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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范仲淹？
对于范文正公的评价，历史早有定论，笔者就不再赘述，仅从岳阳楼记谈起，说说庆历新政，希望一窥范公之精貌。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知邓州的范仲淹，正在他一手创办的花洲书院春风堂内捧着《洞庭秋晚图》沉吟揣摩。这图是随他同年好友滕宗谅的书信于去岁六月一同寄来的，那时范仲淹还在邠州四路经略安抚任上。
书信的内容很简单，乃是求范仲淹为重修的岳阳楼作一篇记文，只不过去年范仲淹身在边镇戎务繁忙，却是无暇顾及。如今知邓州事，力重教化、倡农桑，政通人和之余，再观《洞庭秋晚图》，范仲淹感慨颇多，胸中已有所酝酿，很快就执笔疾书，一吐胸臆。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岳州即今岳阳，古又称巴陵，处洞庭湖之滨，依长江、纳三湘四水，江湖交汇，风景秀丽，人文荟萃。滕宗谅（字子京）有言：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
岳州就很好的满足了这两点，不仅有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山水形胜，还有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留下诗赋于其上的历史名楼“岳阳楼”。
岳阳楼闻名于世不单单是它那厚重的历史沉淀，更离不开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此文一出，岳阳楼已不仅仅是处名胜景观，更蕴藉了中国士大夫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连遭弹劾，最终被贬谪至岳州。明里是因滕子京曾在泾州任上盗用公使钱被弹劾，可亲历此事的范仲淹知道这是诬告，并上书替滕子京辩诬，言若有不实愿意同罪，可结果还是没能阻拦滕子京的贬谪。深究其源，却是滕子京隶属改革派阵营，自然被朝中守旧官僚不容。
但庆历四年春只是开始，随后“奏邸之狱”更是将新政官员一网打尽，范仲淹等一众大臣黯然离开朝堂，贬谪地方。才有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感慨，当真“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而这一系列贬谪要从“庆历新政”说起。
庙堂之高1）受命于败军之际
景佑五年(1038年)，割据西北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正式脱离大宋藩属，自立为帝，建国号"大夏"。一时大宋颜面尽失，朝野哗然，众大臣纷纷上书要求讨伐党项，兴师问罪。
党项的割据由来已久，太宗朝时党项贵族献地归附大宋，西北五州俱纳入大宋版图。只有李继迁出奔自立，继续对抗宋廷。真宗朝时李继迁完全收复了夏、银、绥、宥、静五州，虽称臣大宋，却已形成事实割据。等李元昊继位，经三代经营，党项势力已“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如此国力，李元昊自然有了与大宋一较高下，称帝西北的心思。
面对李元昊要求宋廷“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承认西夏建国事实的公然挑衅，大宋上下义愤填膺可想而知。此时的大宋自“檀渊之盟”后，内外安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军力庞大，仅禁军就将满八十万，似乎讨伐西夏根本不在话下。
康定元年正月（1040年），李元昊破金明寨，兵围延州，并于三川口之战，歼灭大宋援军，主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三川口大败使大宋朝野震惊，仁宗宵衣旰食，忧虑不已，急需有人扭转陕西颓败局势。
是年三月，应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举荐，仁宗皇帝启用因越职言事，被宰相吕夷简赶出朝堂的范仲淹，复官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四月，改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陕西都转运使，七月，又迁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
范仲淹能因战事被启用一点都不让人意外，因为大宋朝廷此时已到了无将可用的尴尬局面。自开国以来，为防止武将乱政，太祖时就开始实施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到仁宗朝时，随着承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已为常态，军队的战斗力自然急剧下降，兵败如山倒也就不足为奇。
