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是那种计算器(初中考试可不可以带计算器)
自考是那种计算器，初中考试可不可以带计算器？
中考数学科可以带科学计算器，但有规定款式和规格的，一般都是学校统一购买考试专用那种。中考数学科特确定了计算器的功能限制、可使用功能和型号作如下规定：
1.可使用有以下功能的计算器：(1)四则运算;(2)角度与弧度互化;(3)求sinx、cosx、tgx;(4)能进行统计运算;(5)保留运算过程;(6)数的贮存与提取。
2.凡有以下功能的计算器禁止使用：(1)有可编程序;(2)直接解方程;(3)有固定公式的存储;(4)有预置常数;(5)有无线接收或特殊功能，如电子辞典、掌上电脑等一些PDA设备。
为什么男人结婚的对象？
我们这波是八十年代后期的大学生。
我们那会儿买鸡蛋论毛，买瓜子论分。揣一张大团结，就敢进饭馆大吃大喝。所以，彼时，大学生也值钱！
如今，物价和学位都通胀了！大学生满街跑，没办法！
那时候还值钱的大学生，是婚恋市场的畅销货。
当人们从文革影响中走出来的时候，就开始重视知识的了。所以，当时有“象牙塔”之称的大学里，充满了迎风破浪的小哥哥和小姐姐们。
小姐姐自然不愁嫁。但是，小哥哥更抢手！
我师哥就是这样抢手的小哥哥。
如今创业成功的师哥。在当时就是校园的风云人物。才气高（辩论赛得过奖），胆子大（考高数敢作弊。不是人家不会，是给我抄）长得好（陈坤的模样，朴树的气质）……
唉！反正就是我们一众女生的男神呀！
作为高级渣男，师哥一项是凭实力渣！他女友到底是谁？从来没有明说过。
一众女生在师哥的掉配下，安排的井井有条！
师哥有自己的“原材料供应商”。
就是我！
什么计算器，火车票，运动衣，照相机。都是我来解决的。我再把这些需求进行分拆，打包给三方。我的前夫和我的现老伴，都曾为师哥的需求买过单。（这么一说，好像我也渣起来了……）
师哥有自己的“前景规划设计师”。
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为师哥提供就业前景规划方案。各人形象包装设计。那个女老师是从美国回来的。眼界开阔呀！
师哥还有自己的“运营管理商”。
就是他后来的老婆。一个部级干部的千金。带着他转名校，走朱户，进高门…… 一步一步的运作前程，最终实现师哥的发展蓝图！
师哥能凭借自己的魅力，让我们各司其职，各自为战，齐头并进，奔向前方！当然，是师哥的前方！不是我们的！
这是个本事！
………、
时光流逝，日月如梭！
年过半百的师哥如今功成名就。我们这些早年的“合作伙伴”，早已如发送卫星的火箭一般，都消失在浩瀚的太空里了！
师哥最后的“三级火箭”，前一阵也安全脱离了。就是他老婆！他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进入自行轨道，开始自转了。
他胜利离婚了！
三级火箭前一阵找我来串联了。
在一家大酒店的西餐厅里，三级一级喜相逢！俩大妈把酒言欢，抵足而吃！
又矮又胖的三级火箭（师哥的前妻），看着又高又瘦的一级火箭（就是我）相视一笑泯恩仇了！
既然大家下场都一样，就谁也别笑话谁了！
一级 对三级说：“你看你那胖样。也不少吃点！怨不得人家不要你了！”
三级早已过了那个伤心难过的劲儿了。她嬉皮笑脸的怼回来：
“你倒是瘦，人家一打听你爸爸已经逝世了，就根本没有考虑过你！”
唉！也是！一级一听这大实话，也像皮球泄气一般，不言语了！
三级往嘴里塞了一个大泡芙，一边鼓着腮帮子咀嚼着，一边神秘的说：
“你知道，你师哥真正喜欢谁吗？”
“二级！美国回来那女老师。可惜人家结婚了，那才是师哥的女神呢？咱都不成！咱太土！”一级对形式的估计还是很客观的！
“傻一辈子吧你！”三级抓起咖啡一饮而尽。认真的腾出嘴来，一字一句的对一级说。
“我告诉你吧！你师哥一辈子，心心念念的人，是食堂卖饭票的那小姑娘！”
“什么？不可能！那个就是个高中毕业的孩子。长个小个子，小圆脸。没模样呀！有一回她饭票和钱对不上了，吓的直哭。我还说： 别着急，这一学校的会计，还不能给你算个帐？是我让师哥帮她的。那孩子挺可怜的，是个外地的临时工。看着那么小，跟童工似的……”
那个小姑娘我还记得呢！在食堂哭的泪水涟涟的。后来，师哥帮她一算，对上帐了！
“傻吧你！”胖胖的三级，激动的腮帮子上的肉直颤。
“我告诉你吧！当时帐根本没对上。少了三百多块。你师哥自己掏钱补上的！我后来听我婆婆说的，小姑娘还和你师哥回过家乡呢！后来，你师哥还给她找过高自考材料，鼓励她参加会计自考。再回来，小姑娘去一个印刷厂当会计了。你师哥给安排的！小姑娘结婚后，为孩子上户口还找过你师哥呢！他给帮助解决了……”
我呆住了！
天啊！一个中学毕业的其貌不扬的小姑娘，师哥带她回老家住了一个暑假。最后资助她上电大，帮她解决户口工作……
我懂！这不是革命友谊呀！也不是老乡情义呀！这就是爱呀！这是一个为女人甘心付出的男人的所作所为呀！
火箭们在师哥的脑子里，早就都进废品收购站了。师哥从来没有给火箭们干过点什么！只有那个女孩，那个小个子的女孩，才是师哥的白月光呀！
俺们都是废铁皮呀！
………………
其实，我听了，还是可怜师哥。
他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怎么娶这个无权无势没户口的女孩呀！他要像常春藤一般向上攀援呀！那个墙角的牵牛花，不行呀！他只能把小姑娘藏在心里，默默的守护着她，但是，娶不了她呀！
自古婚姻和爱情就是两回事！
婚姻是社会的角斗场！
而爱情，只是心灵深处的伊甸园！
师哥要是一个高干子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爱情去选择婚姻了。但是，他只是一个农村少年，一个有凌云之志的白衣书生！所以，他只能娶相府小姐了。他的婚姻是要为仕途前程服务的呀！
他们也一定在那个暑假里，相拥哭泣过吧！
我不知为什么？一阵伤怀袭上心头！
……………
“啊！你真伤心了！哎呀！我不该说的！抱抱你吧！”胖三级一见我眼圈红了，扔下奶油点心，擦了擦爪子，一个熊抱，把我搂在怀里……说：
咱们都不后悔！
金融理论与实务可以带计算机吗？
自考是可以携带计算器的，不过各个省份考试院规定有所不同
明清之际最伟大的思想家是谁？
清初三大思想家，即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他们在明末清初社会激烈变革之际，提出了许多人本主义论点，比如反对君主专制，提高商人地位，重实践、轻理论的实用主义。他们的思想，在后来君主集权严重的清朝并没有多少发展，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晚年隐居于形状如顽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明末清初大儒。
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乡举第五名，以《春秋》试卷列第一。
