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佑书，即秦隶书。五曰谬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据此，可以看出，许慎所指的篆书，当是小篆。那么为什么要将此种书体命名为篆书呢？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又有哪些所指呢？我们不妨继续继续看许慎给我们的答复。
许慎《说文解字·竹部》：“”篆，引书也。”段玉裁注：“引书者，引笔而著于竹帛也。因之李斯所作曰篆书，而谓史籀所作曰大籀，既又谓篆书曰小篆。”王筠句读：“运笔谓之引。”《｜部》曰：“引而上行”，“引而不行”是也。按照段氏所释，应为因篆而书。将笔画拉长写在竹简或帛书上的字体。这与后来启功先生说的引为“划线”、“划道”颇有渊源。
关于“篆”字，古代文献中还有一种解释，所谓毂约，即古代车轮毂上的纹饰。《周礼·春官·巾车》：“服车……孤乘夏篆。”郑玄注“故书‘夏篆’作‘夏缘’。”郑司农云：“夏，赤也；缘，绿色。或曰：夏篆，篆读为圭瑑之瑑，夏篆，毂有约也。”玄谓：“夏篆，五采画毂约也。”孙诒让正义：“钱坫云：‘《说文·玉部》曰：‘缘，圭壁上起兆瑑也，今约毂有兆瑑，故读如瑑。缘、瑑、篆通。’……《说文·车部》云：‘□，车约□也。《周礼》曰：孤乘夏□。’阮元云：‘□与篆声相近，盖贾、许所读本如是，训为车约，与两郑义合。’黄以周云：‘《说文》之□，乃篆之异文，篆，□音义相同’。”又《考工记·轮人》：“容毂必直，陈篆必正。”郑玄注：“篆，毂约也”。
《词源》一书中对“篆”注的解释也比较详细。如：
《周礼·考工记·凫氏》释为“种带谓之篆”其大意可以是指钟的四周的装饰图案，称为“篆”。
《周礼·宗伯》中有：“孤卿夏篆”。郑玄注云：“五采画毂约也。”
这两种释文相近，均指出了“篆”的功能，即作为装饰美化的图案。
《词源》中对“篆”的注释为：
“篆”与“瑑”，“椽”，“缘”等为同组同缘，它们在音、义、形上均较为相近。
“□”：本是指在精美的玉器上雕饰的凸纹。
“椽”：指椽子，指木制结构房屋顶上放在檩上支架着屋顶的图形或方形木条。
“缘”边缘，是指衣服四周边上的装饰。
这些同组同源的以“篆”声符的字，在其本意的基础上均可引申为精美，圆，长等意。从这些字的引申意看古人对“篆”的界定，无疑是对线条圆转流畅，结体秀美狭长，颇具装饰美感的小篆的最佳指称。
这是从古文字学的立场上作的分析，如果从当时书法的发展上来分析，则更有利于我们把握篆书的内涵。
二、从西周早期“篆引”意识的产生看篆书的产生和含义。
“篆引”就像“隶变”一样，是文字发展中的特殊现象，文字的发展引有这些特殊现象而变得丰富有趣，耐人寻味。篆引的形成可以上溯到商末周初的金文书法中，在这一时期的金文书法中“篆引”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系统而深刻地阐释的是当代书家从文俊先生，尤其是在《中国书法史·先秦》部分中的阐释，非常精到。
前面我们已列举了许多学者和文字学家对“篆”字的注释，此处我们还要做一些征引，裘锡圭先生在对“篆”字的释义中，疑其当读为“瑑”字，本于《汉书·董仲舒传》颜注：“雕刻之文”之义，认为隶书不能用作正式场合，难登大雅之堂，而篆文可以铭刻金石，故以 “瑑”字命名。《考工记·玉人》云：“瑑圭璋八寸，”郑注：“缘，文饰也。”如前所述，是谓“瑑，篆”义同，此处瑑为本字，篆为假借，因为秦以前并无此字，上引文献均为汉代传抄时汉作。在丛文俊先生看来，以“篆引”作专有名词用以解释“古文字象形符号系统之内各种书体的式样特征，风格美感，彼此间的联系及发展变化等”是非常有价值的并对此展开了精彩的阐述。因本文不是专释“篆引”的，又此处有丛文俊先生宏论，于此既不敢多言，似也没有多言之必要，故简略征用丛文俊先生的有些论证和阐释以为我用。
据丛文俊先生研究，“篆引”的发展可以分为孕育（即丛文俊先生所讲的“前期形态”），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篆书在这种变化下使得其自身的特点逐渐彰显并确定。篆书的初步形成即篆引的孕育阶段应在商末周初的金文书法中，这种变化是微妙的。我们知道，商和周两代在文化背景是有着不同偏重的，两者比较，后者更注意礼仪秩序的建立，故而在周代商后，社会体制、经济和文化都不可能完全依托于商代所有，尽管，在我们看来对于书法艺术的主题意识在此时还不曾被激起，但其对于商代遗迹中的文字形态的选择是完全可以主动取舍。在众多的商代书法（文字）形态中，周人选择了《叔德簋》一路书风特点的形态，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修饰中，形成了一种书写规范文字的成熟书法，从西周早期开始，逐渐明晰并走向规范，这应该看似是礼乐秩序在书法（文字）文化上的规定。从所存金文来看，“篆引”正在这种文化的规定中得到推广和发扬，“篆引”的发展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发现期，可以从《刚劫卣》到《叔德簋》再到《大保簋》三件作品的形态分析上明显感到“篆引”在其间衍化；第二个时期为推衍期：书法线条日趋精劲，粗细大体匀一，结体也工整端庄，线条圆曲，不留锋芒。如《召卣》盖铭等作品。西周中期的作品则体现着“篆引”的成熟，这种成熟“具有双重涵义：一是经过推衍、提纯，使式样基本定型；二是在较大的区域之内，形成统一的规范和风尚”，这种成熟期应该到西周中期以后，“篆引”作为一种书写表现的方法逐渐成为“主流风尚”，精品也随之不断的出现，而且从笔法到线条到结构都变得更加丰富了，如《墙盘》、《录伯□簋》等均为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我们认为到此时为止，由于“篆引”的广泛采用，篆书的特点也就明晰了，此时产生的大篆也已经能够充分解释“篆”之本意了。只是相对于小篆要朴拙一些。这是我们从书法这种风格发展上作的考察，准确的讲，是对篆书特点形成的分析，亦即是说篆书实际产生的大致的大致时间只不过此时的文献中并未将此命名为“篆书”，不以“篆”意名之实具“篆”字之本也。