天圣三年（1025年）四月，还只是大理寺丞的范仲淹就曾上书皇太后和仁宗，表达对武备废弛的忧虑，希望朝廷能巩固边防，重武备，防患于未然。天圣五年，在家丁忧的范仲淹又上《上执政书》，建议大宋的宰相们“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在备戎狄方面，范仲淹强调要“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
虽然职位卑微，可范仲淹却从未一刻放弃关注国家的忧患，并积极思索对策，富国强兵。
此刻西北兵败，对军事颇有见地的范仲淹，自然成了救时良将，受命于败军之际。
范仲淹到任延州，开始整军备战，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通过固寨修堡，选用狄青、种世衡为将营田实边，逐渐取得对抗西夏的初步胜利。
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在抗击西夏的前沿庆州，范仲淹立即着手军民在重要隘口修筑寨堡御敌，给西夏军进攻造成了极大阻碍。不仅如此，鉴于宋军势弱，范仲淹安置流民、安抚羌民为汉所用，积极团结周边部族力量共抗西夏。
经过范仲淹苦心经营，环庆路边军实力大涨，西夏军根本讨不到好处，对环庆路的进犯越来越少。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进犯镇戎军，定川寨一战，宋军主将葛怀敏败亡，形势危急之时范仲淹率军驰援，命镇戎军断西夏军退路，逼吓李元昊撤军，随后派军深入夏境追击，大败李元昊，挫敌军威，稳定了局势。
定川寨之败后，倚重范仲淹的仁宗皇帝采纳其建议，构建了陕西四路攻防体系，宋军对战西夏的被动局面开始扭转，李元昊难以维系国内困顿局面，遣使乞和。
庆历三年，西北局势渐朗，边事稍宁，仁宗对范仲淹嘉许甚重，召其回朝，授枢密副使。范仲淹的才干得到朝野认可，不久御史台接连上奏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当年八月，仁宗皇帝罢免了王举正，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2）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皇帝开天章阁，诏命条对时政，范仲淹上十事疏。提出了十项为政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大宋的冗官弊政广受后世抨击，从太祖开国到仁宗盛世，北宋的官僚阶层暮气沉沉，腐朽不堪。因为没有像样的考成，官员通过三年流于形式的磨勘，无论优劣都会升迁，结果就是人浮于事、政事不修、百姓困苦，官僚集团急剧膨胀，耗用国帑无算。
从西夏战事开始，仁宗皇帝已经发现了国家愈发积贫积弱的状况，有心重振大宋，对于范仲淹切中时弊的中肯建议，自然大力支持。
范仲淹改革的重心就在于刷新吏治，裁汰冗官。
是年年末，范仲淹选派干练的按察使，考察各路官吏优劣。按察使们将发现的贪官、庸官报送京师，范仲淹看着花名册，对于记录不称职的官员，毫不留情的全部勾掉罢免。这让时任枢密副使的富弼心生忧虑，不免担心道：“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耶！”范仲淹勾去的一笔，背后可是一家人的痛哭。可范仲淹看着贪官名录却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贪官背后是一路的百姓，不能为了贪官一家，至全路百姓于不顾！
范仲淹辣手整顿官僚，虽让百姓一时称庆，可“官不聊生”，反对范仲淹的声音自然是一浪高过一浪。
范仲淹天下为公，不怀私利，可不能“自私”的已为其他人也可以不自私。制定考成法、裁汰不称职者、削减官僚丰厚的薪俸等等举措，严重损害了朝中大部分人的利益，激化了政治矛盾，引起反对势力抱团反攻。
庆历三年，四月时，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一大批贤臣在朝，人品卑劣的夏竦被王拱辰等弹劾贬退。国子监直讲石介兴高采烈的作了《庆历圣德诗》，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这样明目张胆称夏竦为大奸，自然让夏竦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为之后攻击范仲淹、富弼等人为朋党埋下了祸患。
而欧阳修在新政实施期间上书仁宗，称朝中的御史台官才能不足，两制官中还有奸邪之人存在，他们推荐的台谏官自然好不到哪去。这哪是提建议，言事这般不留余地，分明是给改革派树敌嘛！
身为御史中丞的王拱辰本属中立，这下子立刻跳到改革派对立面，成了反对势力的急先锋。
3）奏邸之狱
庆历四年（1044）正月开始，王拱辰开始弹劾与范仲淹等亲善的滕子京等人，这才有了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而同时怀恨在心的夏竦私下串联反对官僚，攻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是朋党，并勾结宫中内侍蓝元震上疏仁宗，诽谤范仲淹等，说他们结为朋党，相互举荐提携，不出两三年，这各路官吏就都成范仲淹等人的门徒，到时候误朝迷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皇帝都会被蒙蔽。
这话太诛心了，仁宗即使再英明也不免顾虑，随后召来范仲淹询问：小人和君子都有朋党吗？