清兵南下时，王夫之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其二兄、叔父、父亲均死于战火，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在衡州时，招贤纳士，王夫之隐匿衡山，拒不受聘，大顺军攻入北京时，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明安宗在芜湖被俘，续写了《悲愤诗》一百韵。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开始研读《周易》，后来编为《周易稗疏》。曾经和管嗣裘、管嗣箕、夏汝弼和南岳僧人性翰、造纸工人、农民等近百人在衡山方广寺参加抗清活动，被湘谭人尹长明击败，方广寺被焚，管嗣裘家中老小全部遇难，性翰受重伤，王夫之事败逃亡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堵胤锡荐为翰林院庶吉士。又结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人，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春，离开肇庆，赴桂林暂居。
永历四年朝廷深陷党争，吴党得势，为营救楚党，夫之和董云骧上疏，谓“大臣进退有礼，请权允辅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永历帝以王夫之“职非言官”而奏事，严词加以指责，鲁可藻又奏请逮治王夫之，以致夫之“愤激咯血”，幸好焦琏、马进忠、赵印选、曹志建等上疏反对大兴党狱，由于焦琏等人握有兵柄，永历帝只得将金堡、蒙正发、丁时魁等人除罪，改为削职远戍。七月，王夫之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不久与襄阳郑仪珂之女结婚。兵败后潜回广东、广西。李定国收复衡阳时，派人招请王夫之，“进退萦回”，始终未去成。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一年）因清军搜捕，被迫流亡零陵、郴州一带，变姓名为瑶人，授徒著书，“为常人说《周易》《春秋》，常宁文士来者益众”，这期间著有《周易外传》，《老子衍》。
日后王夫之多往来长乐、库宗桥、新塘等地。永历十四年（淸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举家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今船山乡湘西村）筑茅屋，名“败叶庐”。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栖伏林谷，随地托迹”，“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终未剃发。康熙三年，在“败叶庐”设馆讲学。又重订《读四书大全说》。
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等。其作品在生前皆未刊行。道光十九年（1839年），其裔孙王世全与邓显鹤开始搜集散佚，刻成《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称邓显鹤刻本。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重刻，有一百七十二卷。民国后，刘人熙搜辑散佚，又有补刻本。1930年，谭延闿、胡汉民、于右任等重刊船山遗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凡七十种，共三百五十八卷。1971年，台北船山学会重印《船山遗书全集》，为二十二册。
王夫之的研究领域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地学，专精于经、史、文学。批评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总结古代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又用“絪蕴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又“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心学“以知为行”和禅学“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
王夫之笃信程朱理学，但不赞成“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王夫之思想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他坚持维护封建制度，他认为封建制度不能变，能变的只是手段，又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后代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船山学。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谭嗣同评价“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前苏联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以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南直隶（清改江南省）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苏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知识渊博的学者。
顾炎武十四岁取秀才，与归庄友好，即入复社，参加反宦官权贵斗争。“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故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撰有《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清军攻陷南京后，又转投王永祚义军，又与归庄联合吴志葵、鲁之屿军队，欲解昆山之围，终至功败垂成。顾炎武生母何氏遭清军断去右臂，嗣母王氏绝食而亡，遗命顾炎武终身不得事清。
安葬王氏后，顾炎武弃家远游，曾受隆武帝封授官职，领导义军，屡经失败。后北上考察山川形势，联结反清人士，遍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干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顾炎武后致力于学术研究，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对宋明所传心性之学，深感不满，主张“著书不如抄书”。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他是清代古韵学开山祖，成果累累；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晚年居住华阴，死于山西曲沃。他学问渊博，对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很有研究。
