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争3(中国古代都有哪些惨无人道的酷刑)
古代战争3，中国古代都有哪些惨无人道的酷刑？
剖腹可以说是古代惨无人道的酷刑之一，这种酷刑虽然没有被录入历朝的律法中，但在古代确实是一种经常被使用的酷刑，比其它的酷刑要惨无人道。
据说，商纣王是使用剖腹之刑的鼻祖，他曾对大臣比干进行剖腹挖心。同时为了观看孕妇肚中婴儿的性别，硬生生将胎儿从母体中取出。古代的暴君和杀人魔王都喜欢剖腹酷刑，主要是为了取乐和树立威严。
据史料记载，董卓生性残暴，他酷爱严刑，报复心理极强，人人对其敬而远之。董卓曾打着勤王的旗号率军攻入中原，在攻下阳城时，对城中的百姓进行了残杀。所有的死难者都是被剖开肚子，之后再焚烧。
南朝宋的第八位皇帝刘昱，是位有名的暴君。他杀人像抽大烟一样上了瘾，他觉得郁闷时杀个人就舒服多了。每次出行，刘昱的随从都要带着大棍，各种刑具也不离左右。随时随地让士兵杀人来取乐。
有一次，游击将军孙超与刘昱说话，刘昱被他嘴里的大蒜味熏得大发雷霆，当场就让人剖开孙超的肚子找大蒜。还有一次，刘昱在外遇见一孕妇，好奇肚中胎儿性别，便让人当场进行剖腹，来辨别胎儿性别。
南朝齐的东昏侯萧宝卷也与刘昱一样，喜欢剖开孕妇的肚子来观看胎儿。还有晋代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也热衷于这种事，她性情残忍且爱嫉妒。对待宫中的孕妇，她常常用戟投向孕妇的肚子，胎儿与戟会同时掉到地上。
小说中也常有一些剖人心肝祭奠死者的情节。《水浒传》中，武松把潘金莲剖腹后取出心肝祭奠哥哥武大郎，杨雄为了惩罚淫妻亲手开了她的膛，花荣取了刘高的心肝献给宋江，李逵把黄文炳剜出心肝为大哥报仇等等。
还有一些剖腹是为了表露忠心或证明自己清白。据史料记载，武则天时期，有人尽谗言说睿宗有谋反之意，武则天命来俊臣审问。睿宗身边的人都扛不住酷刑，只有名叫安金藏的人说，他愿剖开心表明皇嗣没有谋反。
安金藏说完，抽出短刀自剖肚子，掏出内脏，血流遍地，一会便晕死过去。武则天听说这件事，命宫中御医给他医治，将五脏放回，用桑白皮缝合伤口并敷上药，经过一夜安金藏才醒来，武则天感慨他对睿宗的忠心。
古代战争中，胜利的一方为了震慑敌人也常常用剖腹的刑罚来处死俘虏。在宋代，将敌方俘虏剖腹取心非常普遍。宋高宗赵构曾特意颁布旨意在军中禁止使用挖眼、剖心等刑罚，但直至元朝这种刑罚还存在。
综上，在古代像剖腹这样的惨无人道的酷刑还有很多，比如炮烙、沉水、活埋、钉颅等等，都是惨无人道的刑罚。
南京凭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摊开中国地图，如果忽略掉各种水系，你就会发现：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是连在一起的。在这偌大的平原北部，就是我国的首都北京，而平原的南部也有一个“首都”，那就是六朝古都南京。作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有什么地理优势呢？
军事地理优势诸葛亮曾说过一句话：“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形容南京地势雄伟险要。实际上，南京地形确实如此，它南临秦淮河，北靠舟山、鸡笼山、玄武湖，西北有长江天险，东北有钟山为屏，西边还有石头城。
这一系列山川河流，构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元末冯国用曾向朱元璋进言，形容此地为：“右环大江，左枕崇冈，三面据水，以山为郭，以江为池，地势险阻”。正因为如此，明朝才会定都于此地。
举个例子，清末太平军起义，他们占领南京后以雨花台为中心，在钟山、紫金山、秣陵关、江东桥等地，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湘军围攻南京时，惮于太平军依托地形建立的防线，一直不敢进攻。直到一年之后，太平军的粮道被完全断绝，湘军才发起总攻。
当时，南京城内的太平军不过万人，能打的不过三四千，而湘军却足足有5万余人。势力如此悬殊，太平军仍旧依靠地形优势，造成湘军阵亡万余人。（下图：南京克复金陵）
经济地理优势如果说南京只有易守难攻这一个地理优势，显然无法成为“六朝古都”，顶多是个要塞城市而已。实际上，南京还有更重要的经济地理优势，在它的东南方向，就是富甲天下的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这一地区至今仍是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的核心地带。所以，南京自古以来就有“舟车便利，无艰阻之虞；田野沃饶，有转输之籍”。
