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柱国(古代什么级别的武官称的上是将军)
上柱国，古代什么级别的武官称的上是将军？
古代武官体系是比较复杂的，但将军这一称呼并不复杂，因为它并非是严格的职位划分，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尊称。就好比现在我们去某机关办事儿，如果不清楚某个领导的职位，称呼“某主任”绝对不会错。如果非要严格定义“将军”的概念，一般可以认为是高级军事将领的统称，但不同朝代都有不同表现，或是高级武官、或是军政要职、或是爵号。
按照《墨子·非攻中》“昔者晋有六将军”的记载，六将军“即六卿为军将者也”，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军将通称为将军。而春秋的战争都是贵族之间的“火拼”，所以能成为军中将领的也都是贵族阶层，这就注定了“将军”的尊称内涵。
这里体现最明显的就是项羽，这个很看重贵族身份的西楚霸王。在鸿门宴上，刘邦投其所好的解释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以王公贵族和士卿的阶层差距来博得项羽的宽恕，这里也体现了将军的尊称之意。
除了尊称，其实在战国时期也出现了实实在在的将军官名，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记载的四方将军（前后左右），但这只是将“上卿统兵”具体化，可以理解成给带兵将领的一个名分。真正创立将军官职的是秦汉时期，是有具体任职的，比如西汉的前将军官职，赵信、李广、韩增、萧望之、何武都曾受任过。
秦汉时期的将军称呼说到汉代武官官职，很多人并不陌生，一部《三国演义》让诸多将军家喻户晓，汉末乱局的始作俑者被广泛认为是大将军何进，这个大将军其实就是汉代最高军事职位，但不常设，只有战争需要时才设置。如果不设大将军，那么就是三公之一的“太尉”（东汉时常称大司马）视为最高军事长官。如若设置了大将军一职，太尉一般就给与朝堂元老加做虚衔，二者都是月俸三百五十斛。
在此之下分别是骠骑将军（某些时期性质等同于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四方将军，这些将军是正经八百的将军称号。当然，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在西汉前期属于因人设岗（卫青、霍去病），当时是最高军事统帅的象征，并不能视为太尉之下。
这些将军封号有可能空置，有可能也是虚衔，统兵与否还要看实际任职。比如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军，实际也没有给他军队，但这个虚衔带来的实际意义并不是将军尊称那么肤浅。这个封号代表着刘备可以开府，从而招揽幕僚、请命将军府属官、募集规定数量的兵员。
将军府的重要属官主要有军师、长史（首席文官）、司马（首席武官）、从事中郎（参谋）、参军（参谋）、主簿（秘书）、各曹掾属（各部门主管，如粮食、军备等）。
按照汉初的规格，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位次上卿，只有这些将军具备开府的资格。将军级别理论上可统属五部，每部校尉一人（与将军府军师，军师祭酒，长史，司马等级别相当），军司马一人（分部二把手），军假司马一人（军司马副手，可设可不设）。比如三国时代的乐进，史载“遣还本郡募兵，得千余人，还为军假司马、陷陈都尉。”
说到乐进，就以曹魏军队编制为例讲讲，曹操在《步战令》中规定每部校尉统兵800，这个只是下限，战争时期能募集更多的兵员也不会打乱整编，所以校尉统兵基本上在800-1200左右，相当于今天的团长。
三国里经常见到“部曲”这个名词，这就是校尉统部，部下设曲的意思，曲是部的下属编制单位。曲设军候一人，相当于营长；曲的下属单位是屯，有屯长一人，相当于连长；屯下是队，有队率一人，相当于排长；队下是什伍，有什长、伍长，相当于班长、组长。
特殊职位除了上述常规配置外，还有些特殊部队编制，比如汉武帝时期于京畿郊区扩编的北军，下属八部，由八校尉统领，即著名的北军八校尉：中垒，虎贲，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胡骑（不常置）。此八校尉规格要比普通校尉高，相当于太守级别，放在今天可以等同于首都卫戍部队的旅长。