顾炎武他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和对器物的研究，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因而提出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顾炎武反对心性之说，认为信奉程朱理学“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他提倡“多学而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顾炎武因此被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清代中期许多学者以此发端，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被称为“乾嘉学派”。顾炎武则由于其经史考证的严谨学风，被普遍认为是学派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梁启超引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梁启超：“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日人”“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于反对内向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外向的客观的学问”。
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明伟乡黄竹浦（今黄埠镇）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黄宗羲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其父黄尊素登万历年间进士第，亦为东林党人。黄尊素曾任监察御史（明熹宗天启中），受阉党所害。
明思宗即位，黄宗羲怀锥入京伸冤，审讯时，以锥击刺阉党党人许显纯，殴打崔应元。审讯阉党党人李实之时，又以锥刺李实。声名四起，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尝叹其为“忠臣孤子”。从父遗命，师事晚明儒学殿军刘宗周，得蕺山之学。又苦读史书，由明代《十三朝实录》开始，进而遍读“廿一史”。
曾参加抗清活动，参与对阉党斗争，并成为“复社”领导人之一，与“几社”、“应社”等士人往来，南明弘光年间，阮大铖搜捕复社人士，指为东林党余孽，黄宗羲亦名列其中，被捕入狱。弘光朝覆灭，乃逃回家乡。清兵南下时，曾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
明亡，屡拒清廷征召，隐居著述讲学。康熙帝曾接连两次征召黄宗羲赴京应博学鸿儒试，均遭黄拒绝。康熙帝于是下令地方官员尽录黄宗羲著作。后康熙帝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黄宗羲，曾邀黄赴京主持史局。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宗羲不入史局，而史局大事必咨之，其所辩论，史局常依之资笔削焉。”尽管如此，黄晚年并未拒绝与满清官员的私人交往，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科举考试，在文章里采用了康熙、顺治等年号，对于康熙也偶有赞美之辞。他的妥协使得其作品得以避开满清文字狱，流传后世。顺治十年九月，始著书讲学，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年—1679年），于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明夷”本为《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即地在上，火在下。“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意光明受到伤害。这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希盼。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本质上来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就应该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至于为臣者，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而不是其仆妾，“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但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它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黄宗羲提出的限制君权的另一主张就是设立宰相。他认为：“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这是因为：第一，“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彼此是平等的。“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在舆为下”，还多少保持着主客的关系。现在罢除了宰相，就再没有人能与天子匹敌了。这样，天子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奴视臣僚，更加专断独行，为所欲为。第二，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规定，天子传子，但“天子之子不皆贤”；在这种情况下，幸赖宰相传贤而不传子，“足相补救”。可是在罢除宰相之后，“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样，势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第三，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内阁没有僚属，没有力事机构，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来进行统治，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
黄宗羲提出设宰相一人，参加政事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章奏由天子批答，“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此外，宰相设政事堂，下分若干房，分管天下庶务；“凡事无不得达”。设立宰相，是一种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但它并不是责任内阁制。因为皇帝仍然大权在握，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国家元首。