正因为有这一优势，谁占领南京，谁手里就有钱。比如，蒋介石能在“中原大战”中获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学良宣布“拥蒋”，给了反蒋势力致命一击。张学良之所以站在蒋介石这一边，是因为蒋介石的“银弹攻势”。那么，蒋介石的钱从哪里来呢？很简单，蒋介石坐镇南京，牢牢控制着太湖平原上的上海——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而已。
东南统治中心我国南方有很多大城市，但出于地形限制，往往只能成为地方中心城市，比如广州、福州等等。南京则不同，虽然人们经常把它与上海、杭州并称为“沪宁杭”，但实际上它距离上海挺远的，足足310公里。同样的距离向西北而行，已经可以到安徽阜阳了，这里在古时属于豫州之地。换言之，从南京渡江北伐，旬日之内便可逐鹿中原。
古人云：占据南京，“中原有衅则进兵，寇盗方强则入守”；朱熹也曾说过：“欲进取则都建康，欲自守则都临安（杭州）”。所以，明朝几经考量才会选此地位都城。
另外，京杭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大，而南京又正好处在大运河的咽喉之地，更铸就了南京东南地区统治中心的地位。如今，大运河虽然已被铁路所取代，但南京依旧是华东地区的交通枢纽。同时，东部战区司令部设在南京，也恰恰说明此地在军事地理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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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时期和吐蕃之间有什么战争发生吗？
唐宪宗李纯是中唐时期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其在位的十五年间（805-820，年号“元和”），任用李吉甫、杜黄裳、李绛、裴度等几位贤相，力主革除弊制、养兵削藩，讨刘辟、除李琦、收魏博、平淮西、灭李师道，中学课本上《李愬雪夜入蔡州》便发生在这一时期。[1]
随着唐庭权威的再度树立，沉疴数十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几乎一扫而空，各地藩镇都开始重新上缴赋税，接受朝廷任命的官吏。如果不是之后穆宗、文宗等几位皇帝实在不堪，唐朝的国祚尚有逆转的可能。
正因于此，目前史学界多将目光专注于“元和中兴”时期，“两税制”推行和“削除藩镇”之上，少有人关注宪宗在位期间唐蕃两国的博弈。
今天，我们就宪宗在位的十五年，从唐蕃二百年的关系史中抽离出来。看看这个颇有意味的时间段里，唐蕃两国是如何在朝堂、沙场两个层面角逐博弈的。如果用一条曲线来勾勒出唐蕃二百年的关系史，那太宗时期处于上扬周期，最高点是文成入藏后的十年。
之后，在高宗武后时期开始震荡下行，中宗李显嫁金城公主入藏，至玄宗天宝年间，两国关系开始转暖，虽依旧上下摇摆，但总体保持平稳，算是一段略有上升的盘整阶段。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并吞河拢西域，两国关系断崖式跳水，战争成了对话的主要方式，尤其在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平凉劫盟事件爆发后，唐蕃关系跌入谷底，几乎断了使臣互访。
宪宗即位后，曲线再度上扬，两国在朝堂、边疆两个战场上斗得你来我往。
（这其实恰好说明了，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历经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朝的黑暗期，至宪宗时已有了还手之力。）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盐州之战以唐军获胜告终，此后两国再也无心恋战，和谈成了双方唯一的选择。
公元821年的“长庆会盟”（唐穆宗长庆元年），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最后一个高点。之后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吐蕃内政外交彻底崩盘，吐蕃王朝灭亡，再无唐蕃关系可言。
这条绵延二百余年的曲线，波动之剧烈，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古代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史上极为罕见，以至唐庭上下皆以“边患莫大于吐蕃”为论。