到东汉时期北军整编成五校尉，一直沿用至两晋。而在汉末更为出名的是西园八校尉，即上军校尉蹇硕、中军校尉袁绍、下军校尉鲍鸿、典军校尉曹操、助军左校尉赵融、助军右校尉冯芳、左校尉夏牟、右校尉淳于琼，蹇硕负责统一指挥。与北军不同，西园八校尉都是一种“兼职”状态，为首的蹇硕乃是小黄门（宦官之首），袁绍乃是虎贲中郎将，鲍鸿还是北军的屯骑校尉。
在两汉时期，校尉级别几乎没有被称为将军的，而且区分明显，比如《三国志》记载衣带诏时提到过“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校尉就是校尉，将军就是将军，即便是特殊身份的北军八校尉之一也只能称校尉。
再看另一些特殊职位，例如别部司马，这个就是一个军或部没有统领时，它的临时指挥官就叫别部司马，级别根据军队规模可大可小，小规模等同于普通校尉，大规模则会加授杂号将军。这种部队的性质有点类似特种兵、独立团，尤其是战争时期以精锐临时组建比较常见，所以名将常常都有别部司马的经历，如关羽、曹仁、孙坚等。
别部司马看似级别不低，但也不能称将军，例如孙坚，他是讨伐黄巾时募集了千人规模的军队才被表请为别部司马。张温代理车骑将军时开府讨逆，这才正式将孙坚招募为属官参军，然后累积军功被拜乌程候。此时即使要对其尊称，也是称其侯爵，侯爵才是他的最高荣誉。孙坚真正能被称呼将军的是袁术为其表请的破虏将军、兼豫州刺史，孙破虏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在汉朝官职中，若要表达尊敬，并非只有将军称呼，比如军师将军和军师祭酒，前者无非就是加个将军称号，连杂号将军都算不上。而《汉书》中注解“礼，饮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称祭酒，尊之也。”祭酒就是首席幕僚的意思，也是表达尊敬之意，与之相仿的军师中郎将亦是如此。
由于汉末各割据势力并不能达到某种官阶高度，所以诸侯为了笼络下属，招揽幕僚，只能因人设岗，在诸多官职后边加上尊敬或重视的后缀，军师中郎将就是刘备首创，于赤壁之战后授予诸葛亮的“杂号将军”，因为此时刘备最高身份也只是左将军，他能请表的也只是左将军府军师一职，后缀中郎将无非就是表达尊崇。
汉代武官确实是以中郎将为分水岭，至少升迁顺序大致是由军司马、军假司马、都尉升至校尉；校尉要么干一辈子，要么升迁中郎将；中郎将以虎贲、羽林为首，仅次于将军称号，但由于起源于皇帝近卫军，所以尊称将军无可厚非。
一般来说能做到虎贲、羽林，这就离拜将出征不远了，因为这是一个将军成长的台阶，也是最容易得到出征机会的职位，一旦出征，则会拜杂号将军，根据出征目的拜为四镇、四平、四安将军（平乱基本拜讨虏）。不过也有人认为中郎将要尊于杂号将军，因为杂号多是虚衔，中郎将则有实际兵权。跨过中郎将和杂号将军之后就是正经八百的将军称号，即前文说的那些。
汉代还有些高级武官，虽然没有将军之称，但级别也绝对称得上是将军行列，比如卫尉，属于九卿之一，掌管皇宫各门守卫，官位高于各路中郎将，与四方将军地位不相上下。再比如执金吾，地位与卫尉也差不多，这种一般会加将军称号，但若未加，同僚也可以将军称呼。比如李广担任过未央卫尉，《汉书》记载：“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
另外到了汉末三国时代，各势力根据汉代官制进行调整，创立或修改了一些武官，如曹魏的五支精锐中央军：武卫（虎豹骑），中垒，中坚，骁骑，游击，都由一名将军统领。以虎豹骑为例，曹纯统领时，还未有武卫设置，所以曹纯只担任过虎豹骑督，这个官职也就是校尉级别，称不上将军。
但在武卫设立后，曹魏先设置武卫中郎将，曹丕时期改为武卫将军，名将许褚就分别任过这两个职位，这便不是杂号将军，而是名分很重的将军。其余四个同理，如中垒将军司马炎；中坚将军张辽、曹真；骁骑将军曹仁、曹彰；游击将军夏侯兰、乐进、陈泰。另外曹魏中军统帅设置中领军、中护军，这两个职位都是心腹才能担任，前者夏侯渊长期居之，后者曹真、曹休都担任过。
总体上，汉代的将军称号不是很随意，除了正牌将军封号，一般是实职武官中郎将以上可称将军，特殊职位，尤其是禁军高级将领也可以将军尊称。到了三国时期，因人设岗造就了一批将军称号，还有私募军队的头领也常被手下称呼将军，这也要看募集所得的军队规模。
隋唐以后的将军称呼由于三国乱世因人设岗带来的影响，将军“门槛”在两晋开始逐渐降低，但规律还是一样的，分为虚衔、实权、尊称三个方向。到了隋唐时期勋官制度产生以后，以上三个方向就被统一规定于一个界限，能不能称将军看看级别就知道了。