范仲淹一心为国，只想表达公心，却忽略了皇帝此刻的私天下之心，对答道：只要能为朝廷、百姓做好事，结党有何不可。之后欧阳修洋洋洒洒一篇《朋党论》，直言：君子有朋，君子有党。
现在还处于王朝集权时期，这般超前的政党政治大论，能不犯皇帝忌讳吗？
六月，夏竦命家中女奴仿照石介字迹，伪造了一封《废立诏草》，要富弼行尹、霍之事废立皇帝。这事太过卑鄙，在大宋朝行废立事本就不可能，明眼人一看就知真假。可令范仲淹、富弼等恐惧的是，皇帝居然未置可否，并没对此事做出任何反应。面对京师流言四起，即使是周公都有恐惧的时候，何况范仲淹等人？朝中改革派重臣纷纷请求出朝巡边，躲避嫌疑。
到了八月，朝中已无改革派高官坐镇，正好不久就是秋季的赛神会，一众被范仲淹等举荐的新派官员们发起秋寒宴会，席间王益柔作《傲歌》，其中有一句：“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趋为奴。”
这诗被王拱辰得知，立刻命御史弹劾举行集会的苏舜钦和作诗的王益柔，说他们诽谤周公、孔子，还对陛下有大不敬之语。
文字狱这东西很脏，但却非常有效，你这般写了敢说没有此类心思，诗以言志，说不清的。
很快仁宗命人将与会者全数缉拿，最后这些新派官员全部受到处分，赶出京师，至此范仲淹等所荐新进名士皆贬逐殆尽。
王拱辰无不得意道：“吾一举网，尽矣！”
十一月，仁宗下诏严厉斥责，至治之世，不为朋党，某些人明为举荐，实则阴私纳贿。这封诏书针对性太过明显，朝野都知是在指责范仲淹等人。
事已至此，范仲淹还有何脸面留在朝中，立刻上书罢参知政事，乞知邠州。
庆历五年（1045）正月，罢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按抚使，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按抚使知郓州；杜衍罢相，出知兖州。二月，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八月，欧阳修为范富、杜、韩四人辨解，被贬知滁州。
庆历新政就此终结，彻底宣告失败。
庆历六年写下《岳阳楼记》的范仲淹，看着百花洲内的茂林修竹随风摇曳、似泣如诉，明白自己恐怕再也不会快乐了。大宋的弊政还在，而且仍将继续，愈加积重，直至病入膏肓，无力挽回。不管高居庙堂，还是远处江湖，范仲淹希望大宋朝廷内外的官僚们，都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可这样的人有吗？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包拯究竟算多大的官？
包拯一生担过许许多多的官职，他是进士出身，曾经做过监察御史、转运使、三司副使、龙图阁直学士，最著名的就是其做过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与开封府尹。
至于这位铁面无私的包公，他的官职到底有多大？我来分析一下！
龙图阁是宋真宗纪念宋太宗的专门宫殿，收藏有宋太宗御书、各种典籍、图画、宝瑞，以及宗正寺所进宗室名册、谱牒等。而龙图阁直学士就属于学术头衔，类似北大副教授，不算太高，因为上面还有龙图阁侍制。
包拯在世的时候，当过最大官是枢密副使，宰相一级的人物，只管理军政，但同宰相是一样的待遇。枢密院是总理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枢密副使是正二品。在宋朝一品基本上是追赠的，能做到正二品就是封顶了。
包拯最经典的形象“开封府尹”，当时的开封就是北宋的都城——汴梁，包拯的地位就相当于首都的一把手，而当时，包拯也是刑部郎中右司郎中，这种情况就类似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常委加上组织部里的常委，全国刑事案件，他都有权审判定论，他是真能当堂开铡！
包拯之所以能流芳千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宋朝的整体环境以及当时的君主宋仁宗。宋朝重文轻武，文官的地位非常高，而“刑不上大夫”在宋朝贯彻落实的非常彻底。
虽然宋朝有不少的昏君，但是敢随便乱杀大臣的却基本没有。包拯也是幸运的，他的君王宋仁宗在历史上颇有贤德美名，有一回包拯跟仁宗说话，口水喷了仁宗一脸，仁宗也没有怪罪。
现在，大家应该已经清楚包拯的官职属于什么级别了吧？
天下锦城小学怎么样？
合肥市锦城小学是2012年9月投入使用的一所新校，隶属于包河区教育局，是一所美丽的、现代化的学校。学校位于南屏路和龙图路交口，是一所欧式化建筑风格的学校。学校占地近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学校共设36个班级，拥有科学实验室、计算机室、音乐厅、舞蹈室、书法室、美术室、校园电视台、录播室、体育室、综合实践室等十多个功能活动室，同时配有250米环形塑胶操场。
怎么后来就变成神探了？
说起狄仁杰，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这个断案如神，诸事先料的神探宰相？↓
这个形象塑造的有多成功，今天有多么深入人心，“元芳，你怎么看”这个句式在网络上的火爆就足以解释。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最早把这位唐代宰相“神探化”的是谁，喏，就是他。
这个人叫高罗佩，字忘笑，号芝台、吟月庵主。放心，小编没有配错图，他就是实打实的高罗佩，一个荷兰“中国通”。看看荷兰人高先生的书法↓