对于这点，我在之前的文章《唐蕃百年国战的阶段与转折中》中，有比较详细的分析。
不过那篇文章主要关注两国的战事，对外交层面涉及较少，今天我们会从外交和军事两个维度入手，把元和时期的博弈细细讲来。首先需要申明一点，两国百年的关系史是不可能用一句话简单描述的，这是一曲和缓与紧张反复出现的乐章。
在这个乐章里，强与弱不但相对，而且是个不断转换的变量，没有谁一直强或一直弱。
要知道，在唐蕃交往的二百年里，有纪录可查的战事多达197次，边境摩擦无以计数，如果某一方持续积弱，早就亡国灭种了。
因此，不要拿某一场或某几场战例出来说事儿，一战胜败、一城得失都不足以左右国战的走势。
就比如，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曾攻入长安，但之后数十年却再也无力染指关中，并不是吐蕃军力变弱了，而是唐朝以泾源（甘肃泾川县）为节点，构筑更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将最有战斗力的朔方军调至西部防守陇山（六盘山）。
古代战争通常都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有时候战役的酝酿期，甚至比战役本身更值得玩味，就像吐蕃入长安的战例，远不像网上流传的那么简单，有机会我们把这段仔细说说。
好了，经过刚才叙述，大家对唐蕃间绵长的关系，已有了一个总体上的认识。现在，我们来始说宪宗时期唐蕃关系的变化。
刚才提及德宗朝“平凉劫盟”爆发后，两国关系全面进入冰冻期。
在此期间，德宗接受了李泌“北和回纥、西联大食、南通南诏”的连横之策，在东亚构建了一个“反吐蕃联盟”，史称“贞元之盟”[2]。
应该说“贞元之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回纥（后改称回鹘）在与唐朝结盟后，同吐蕃在天山南北爆发了多次血腥的战争，极大消耗了吐蕃的军力。
794年6月（唐德宗贞元十年）南诏国也与唐朝重归盟好，并与吐蕃兵戎相见。面对南诏国的背离，吐蕃朝廷极为愤怒，称南诏为“两头蛮”，以斥其“首鼠两端”[3]。
身在多国围攻之中，吐蕃也有点招架不住，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开始谋求同唐朝缓和关系，以便集中军力同回鹘死磕。
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五月，吐蕃首先向唐朝伸出了橄榄枝，吐蕃使臣论颊热入贡长安，商讨和谈会盟之事。
这次，德宗没有执行他著名的对蕃“三不政策”（不许入境、不接盟书、不见使臣），不但接待了蕃使，还在六月遣右龙武大将军薛抷还使吐蕃。
这次十七年间的首次互访，意味着两国冰冻期的结束。
德宗态度的转变，有可能基于上年唐军在维州（四川理县）大胜吐蕃，生擒了吐蕃内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大使论莽热[4]。这让他觉得，有底气开始和吐蕃恢复接触。
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充满悖论，有时“接触反倒需要更多勇气，而封锁却源于怯懦”。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依旧反复出现。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德宗李适驾崩，长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改国号“永贞”。但顺宗李诵只干了八个月皇帝，便禅位其子李纯，自己做了太上皇。
李纯便是我们的主角，唐朝第十一位皇帝——唐宪宗，年号“元和”。
李纯继位后，唐蕃关系继续缓和，两国会盟之论不断发酵。但朝堂上使臣往返的热络局面，并没有映射在边疆地区，吐蕃军队依旧岁岁寇边，唐军也在随时谋求反击。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古代王朝文武之间从来都是一对矛盾体，军功是武将晋升的唯一途径，所以发动战争变成了一件可以获利的买卖。
而吐蕃则更为严重，由于吐蕃军队的战果是分账制，赞普和边将各得其利。导致战争成了边将及其家族，获取财货的最佳手段，会盟就意味着断了豪门的财路，边疆节度当然不愿意了。
对此，中原史料里很几条很有意思的记载。上面三条记载，前两条记于《册府元龟·将帅部》和《全唐文拾遗》，说的是吐蕃岁岁寇边劫掠唐朝财物；后一条，记载于《资治通鉴》是唐凤翔节度使李惟简，告诫唐朝边将都老实点，别乱搞事情[5]。
