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区会计成考(1899年的英布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023-05-01 11:05:03 114阅读

塘沽区会计成考,1899年的英布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一些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认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英军曾在攻打天津时使用过名为“列底炮”的毒气炮,进而将最早在世界战争中使用毒气炮的时间从一战前推至1900年前后。2009年7月,《兰台世界》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毒气弹问题》的文章(以下简称《毒气弹问题》)。该文将国内中国近代史学者关于“列底炮”的观点和所用资料进行了汇总,得出了“侵略联军在这场战争中违背国际公法,数次使用当时极具毁灭性杀伤力毒气炮”[1]48的结论。

类似的观点还零星散见于此前发表的一些论文中,如陈振江《庚子百年祭》[2]、姚恒《义和团运动后期直隶军民的反抗斗争》[3]等。陈文坚称八国联军在天津战场上多次使用世界上刚刚发明不久的“毁灭性杀伤武器”,“凶狠地残杀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军民”[2]2;姚文则指责“联军用施放毒气弹的惨绝人寰的卑劣手段占据了北塘的7座炮台,这又一次证明了侵略者的‘文明’”。[3]陈振江甚至还在文末推知了这种毒气炮的结局:“爱国清军在北仓战斗中用自己的勇敢、智慧和精确的射击技术一举摧毁了英军的毒气炮,歼灭了曾经逞凶一时的毒气炮队。”[2]5

尽管上述文章作者对这一结论深信不疑,但是,人类首次在战争中使用毒气发生在1915年4月的伊普雷战役,使用火炮发射毒气弹则是在当年更晚些时候,并无资料显示1900年之前曾出现过炮射毒气弹,是为军事史和科技史学者的共识。而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上述文章中所引用的史料根本无法支持其观点。通过与外文史料对比,可以发现所谓英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使用过“毒气炮”一事完全是误传。

一、问题的由来

尽管最终的结论有悖事实,但上述作者的推论总体上亦有史料为据,并非空穴来风、任意捏造。欲正本清源,即需要分析梳理史料的类型和成分。以《毒气弹问题》为例,其用于支撑观点的中国史料主要有如下几条:

敌人之攻天津城何以民人竟死亡殆尽,曰此用氯气炮之故也。考氯气一物,医家用之解毒,然其性实甚毒烈,入口鼻可立毙。西人取以实炮中,不待弹及其身,但使其气吸入口鼻中,罔有不迷蒙而仆者,然其残忍实出情理之外,故泰西战阵之上鲜有用以毙敌人者。(1)

本日(六月十四日,即公历7 月10日) 下午从英国新运到大炮二尊,名列低炮,此炮自制就以来,只于非洲交战时用过一次,据闻炮弹开放后,在一百码地内之人,一闻其气,无不晕死。(2)

发列底炮数次,马军(马玉崑所统之武卫左军)死者无数,乃退扎杨村、北仓等处。……此次英国铁甲船到津运此炮二尊,放过数次,有一次,中一炮台,台人一时均死;又一次,适军中购马600 匹,中之即死。

华尸以千计,俱系毒气炮所毙,城内人亦多系毒气炮薰死,死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持枪如欲开放状,近视之亦为毒炮薰毙。(3)

七月十一日(公历8月5日),各国联军在北仓与乱兵、团匪及李鉴帅勤王师血战良久,华军奋勇异常,西军死伤不下两千人,旋经英国兵队用列低毒药炮攻之,华军始不支而败。(4)

至十六日(公历7月12日),津郡城厢内外,已无华兵踪迹,城内唯死人满地,房屋无存,且因洋兵开放列低炮之故,各死尸倒地者,身无伤痕居多。盖列低炮系毒药掺配而成,炮弹落地,即有绿气冒出,钻入鼻孔内者,即不自知其殉命。甚至城破之后,洋兵犹见有华兵若干,擎抢倚墙,怒目而立,一若将欲开放者,然及墙近视之,始知已中炮气而毙,只以其身倚站在墙,故未仆地,列低炮之残毒,有如此者。[4]148

以此观之,在中文史料中,作者引用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史料汇编和《申报》等报刊记载。外文史料方面,作者未引原文,而是引用了几条已翻译出版的外国人的回忆资料:

6月26日,联军开始用刚刚从德兰士瓦运来的像个瘦长的英国人的“汤姆叔叔”大炮进行回击。……这门大炮曾经在德兰士瓦打过布尔人,在这门大炮上写着“从勒迪斯马特到北京”的字样。[5]209

七月十一日早晨从三点半到七点半这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的炮击非常可怕。架设在土围子上的“阿尔及灵”舰的四英寸大炮正在向天津城倾泻苦味炸药,而这时,中国人正在想尽一切办法用他们最好的克虏伯大炮努力压住英国大炮的火力。[6]195