他原名叫罗伯特·汉斯·古利克（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年8月9日生于荷兰扎特芬。作为荷兰的外交官，他通晓15种语言，曾派驻泗水、巴达维亚、东京、重庆、华盛顿、大马士革、吉隆坡等地担任荷兰大使。
任职大使的高罗佩
尽管主业干得也不错，但真正让高罗佩有别于其他驻华大使的，却是他业余的爱好——汉学研究。当年荷兰政府对中国的准确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高罗佩抄写的小诗
小时候，父亲收藏在家中的花瓶上的汉字，使他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5年从莱顿大学的汉学专业毕业之后不久，他首先去到了日本。
在那里，他因缘巧合读到了一套奇书，即清初的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又名《狄公案》）。所谓公案小说，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推理小说、侦探小说。
高罗佩读得津津有味，被里边的缜密逻辑、断案情节、政治隐喻深深折服，惊叹中国公案小说这么有趣！他立马将其翻译成英语介绍至西方，这还不够，他为了向欧洲人“安利”狄宰相，他甚至开始自己写“名侦探狄仁杰”的故事。
高罗佩袭用主人公是狄仁杰的设定，用英文自己撰写了《狄仁杰探案系列》的第一本小说《铜钟案》，在欧洲出版后大受欢迎，他一发不可收，先翻译出《狄公案》中的后三本：《迷宫案》《黄金案》和《铁钉案》。
《铜钟案》直译汉语应该是“中国钟下谋杀案”
之后，他以每年一本的高产速度，共写出13本《狄公案》小说，包括一本短篇集，迅速风靡当时的西方阅读市场，他甚至收到读者来信“催更”《狄公案》系列。
“Judge Dee”就是“仁杰·狄”
这套书后来发展到不仅荷兰官方认定为“外交官指定读物”，连美国国务院也规定“到中国任职的美方工作人员，都要先阅读高罗佩的小说，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高罗佩为自己小说画的插图
这下，狄仁杰和高罗佩都火了。狄仁杰在西方人眼中，自然而然就成了“东方的福尔摩斯”。时过境迁，当中国逐渐脱离了旧日的困苦和落后，重新傲立东方的时候，这些当年利用狄仁杰做素材的小说，又“出口转内销”地被翻译成中文，火爆了神州大地。
高罗佩也对中国长臂猿充满兴趣
这大概是高罗佩和今天中国人之间距离最近的一个贡献，但作为一个专业的汉学家，他对中国的情感和羁绊远不止如此。
由于对中国文化的沉迷，高罗佩一心想找一个，有教养的中国女子终身为伴。在重庆任荷兰使馆一秘时，高罗佩遇到了当时在大使馆任秘书的江苏名媛水世芳女士。
水世芳受过教育，修养很好，同时还是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其父亲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曾任天津市长，是标准的大户人家千金。
1943年，高罗佩与22岁的水世芳结婚两人在荷兰驻华大使馆就职期间，水世芳经常为高罗佩补习中文，两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6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一生育有4个子女。
两人的婚礼
两人与子女
由于艳羡明代文人的雅致生活，而且秉持着一定要“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原则，所以高罗佩在书房陈设上，严格地遵从明代陈设的要求。以致于后来他不满足于中国名字，还把自己的书房起名叫“吟月庵”，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高罗佩，水世芳夫妇于“吟月庵”前合影
他还曾用7年时间遍访名刹古寺、博物馆院，获得禅师遗著遗物300余件，辑成《东皋新越禅师全集》，成为中国佛学史补缺之作。要说他对中国哪门技艺兴趣最为浓厚，一定是琴艺。
在书房中弹奏中国古琴的高罗佩
他为了学中国古琴，曾聘请中国琴师指导自己弹奏《高山流水》等传统乐曲，每当弹琴时，他总是神情专注，一副沉醉的模样。
1943年，高罗佩在重庆参加了“天风琴社”，于右任、冯玉祥、徐悲鸿、齐白石、郭沫若、饶宗颐等人都成了他的好友，谈诗论艺，曲水流觞，引吭高歌，诗韵酬唱，颇有兰亭流觞的意味。
看看画面中有没有你熟悉的大咖？
40年代，高罗佩撰写出文化历史学名著《琴道》，成为了国际上第一部专门论述中国古琴月论的专著，至今仍为海内外古典音乐家津津乐道。1967年，高罗佩银罹患肺癌在荷兰去世，年仅57岁。
高罗佩流传下来的照片中，正在抽着烟的比例很高，这大概就是他最后因肺癌早逝的原因
2011年，高罗佩后人将他生前的部分藏品，包括文房用品、家居、瓷器古玩等共116件套，以及高罗佩的书法与木版画（年画）收藏捐赠给了重庆三峡博物馆。
高罗佩收藏的版画，《大闹纪家寨》
这批旧物、这段故事，不仅是研究高罗佩传奇一生的重要材料，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互相关照和了解中，能够进行友好交流的一个历史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