由此可见，唐蕃国境线两侧的战争贩子其实都挺多。因此，唐蕃两国的关系始终在战和间左右摇摆，多次发生和谈使臣刚刚到达，边境却以大打出手的情况。
例如元和十三年十月，吐蕃使臣论矩立刚到长安，次月吐蕃边军便入寇河曲、夏州（陕西靖边县）大肆掠夺，引得宪宗下旨斥责[6]。
当时，往来奔走的使臣是个很有风险的工作，唐蕃两国都发生过君主暴怒，扣留使臣的事情发生，有些甚至一直囚禁致死。元和十三年这次，宪宗便直接扣了论矩立。[7]
但元和年间，两国和好已是大势所趋，吐蕃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西域，“吐蕃岁西师，故鲜盗边”[8]。
（其实，吐蕃将帅心里也清楚，只要唐军全力防守，受制于攻坚能力太差，陇山一线打不进来。）
而对于唐朝来说，缓和西部边防的压力，全力以赴搞定国内割据的藩镇更为重要。
正式基于两国战略重心的转移，虽然边境依旧烽火不熄，但整个元和十五年间，决定性、转折性的大战几乎没有。这也是史学界，一直不太关宪宗时期两国关系的根本原因。
另外，和谈之所以能一直磕磕绊绊进行的重要原因是，吐蕃手里拿的筹码，恰恰是唐朝想要的。为了缓和之前冰冻期结下的宿怨，吐蕃在和谈初期便抛下了一个巨大的诱饵，引唐朝上钩。
关于这个从天而降的巨大馅饼，唐庭曾有一个颇有趣味的君臣奏对。[9]
这是时任宰相李吉甫，向宪宗表明自己对吐蕃求盟的态度。可以看出宪宗初年，吐蕃至少两次向唐庭表示了和谈的意愿。
其中第一次，李吉甫认为“南诏国已经与唐重修旧好，如果同吐蕃和盟可能会使南诏心存疑虑，不利于‘反吐蕃联盟’的稳定（南诏怨望，边隙丛生）”，结果是“帝辞其使”。
吐蕃见状，增加了筹码“复请献滨塞亭障南北数千里求盟”，这个大馅饼扔出来，宪宗马上就被砸晕了。
南北数千里呀！这对有志于中兴唐庭的宪宗来说，简直就是“致命诱惑”。
要知道，宪宗和中晚唐那些致力于飞鹰走马、顿吃等死的皇帝相比，还是很有进取之心的。《资治通鉴》里记载了，这样一段宪宗的内心独白。[10]
当宪宗兴致盎然的和大臣讨论，如何吞下“南北数千里”大馅饼时，又是李吉甫一盆凉水浇了过来。
他对宪宗说：“您仔细看看地图，吐蕃准备放弃的地方，都是‘边境荒岨，犬牙相吞’之地。就是边吏拿着地图去，都不见得能搞清楚具体情况。
现在，吐蕃拿着几张破纸就来了，这不是忽悠咱吗？（有得地之名，而实丧之，陛下将安用此？）”，又把宪宗的热情撅回去了。
虽然，宪宗再次拒绝了会谈，但他也相应的释放出了善意，下令释放吐蕃俘虏17人回蕃。吐蕃这边也跟着投桃报李，于次年8月释放包括僧人在内的450人回唐。[11]
随即吐蕃再度加码，这次他们可是捞干的了，拿出的诱饵是安乐（宁夏中宁县）、秦（甘肃天水）、原（甘肃镇原县）三州。
要知道，此三州可不是之前那个没营养的“千里之地”。安乐州地处灵州（宁夏灵武）的南部，是唐朝朔方军渡黄河南下的必经之路；
原州处于陇山上陇道之要冲，直接威胁陇山防线的战略支撑点庆州（庆阳县）和泾州（泾源县）；
秦州地处沿渭河东进之要冲，拥有秦州唐军便可依托陇坻的大震关（甘肃清水东北），构建可靠的防线。
这三个战略性节点被吐蕃占据后，唐朝一直耿耿于怀，只是限于军事力量不足，虽多次尝试但始终未能夺回。
现在吐蕃愿意交还三州表明诚意，迅速就勾起唐朝的兴趣。
但馅饼吃到嘴里不是那么容易的，交还三州的动议在吐蕃国内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尤其是吐蕃河拢边疆节度大使们坚决反对。
时任蕃相兼沙州都元帅尚绮心儿跳出来表示，“此三州非创侵袭，不可割属大唐来”[12]。面对群情激奋的将领，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和僧相（钵阐布）娘•定埃增似乎也有后撤的意图。
元和四年（809年），吐蕃使臣论与勃藏访唐时，便开始顾左右而言他，只是催促唐朝尽快举行会盟大典。
为此唐使徐复回访时，带去了一封由白居易代笔，署名为宪宗的书信。这封发给吐蕃二号人物钵阐布（僧相）的信中直言不讳的指出，“之前商议交还三州之事，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但这次来的蕃使却不再谈论此事（已具前书，非不周细，及省来表，似未指明）。
如果想要会谈合盟，须重新划定疆界，现在两国谈了几年，只要吐蕃交还三州马上就可以开始下一步工作（必欲复修信誓，即须重画封疆，虽两国盟约之言，积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後，克日可期）。
两国会盟和好不仅仅是我的心愿，也是你的志向，怎能不努力完成呢？（朕之衷情，卿之志愿，俱在于此，岂不勉欤？）”[13]
随后，还是由白居易代笔了一封宪宗写给尚绮心儿的书信。