(七月十一日)天拂晓时,我首次听见“阿尔及灵”号四英寸口径的快炮向敌人倾泻苦味火药的隆隆声。

(七月十四日)共打了二百七十发,大致说来有一半是苦味火药炮弹。[7]389、396

对照陈振江、姚恒的论文等文章,其史料来源不外乎《毒气弹问题》所引几种。唯姚文中还有9月20日北仓之战中联军用“列低炮”施放毒气弹致清军“乃始不支而退”[4]94的记述,未见于他处。《毒气弹问题》等文以此为据,欲将所谓英军在华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1]49,其爱国热情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历史认知上却出现了诸多纰漏。

二、真实战争中的“列底炮”

根据历史学的基本原则,要通过文字证明史事的真实性,宜有历史亲历者对所涉问题的直接记录。以《毒气弹问题》一文所引史料看,中国作者中无一人亲眼看到了所谓的“列底炮”及其发射时的情况,仅仅是通过传闻知道了有这样一种武器;全程参与战争的外国作者则未在文中提及任何与“毒气”相关的字样。换言之,上述史料中无一兼有亲历者身份和“毒气炮”记载这两大要素,故结论大多建立在作者的主观猜测和臆想之上,可信度自然大幅下降。 实际上,中文文献中记载的“列底炮”确有其物,也为英军在1900年的战争中使用过,但并非传闻中的“毒气炮”。《毒气弹问题》一文认为外文史料中所说的“从德兰士瓦运来的大炮”就是“毒气炮”,而苦味酸炸药就是用来产生毒气的化学物质,显然是因为缺乏军事和科学知识而产生的误解。

首先,英国于19世纪末研制出一种称为“立德炸药”的苦味酸炸药,[8]其成分中并不含氯。这种炸药在爆炸的化学反应中会产生有毒的黄绿色烟雾,可能是毒气炮传说的由来。事实上,任何火药爆炸后都会产生有毒气体,但通常所说的毒气弹,是专指装填有毒剂和毒气的弹药。苦味酸炸药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以至于被认作毒气弹,主要是因为这种当时还较少使用的炸药爆炸产生的烟雾颜色与众不同。

其次,被文章作者当成“毒气炮”的火炮其实是当时英国海军投入使用不久的3英寸口径速射炮。这种火炮比同口径陆军炮身管更长,外形十分醒目。英布战争期间,由于其射程远、威力大,参战的军舰曾将部分这种火炮卸下,由水兵炮组携带上岸支援陆军作战,在著名的莱迪史密斯山围攻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使其行动更加灵活,英国海军著名炮术专家珀西·斯科特还专门为这种火炮和口径更大的4.7英寸速射炮设计了供陆上使用的炮架。珀西·斯科特后来率领英国海军巡洋舰“可怖”号从南非战场直接驶往中国,舰上运载的3英寸口径速射炮被运送登陆,参加了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役。珀西·斯科特的回忆录《我在皇家海军五十年》中的记述,应该可以被视为考察“列底炮”在中国战场使用情况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回忆录中所记与《八国联军目击记》、《华北作战记》、《中国与联军》等其他外文史料在时间、地点和具体描述上多有吻合,更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某些阙如之处。

《毒气弹问题》一文所引《八国联军目击记》中,提到的那门写着“从勒迪斯马特到北京”(“勒迪斯马特”即为南非莱迪史密斯山的另一种音译。下引《天津——插图本史纲》文中“累迪斯米思”亦同)的大炮,就属于珀西·斯科特所指挥的“可怖”号巡洋舰上的3英寸口径速射炮中的一门。据珀西·斯科特的回忆录记载,他在南非的作战任务完成后,率“可怖” 号于1900年5月8日抵达香港[9]134-135。此时舰上已备好了4门随时可供登陆使用的3英寸速射炮,炮手都参加过英布战争。大约十天后,斯科特“接到了关于拳乱严重的情报,预计海军会再次被召去支援陆军,因此将4门12磅长炮(即3英寸口径速射炮)准备就绪”[9]137,随时等待命令北上。6月21日,“可怖”号抵达大沽,斯科特提议将4门大炮全部用于登陆作战,但收到了时任英军代理总司令布鲁斯海军少将的不同意见。斯科特在回忆录中记载如下:

我很高兴能告诉海军少将布鲁斯,我们有4门12磅炮可以登陆。它们拥有和那些正在轰击天津租界的任何中国火炮相等的射程。

然而,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布鲁斯少将告诉我只要一门炮就足够了。这门炮将在早晨登陆,之后加入(俄国人)斯托塞尔指挥的援军纵队。[9]138