使学校成为舆论、议政的场所，是黄宗羲限制君权的又一措施。黄宗羲认为，设立学校，不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风尚，“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之气”，另一方面，则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设法左右政局。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黄宗羲还指出，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的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黄宗羲的这一设想，虽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却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讲，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来的君主立宪方案，在黄宗羲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
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仍属治权在君，并没有到达近代民主思想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还超越了欧洲的卢梭。
黄宗羲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书言事者等等。
黄宗羲学识渊博，大凡天文、历算、音律、经史百家，释道、农工等无不深究。治学以捍卫阳明心学自任，力主诚意慎独之说。亦重史学之钻研，服膺者如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皆以史学名家，蔚为浙东学派。
黄宗羲从文学角度强调“性情”，反映现实，表达真意。其诗风格朴实，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强意志。
黄宗羲并精通天文历算和数学。他用推算日食的方法和阎若璩等人考证古文《尚书》是系古人伪作，给当时思想界带来很大震动。黄宗羲通过对照《国语》，认为古文《尚书·汤诰》是后人“误袭周制以为《汤诰》”。并得结论“今因推日食于昭十七年六月”（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可见《夏书》本文不同孔书、左氏而非伪也，则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西人Espenak的数据表明黄宗羲的推算完全正确。
北宋沈括于《梦溪笔谈·技艺》中说：“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惟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沈括之说，世后没人怀疑。黄宗羲作《春秋日食历》，对此观点进行进行了分析和修正。黄宗羲用西汉三统历推算出鲁庄公十八年二月是否有闰，并用授时历并参考西方历法，说明了比月频食是不可能发生的。黄宗羲发现《春秋》中记载的两次比月食都是“前食而后不食”，并论证了《春秋》中鲁襄公二十四年有关月食的记录是错误的，而鲁庄公十八年三月日食记录是可靠。
黄宗羲用历算的方法对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进行了探讨，写有《历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确切生辰日期，并论证了周正建子和周历改月。
黄宗羲参考西方天文学中本均轮的理论（托勒密的理论）考察了中国“日高于月”的说法。
黄宗羲在有限性、无限性的观念认识上亦有所建树。他数学上纠正了朱熹《壶说书》中的相关错误。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盘和《数术记遗》中记载的计算器的区别。他对乡射侯制进行了详细数学分析。
黄宗羲亦对中国和西方数学进行了平行比较，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西方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算术的窃取和修改。
黄宗羲详细注解了蔡元定乐律学，纠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关乐律错误。
作为浙江史学的开创者，黄宗羲主要在三个方面对浙东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个根本看法。做为一个儒者，黄宗羲无论是研究经学，还是史学，都主张一个“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史书所载绝非仅是史料一堆，而是蕴含着“经世之业”的阐述，“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补历代史表序》）。所以，研究历史既是为了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更是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基于这种治学目的，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上主张“寓褒贬于史”，他认为史必须扬善惩恶。如果善恶不分，忠奸不辩，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留书》）。史书的作用之一，即必得发挥其特有的扬善惩恶功能。