在这封信里直接驳斥了他“此三州非创侵袭，不可割属大唐来”的言论，说道“三州本就不是吐蕃领土，如果不是‘侵袭’，又是从何而来？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又怎能说是‘割属’？（且此本不属蕃，岂非侵袭所得，今是却归旧管，何引割属为词？）”。
会盟之前的重定疆界，必须以归还三州之后的边界为准，否则两国边境如何界定？（若议修盟，即须重定封疆，先归三郡。若三郡未复，两界未分，即是未定封疆，凭何以为要约？）[14]
由上述两封书信可见，吐蕃国内对交还三州意见颇大，即便贵为僧相也难以弹压此类声浪。
即便白居易在信中晓之以理，又诱之以利，吐蕃依旧在元和五年（810年）表示，不能接受唐朝以归还三州作为会盟的先决条件，自此双方会盟的提议正式搁浅。
唐朝之所以一口咬定必须首先归还三州，除了先落袋为安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曾被吐蕃忽悠瘸过。
德宗初期，李适（唐德宗）因做太子时与回纥有旧仇，一心想联合吐蕃共同对付回纥。结果被尚结赞以归还盐、夏二州为诱饵，约在平凉川（甘肃平凉附近）举行会盟大典。
当时，深谙边事的邠宁节度使韩游瑰曾上书直言，“吐蕃强而求盟，必然有诈”（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15]，中唐名将李晟也认为“戎狄无信，不如击之”。
但李适拒不纳言，被吐蕃军队在平凉川劫盟使、杀唐臣，这不但成了李适一生的耻辱，也让后世唐朝君臣心有岌岌。
因此，在这次谈和之前，白居易就曾撰文警告宪宗李纯，别高兴的太早。[16]
等到唐庭君臣发现，吐蕃已有三心二意之时（今者赞普来意，欲以再审此言）[17]，平凉劫盟的阴影，迅速让双方本就微薄的信任化为乌有。
既然和谈已经进入了死循环，口水解决不了问题，剩下的就是拳头了。
不过此时，陇右的战场形势发生了一点变化。之前，唐军受困于机动能力不足，只能困守城中，面对来去如风的吐蕃骑兵无可奈何。以至于，只能每年焚烧草场，通过增加后勤压力的方式，阻滞吐蕃骑兵的深入。
即便如此消极的防御手段，都引起了吐蕃的不满，置书唐朝泾原四镇节度使朱忠亮，询问“频见烧草，何使如此？”
又是白居易代笔回书给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表示烧草、筑城都是常规操作，用不着一惊一乍的（岁焚宿草，盖是每年常事，何忽今日形言？）[18]。
但随着宪宗连续干倒了，西川节度使刘辟、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元和元年806年）、魏博节度副使田怀谏（元和七年812年），尤其是平淮西节度吴元济（元和十二年817年）、讨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元和十三年818年）之后，各地节度慑于中央的权威，纷纷将子侄送入长安为质。[19]
东部军情的舒缓，让唐庭逐渐有能力向西调动军队，朔方、陇右的防御压力开始缓解，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主动出击。
818年（唐元和十三年）十月，吐蕃兵围宥州（今内蒙鄂托克旗东北）。得到消息的唐军纷纷展开救援行动，
唐灵武节度使杜叔良率军北援，在定远城（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东南）与吐蕃阻援部队相遇，两军在旷野上展开激战，吐蕃军队战死两千余人，一位节度副使被俘。
阻援未果的吐蕃军队，面对唐军坚守的宥州无可奈何，在城外烧掠之后退去。不想，灵武唐军见蕃军退去，竟然来了精神，趁机对吐蕃控制的常乐州（定远城之西）实施了反包围，并攻入罗城纵火焚烧。
其他方向的唐军也没闲着，趁吐蕃的注意力都被宥州吸引，唐平凉守将郝玼，趁机进攻吐蕃占据的原州城（宁夏固原县），在击退了二万吐蕃军队后，成功占据了原州城。
原州这处在两国外交上口水不断的战略节点，对唐西部防御体系极为重要，唐军占据后立刻驻军固守。
同时，剑南唐军也在西川节度使王播的率领下，攻占了吐蕃的峨和（四川茂汶县北）、棲鸡等城。[20]
818年的战果，已预示着吐蕃军队经过连年的战事其战斗力，已经跌落至与唐军持平的状况了。但吐蕃节度大使并没有察觉，几十年来，轻松碾压唐军的印象，依旧牢固的保存在吐蕃将领的头脑中。这次居然被唐军驱逐，令吐蕃边将极为恼火。次年八月，吐蕃节度论三摩、内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儿，兴兵15万军队寇关盐州。
这次，吐蕃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事先便制造了大量的攻城器具，督促仆从的党项军队，围住盐州城后，不分主次从四面同时攻城。