于是,在“可怖”号抵达大沽的次日,即6月22日,“包括1200名俄军,30名意军,150名美军和550名英军(300名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兵,150名水兵,100名陆战队员,配备1门远射程12磅炮”[9]138的联军纵队正式前往天津,参加为西摩尔解围的战斗。前文所引俄国《边疆报》随军记者杨契维茨基于6月26日在天津见到的“从德兰士瓦运来的像个瘦长的英国人的‘汤姆叔叔’大炮”即是这门先期上岸的3英寸口径速射炮。此时已在天津的英舰“奥兰度”号准尉G. 吉普斯在其《华北作战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可相参证:

星期六(六月二十三日)上午,约摸十一点左右,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及威尔斯明火枪团组成的援救军队的先头部队来到了中街……后来,在傍晚的时候,我带领一队苦力去搬运“恐惧”号(6)运来的行李和一门十二磅炮。这座炮是华勇一团从离天津约十二英里的火车站搬来的。(5)

俄军于星期六(二十三日)上午一点时在离天津更近五英里处驻扎了。“恐惧”号的陆战队从塘沽带来十二磅炮和炮手,在上午三点时到达。[10]41

《天津——插图本史纲》和《义和团战争中的世界海军》两书作者也着重记载了此事:

(六月二十四日)今天下午,我们听说“香港团”、“华勇营”、“香港工兵队”以及“恐惧”号的一支强大分队到达天津…… “恐惧” 号分队带着他们有名的四·七英寸口径(7)的大炮,炮上写着“从累迪斯米思到北京”,这真是对英国人的利益和责任无所不在的一个极好的评价。[7]355

夜间唯一的消遣是一场惊喜。营地在午夜时分被火车汽笛声惊醒,威海卫团的150名士兵和由德拉蒙德海军上尉指挥的1门“可怖”号上的12磅速射炮到达了。下车后,中国团队加入了23日凌晨3点出发的部队,一支大约50人的护卫队和大炮则留在后面保护营地,以备部队遇挫撤退之需。[11]

虽然3英寸炮威力巨大,但因为布鲁斯少将生怕功劳被斯科特抢走,因此迟迟不同意另外3门炮上岸,而将“可怖”号调往离战场较远的芝罘和威海卫。[9]139-140随着天津战事的日趋紧张,布鲁斯的这一举动遭到了英国国内的非议。

在斯科特的反复要求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这3门炮终于在7月上旬和中旬登陆,加入天津的战斗。此事在《华北作战记》、《中国与联军》和《天津——插图本史纲》中都有记载,考之如下:

其一,《华北作战记》:

星期三(七月四日)……傍晚,又从“恐惧”号上运来两门十二磅炮。(8)

其二,《中国与联军》:

到四日早晨……从“恐惧”号开来八十名海军陆战队和两门十二磅大炮。阵地上又多了两门十二磅大炮向中国人开炮了。[6]190

其三,《天津——插图本史纲》:

(七月四日)我们迫切地等待着十二磅海军重炮的到来,在今天至少可能运到一门。中午,“苍鹭”号轮船到达,她带来了八十名“恐惧”号上的官兵和两门万分盼望的十二磅重炮。[7]376 其四,《天津——插图本史纲》:

(七月十二日)“恐惧”号的一门四·七英寸口径的大炮今天运到了,但没有带炮架。[7]391

在半个多月的天津围城战役中,这几门从军舰上卸下的“列底炮”是联军进攻的利器,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导致破坏和伤亡的冷酷杀手,从以下史料中可见一斑:

(六月二十五日)十二磅炮从被烧的织绒厂攻击西局子。第二发炮弹就击中了这个建筑物。燃烧了一个早晨,在浓厚的黑烟中看不清烧得怎样,恐怕这座有历史意义的大庙和他那著名的大钟都成灰烬了。(9)

(六月二十六日)接着“恐惧”号的带着著名的斯格特式炮架的十二磅炮被转移到阵地上。……海军战士们值得骄傲,因为他们打了几炮,每打一次接近目标一点,他们击中了一个巨大的砖石建筑,轰然倒塌。[7]357

星期三(六月二十七日)……“恐惧”号的十二磅炮从铁道路基处向东局子猛烈炮击……上午十一点左右,东局子一个大弹药库发生爆炸,顿时升起巨大的烟柱,扶摇上升,直上云霄。同时,碎片、弹片、破砖烂瓦等物四处飞散……似乎中国人有些被这些爆炸吓慌了,他们的炮火大大地减弱了。[10]45

(七月十一日)然而,十二磅炮继续向中国的四英寸口径的大炮和黑炮台开炮。大约下午四点,我们看见黑炮台上中国人当作嘹望塔的一座高塔起火,不久,高塔就倾坠于地了。[10]59