黄宗羲对明史的研究就其著述成果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撰的《弘光实录钞》四卷、《行朝录》三卷；二是搜集史料选编的、卷帙浩繁的《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明文案》二百十七卷，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四百八十卷的《明文海》。在明史的研究中，黄宗羲形成了他的史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黄宗羲十分注重史料的搜集。而且，他的史料概念十分宽阔，不仅包括历史人物、事件、典章法令等，也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变异，甚至是乡邦文献所记的亭台楼阁也作为史料予以考证、保存。其次，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中还十分注重真实性。对所得史料总要广证博考、去伪存真，才加引用，并力求客观地作出合乎历史真实面目的论述。即使对自己昔日积累的史料，也决不轻率运用，同样要予以核实，以确保其无误。再者，黄宗羲十分注重史学主体即史学家在治史中的作用。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求史学主体通过自己的思维运作确保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以真实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史学主体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有自己的是非观，不仅要“寓褒贬于史”，还得对历史事件作出中肯的评价；三是要求史学主体以饱含自身情感的笔写出历史的过程。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史专著。它开创了我国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河，标志着我为学术史体裁的主要形式———学案体臻于完善和成熟。全书共立案十九个六十二卷，计叙述学者二百余人。从所列的人物看，除刘基、李贽、何心隐外，《明儒学案》基本上把所有明代重要思想家都包罗进去了；从学派上看，既叙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各派，又叙述了以吴与弼、胡居仁、娄谅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各派；从哲学性质看，既叙述了吴与弼、王阳明等唯心主义思想家，也叙述了罗钦顺、王廷相等唯物主义思想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内容丰富的哲学史专著。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
黄宗羲详细刊校了《水经注》，批驳了“分野说”。
政治方面，明末清初社会动乱，李自成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相继发生，社会矛盾激化。
经济方面，明末清初经济结构的异动，货币起到了积累原始资本的作用，雇佣关系的滋生，江南地区手工业资本化活动的日益扩大化，史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文化方面，儒学的世俗化运动极大地冲击了程朱理学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后来阳明心学的诞生是儒家思想各家具有生机与活力，这也是黄宗羲思想诞生的母体。
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
“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这与黄宗羲服赝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
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是明代中国民本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访录》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指一种机构）、“公其非是于学校”等观点。有西方学者称黄宗羲为“中国自由主义先驱”。
黄宗羲定律是指中国历史上赋税改革历朝历代都有进行，虽赋税改革目的很多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国家财政，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短时间内确实有下降，但随后又增长到比改革进行前更高的水平，国家财政最后也得不到改善。
主张土地改革，赋税改革，大量减少胥吏(中下层官员)。明清时期，胥吏的大量存在是冗官冗员的主要表现，特别是大量编外人员即白员的存在，成为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的重要原因。他们依据自身的政治身份，形成利益集团，盘剥百姓，作威作福，成为社会的寄生阶层。他们的大量存在，扰乱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和民衆的负担，败坏社会风气，白员问题可以说是拖垮明清两代统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时至今日这种问题依然存在，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一种病态表现。所以黄宗羲提倡大量减少胥吏，革新政治，净化社会风气。
反对传统重农抑商，认为并强调“工商皆本”。
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
黄宗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校的领导（“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言论倡民主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
黄宗羲并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中“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密不可分。
黄宗羲在今浙江宁波、绍兴等地办学讲学，培养了很多学生。
马叙伦称道黄宗羲是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
顾诚在《南明史》批判黄宗羲的基本论点只是一句话，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小人”。夏允彝《幸存录》书中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黄宗羲真不愧是刘宗周的弟子，反驳道：“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
全祖望则批评黄宗羲晚年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和过多的谀墓之作，有负盛名，“多应亲朋门旧之请，以谀墓掩真色”。
张岱年先生说：“黄梨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
梁启超评价黄宗羲说:“原来我们国家还有比卢梭早200年的这么先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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