但守城毕竟是唐军的强项，盐州刺史李文悦亲自登城拼死而战，苦守州城27日，终于等来了援军。
唐将史敬奉领兵深入大漠绕行至蕃军背后，与盐州守军里应外合，大败蕃军，“杀戮不可胜纪，驱其余众于芦河，获羊马驼牛万数”。[21]
盐州城下的大胜，成了唐蕃国战的终战之篇，自此吐蕃边将也明白了，谈判桌上弄不来的东西，战场上也弄不来了。
随后，以吐蕃僧相（钵阐布）娘•定埃增为首的主和派占据了上风，两国的会盟和谈走上了快车道。
不过，这和宪宗已经没大多关系了，818年（元和十三年）后，李纯突然迷上了嗑药，准备长生不老多干几年。
结果，嗑完了药反而身体每况愈下，导致他的性情变得暴躁易怒，经常斥责或诛杀左右宦官，韩愈这倒霉孩子上书劝诫差点被杀。
贬抵潮州的路上，韩愈有感而发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名句，也算李纯为唐诗做了点贡献。[22]
大昭寺门前矗立的“唐蕃会盟碑”也叫“长庆会盟碑”，就是因为两国会盟的时间是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
而宪宗李纯已于去岁（元和十五年，820年）暴毙宫中，结束了他十五年，前明后暗的皇帝生涯。
纵观宪宗一朝，唐蕃和平是主旋律，但向和平迈进的路上坎坷不断。这其实正是历史的规律，“和平这种奢侈品，通常都以拳脚相加的方式降临。”
也只有拳脚相加后，气喘吁吁、鼻青脸肿之余，才能认识到它的珍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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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__[唐] 韩愈；
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如此缓慢？
中华文明自诞生起，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灿烂的文化。然而相较于飞速发展的社会文明，我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却比较缓慢。
小狐在这里提出了几点看法，希望与大家共同讨论。
封建思想制约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天人感应讲皇权与神权绑定在一起，科技的发展就一直受制于统治阶层。以天文学为代表的科学因为关联着皇权的正当与稳定，一直未能独立发展，而是转而为皇权以及统治阶层服务，故步自封。
社会阶层轻视制约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自华夏民族在这块大陆生存开始，统治阶级长期保持着士农工商的阶级排序。特别是封建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提高士农的地位而贬低工商的地位。掌握着技术的工人，自秦朝开始，社会地位一降再降，甚至不被允许进入仕途，没有提高阶层的可能。因此在社会大环境下，人们不以懂得技术为荣，将其称为奇技淫巧。因此对技术的重视程度不够。
中国传统的技术传承方式制约着科技快速发展独门技术，作为工匠家族吃饭的本事，一直保持着父传子，子传孙以及传男不传女的传承方式。这种守旧封闭的传承方式制约了技术交流并导致了大量的技术断代。另一方面，在收徒的工匠群体之间也流传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这种留一手的传承方式，使得核心科技的流失严重。
不高的文化水平与技术保存、传播方式，制约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文化普及程度，一直是制约科技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作为科技发展主力的工匠阶层，绝大部分长期保持着目不识丁的状态。科技成果的收集与整理一直十分混乱。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涉及科技的书籍，基本都是由涉猎科技的士人阶层所做。文化水平底下的工匠无法通过阅读的方式学习并交流先进技术，使得技术进展十分缓慢。
你对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有何看法，欢迎讨论。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