与此同时,英舰“阿尔及灵”号上的两门4英寸口径速射炮也从大沽运抵天津(10),即《毒气弹问题》中所引“向天津城倾泻苦味炸药”者。在此后的天津围城战中,这些海军速射炮充当了7月13日至14日攻打天津城的主力。“七月十三日,我们集中了两门四英寸口径的速射炮、四门十二磅速射炮、六门哈气开式速射炮在上午五时同时开火,炮声惊天动地。炮声的回响像阿尔卑斯山的雷声一样在远处吼叫着,声音渐渐减弱。”[7]396透过这段惨烈的战争记述,前引中文史料中所刻画的战后残酷悲凉的场景也就不难想见了。

天津失陷后,“由于认识到了火炮在战斗中的价值,这4门炮又被编入参加了进攻北京的队伍”[9]141,8月3日离开天津,8月15日抵达北京使馆区,最后于9月7日完成任务后返回“可怖”号[9]142。这也解释了前引中文史料中所谓清军在北仓之战“经英国兵队用列低毒药炮攻之”,“始不支而败”之事出现的原因。而所谓“爱国清军在北仓之战中一举摧毁英军毒气炮”和“9月20日英军调来毒气炮攻占北塘炮台”的说法不攻自破了。

综上,笔者认为,所谓“列底炮”就是英军的3英寸海军速射炮,“列底”极有可能是立德炸药(Lyddite)的音译,也有可能是这种火炮于英布战争中的扬名之地莱迪史密斯(Ladysmith)的音译。由于这种“列底炮”外形独特,加之苦味酸炸药的巨大威力和炮手的精准操作(11),给初见此物的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的震撼,甚至产生了“绿气飞舞,闻者辄毙”[4]94的幻象,这才有了“毒气炮”的传说。

三、余 论

至此,关于“列底炮”在中国战场的基本史事已经理清,而“八国联军在天津使用毒气炮”这一结论出现的原因,更是值得深入思考、重新审视的问题。应该说,《毒气弹问题》等文作者未对中外史料详悉甄核,以至张冠李戴、取去失中,是人为塑造英军使用所谓“毒气炮”传说的关键所在。

《毒气弹问题》等文作者虽然援引了大量战争前后的报刊记录和时人著作,但未分析作者的身份和经历。其所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上的史料,最早皆出于《万国公报》。当时,《万国公报》和《申报》这两家出版于上海的报纸都没有派驻前线的记者,《万国公报》的新闻来源多为向往来天津人员打探而得,故文前都注有“天津洋行司会计之粤人某”、“据津友云”、“新济轮船大副报称”(12)云云,以示传闻之意。即使是“以所撰遇难日记付刊中外日报”的“天津洋行司会计之粤人某”(13),亦只是天津战役的受害者,并非所谓“毒气炮”的受害者。收于《庚子国变纪》中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作者名姓尚无法稽考,仅由当时民间传言辑成,更不可视为信史。上述史料的作者无一亲眼看到了所谓“毒气炮”,亦无一亲身遭受了所谓“毒气攻击”,只是通过传闻知道了有这样一种武器。如仅仅囫囵吞枣般地对上述文字记录一概收取采用,又忽视了英方关键当事人珀西·斯科特留下的原始史料,自然难免以讹传讹。

《毒气弹问题》文末提到:“虽然我们的证据还不充分,但英国人在八国联军对华战争中对中国军民使用毒气炮的事实是不容其抵赖的。”[1]49这一自相矛盾的说词正好揭示了出现“毒气炮”传说的症结所在。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探讨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命题,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发动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以及这场战争带给中国的屈辱与伤痛,都是不应置疑也不容忘却的。无论英军在天津作战中有无使用“毒气炮”,战争中重型武器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是异常巨大的,都给天津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浩劫,给天津无辜平民留下了极其悲惨的记忆。正视战争伤害的同时,力图还原历史细节,求索历史真相,方为探究这一问题的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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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违章最简单的方式是避免违章,违章扣分罚款是小事,一旦出现事故就没那么简单。所以说,开车务必注意安全,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世上没有后悔药,也并不是所有错误都有机会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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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考天津有什么五年一贯制学校和3?

天津中考的五年一贯制只有天津师范大学和天津城市职业学院有,天津师范大学的是学前教育专业,一般都是女孩上,我们是男孩,分数要求很高。天津城市职业学院招生专业两个,我们选择的是天津城市职业学院(总院)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好像还有会计专业。

3+2学校有很多:天津市化学工业学校、天津市第—商业学校、天津市电子计算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天津市药科中等专业学校、天津市塘沽区第—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天津市劳动保护学校、天津市渤海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天津市中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天津市市政工程学校、天津市园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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