三、历代文献中含混、复杂的“篆书”及其指称
篆书的概念，似始于寝代，为汉人文献中所著录，在上古时期书体概念是没有的，文字和上古书法的分类都依于字体立场。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自尔秦书的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在这里第一次性的提出大篆、小篆的概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间小篆的意义则应该是本于字体本意的，另外，对于“篆书”的有关记载和阐释亦有几种看法。
第一是“小篆”的创造者，很多文献中谓李斯等几人创造，其实是有悖史实的。小篆是依秦国文字发展而来，从成熟期的金文、籀文中演变而来，是“篆引”装饰的极致，并非是几个人可以创造的，只能说在删定、规整、变革小篆的过程中贡献特出，这并不就意味着他们具有原创意识。
第二、即程邈所作当称为古隶，即我们在书法史上讲的草篆，如云梦睡虎地竹简中的一部分。
第三、许慎的“秦书八体”中，大篆、小篆、虫书、隶书应属字体和书体的范畴，而刻符、摹印、署书、殳书既是指不指字体也不是指书体，应当是字体或书体的应用和变体，相当于今天的美术字的意义。（幼圆体、细墨体、琥珀体等）
关于大篆的论述，古代文献中也较为普遍。如：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史籀十五篇”的著述，并自注其后云：“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是亡六篇矣。秦时称“史籀”为“大篆”，汉时称为“史籀”，并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始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作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卫恒《四体书势》说：“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也。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
这些文献的看法基本上相同，从现在看来，文献中记载的《史籀篇》早已亡佚失传，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许慎《说文解字》中系于篆书之下，又注明是籀文的220余字。
关于“籀文”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是说其书法形式上表现为《石鼓文》，这在古人对石鼓文和籀文的关系讨论中评说颇多。
李嗣真云：“史籀烟灭，陈仓藉甚”。
张怀瓘《书断》云：“籀文者周太史籀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叙（周）宣王文猎之作，今在陈仓县。”
窦臮《述书赋》：“篆则周史籀”。
窦蒙太历十年亦注云：“史籀，周宣王时史官，著大篆，教学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竭》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
以上之看法，亦有相同者，均认为周宣王史籀作《史籀篇》，并指《石鼓文》为籀文，又籀文，即大篆也。
总体来说，要考察篆书的名称与所指，是非常复杂，不仅在书迹碑刻中中没有可供参观的标准，亦没有定论的文献，然而，概念是如此的复杂、含混，范围如此之广的篆书，我们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以时代和字体的风格、材料载体来作名之是较为妥帖的，亦即是说，在了解篆书名称发生、由来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把篆书看作一个大篆说，将其分为“
商代文字：主要是指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少量金文。
西周春秋文字：主要指金文和盟书。
六国文字：主要煮金文、玺印、货币、古陶文、简牍、帛书文字。
秦系文字：主要指先秦《石鼓文》，秦刻石、记版、权量、简牍、帛书、砖铭、瓦当、印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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