勋官制度曾在《木兰辞》里有所体现，即“策勋十二转”，按照勋官制度的规则，花木兰是被晋封上柱国了。以从五品骑都尉往上，称呼将军几乎都是合理的。后来朝代基本上也都是按照从五品作为一个分水岭，在其之上都能称将军，所以“勋”可以视为今天的军衔。
比如宋朝，骑都尉作为从五品勋，在从五品级别的武职官和散官都视为将军。如职官殿前马/步军都虞候、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武散官游骑将军、游击将军。即使是官制改革，也不与勋制冲突。如宋徽宗时期定武臣官阶五十三阶，第十一阶为亲卫大夫，这对应的也还是从五品勋爵，所以抗金名将岳飞真正意义上能被称为将军的，是他从武功大夫提拔至亲卫大夫。
明朝也可按照上述规律辨别，但清朝将十二转勋官制度废除后，就不能以此区分清朝的将军了。清朝将将军作为爵号纳入宗爵体系，实际上的军事将领除了特别任命外也都去除将军名称。而且清朝军队体系有八旗和绿营之分，八旗驻守各地的设有将军，绿营只有提督；满人授将军称呼，汉人没有（年羹尧这样的比较特殊）。所以清朝是不能尊称某高级武官为将军的，除非他真有将军授予，否则还是职称后缀大人较为妥善。
综上，古代将军称呼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汉代作为封建官制的奠基者，在称呼上比较严格。但随着勋官制度的诞生，武官晋升的途径更加清晰明了，为了营造军人杀敌立功的气氛，从朝堂到军营都逐渐放宽将军称呼的界定，再结合职官名称、勋爵名称，大致就产生了从五品的将军分水岭。当然，如果按照今天的军衔来定义，少将以上才称呼将军的话，那么分水岭估计就只能是从三品往上了。
清朝宗室延龄介绍？
清初将领，“三藩之乱”中的叛将
孙延龄（？—1677年），汉军正红旗人，清初将领，“三藩之乱”中的叛将。其父孙龙为孔有德手下将领。孙延龄早年迎娶孔有德之女孔四贞，逐渐得宠于朝中。于康熙四年（1665年）开始出镇广西，被清廷封为上柱国、光禄大夫，世袭一等阿思尼哈番，任广西将军，孙延龄在广西多有不法之事。
雪中悍刀行上柱国比宰相大吗？
《雪中悍刀行》武侠玄幻网络小说中上柱国比宰相大。上柱国是离阳王朝朝庭中文官职位最高的，处于正一品官职，但是却没有实际的权力，虚职一个，是皇帝给予有功之臣的最高赏赐。而宰相则是从一品官，却是朝堂的首辅，有着实权，能够做出决策等等。
隋文帝生母？
吕苦桃是隋朝太祖武元皇帝杨忠之妻、隋文帝杨坚之母 。她出身寒微，生长于北魏末年的山东泰山附近。六镇起义时，武川镇少年杨忠流落于此，吕苦桃和他结下姻缘，从此离开家乡一路跟着杨忠南征北战，与家人天各一方分离。
杨忠后来和独孤信追随魏孝武帝元修来到关中，投奔宇文泰麾下，建立了很多功勋，成为了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进入了统治阶级核心集团。北周建立后不久，又进位隋国公。吕苦桃一路妻随夫贵，和杨忠生儿育女。北周武帝天和年间，她得病在床，长子杨坚昼夜不离侍疾三年，留下了孝顺的美名 。吕苦桃大约去世于北周天和末年。
隋开皇元年（581年），杨坚登基为隋朝开国皇帝，追崇父亲杨忠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母亲吕苦桃为元明皇后。并且追封外祖父吕双周为上柱国、太尉、八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封齐郡公，谥曰敬，外祖母姚氏为齐郡公夫人，吕苦桃的侄儿吕永吉袭爵。
吕苦桃出生于山东泰山附近的济南，在春秋战国时期，济南是齐国的领地，山东自古以来“姓吕”的家族，只有姜太公家族，吕苦桃很有可能就是姜太公的后代。
那么一品和二品呢？
如果单纯想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但如果想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搞明白背后的政治套路，那咱们得花点功夫了。
首要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