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好，打仗就是拼经济。粮草自古以来就是打仗的时候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甚至我国古代为了一场战争，要几代人积累粮草去做准备。所以千万不能小觑了粮草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那么粮食是从哪里来的？一、正规军的粮草来源通常是官方拨付
有句老话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正规军队来说，粮草的供给往往由官方负责，而官方的粮草自然是向全国人民征收了。
二、军队自己种植粮食
古代有种制度叫屯田制，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利用士兵来垦种荒地解决军粮供给问题。实行屯田制的代表人物就是曹操，虽然屯田制不是曹操首创，但在曹操却是将这种制度发扬光大的那个人。由于实行屯田制，曹魏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曹魏也因而有了争夺天下的强大经济基础。
三、购买
国库的粮食不够怎么办，买呗。只要钱使够，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能买来粮食的。相传曹操为了筹措军费就曾设置摸金校尉一职，专靠盗墓挖坟来搞钱，这也算是筹措军费的一种极端方法了。
四、强抢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办法了。只要实力够强能打胜仗，不管是抢大户也好，抢敌方粮仓也好，总有地方能抢来军粮。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将抢掠作为粮草主要来源的基本是农民起义军，他们没钱又没粮，要想维持下去就只能靠抢。
五、吃人
在现代，吃人这种行为几乎已经绝迹，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在史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吃人的记载，军队将人作为军粮食用的记载也不少见。比如《旧唐书》就记载黄巢军队曾把捉来的俘虏当做军粮来吃。十六国时前秦苻登率领的军队更是将人肉作为军粮的主要来源，他们打完仗以后就吃人肉，吃饱了继续作战，凶残至极。
总而言之，古代军队获取粮草的来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军队有着不同的粮草来源。
古代是怎么养起庞大的军队的呢？古代的人们说过，打仗要靠经济，甚至我国古代为了一场战争，要几代人积累粮草去做准备，最重要的就是这其中就包括囤积粮草，可能打仗打着粮草不足，撤兵返回，他们养军队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主要是靠每年收取或者强制老百姓上交粮食，而且国库还会收取商人的钱财，各方面都会储备粮仓，或者是打仗的时候一边打一边掠夺粮食。
一支几十万的军队，在古代很少有几百万的军队，需要有人运粮，粮食是从各个地区征收，征收而来的粮食需要的人力来运输也是不可小觑的，如果没有几百万的人数，几十万人的军队也是绝对运作不起来的，从百姓家中征收粮食已经是兵家常事，这个办法便是第一种存粮的方式，还有一个方式是掠夺粮食，卫青首创了以战养战的方式，领率领大部骑兵奔袭敌军驻扎地，遭遇敌军以后，将敌军迅速击溃，而在这之后，就是抢粮了，这样的战法也的确有效。
还有一种是从敌占区的百姓那里抢夺，这是北方游牧民经常干的一种方式，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无论是掠夺粮食、钱财还是土地都是对百姓的受伤的都是百姓，但是也只有不断的去通过战争来掠夺粮食才会养起这么庞大的军队。
一般发动战争养精蓄锐才是养病的最好方式，虽然是有储备的粮食，但是当真正缺少的时候，动用当地军队、衙役，强制性从民间征收没收粮草，增加税收，逼迫老百姓强制上交粮食，这样的办法见效也是非常快的，但是百姓也会怨声载道，容易失去民心，所以在乱世，兵荒马乱的年代，虽然打赢了战争，但是百姓却是苦不堪言。
结语当然了，抢粮只是一方面，要知道，能抢的东西可不只是粮食，民国时期，日本人从东北入关，奉系军队并未有任何动作，甚至将东北拱手送给了日本，就连位于奉天的东北军工厂就被日本人抢走了。
兵荒马乱的年代，虽然很多百姓流离失所，失去了耕种的土地，看似军队无粮可征，但军队却是用武力征到了粮食，到最后，伤的都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