在很多朝代，同一个人的官品与职务并不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品级很高，但也许在行政体系中的职务处于中流；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品级并非顶尖，但却占据着最核心的政府岗位。
以唐朝为例。唐朝没有“宰相”这一职务，但在大部分时期，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都是实际上的宰相，这就是那时的“群相制”，他们是辅佐皇帝处理朝政的最高级实权官员。
这些人里面，除了尚书仆射是从二品外，其他都是正三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一些时期，那些不是三省长官、但却担任宰相之职的官员，会被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甚至连尚书省仆射也自带这一名号）
权力最大的官竟然只是从二品、正三品，那往上的是何方神圣？说的直接点，他们大都是些荣誉类的虚职，只有待遇、没有权力。
以唐朝为例，
正第一品包括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王。从第一品是各类文散官、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类武散官，嗣王、郡王、国公等；
正第二品，则也包括一些文武散官，开国郡公、上柱国等荣誉爵位。从第二品里面，除了尚书左右仆射、府牧、大都督、大都护等实权岗位外，还有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光禄大夫、镇军大将军、开国县公、柱国等文武散官。
可能朋友们注意到了“散官”这个名词，它指的是“有官名、但无职事”的一类人。这一做法开始于隋朝，朝廷给那些文武重臣加上一些冠冕堂皇、词藻华丽的官名，但没有让他们掌握任何权柄，说白了就是荣誉类头衔，只是名称好看、待遇高而已。
隋朝的制度基本被唐朝完整继承，官制同理。初唐设立的文散官共分29阶，武散官45阶。
与散官相反的概念，是职事官，同一个人的职事官与散官品级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前者靠的是能力，后者的确定是看门第出身（比如开国元勋、皇室后裔）。
同一个人，可能散官的级别很高、但在朝廷里的行政岗位级别很低，这叫“行”某官，意思很好理解：高级人物姑且行使某些低级职权；
反之，散官低但职事官高，称为“守”某官，因为你的等级低却干了高级事，所以能守住就不错了。
至于待遇，则按照散官品级来确定，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同一行政岗位的两个人，由于散官级别有差异，导致薪酬相差悬殊。
那么，为什么古代会发明“品级”这么复杂的体系呢？为什么品级高的人不一定在政府中担任最高级的实权岗位呢？这其实都有讲究的。
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会存在等级。
周王朝时期的森严分封制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奴隶等级分明；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分封制逐渐崩溃，人们需要新的分级制度，孔子就提出了对人物进行分级评价的主张，比如他曾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其实这并不奇怪，儒家就是主张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维持稳定的统治秩序。
而根据史料来看，西汉时已经开始对上、中、下施行细分了，比如在《史记》里，就曾说李广的堂弟李蔡“为人在下中”，跟李广压根没法比，却因战功位居列侯，后来还升至三公。
而到了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首次把人物列为三类九等：上类三等是上上圣人、上中仁入、上下智人；中类三等是中上、中中、中下；下类三等是下上、下中、下下愚人。
不过，也许是出于不触碰敏感领域的考虑，当时班固所品评的只是那些古代的政治、文化人物，并不包括汉代的人物，跟官员品级那就更没关联了。
不过，班固的这一原创，却成了后世曹魏时期设立九品中正制的灵感来源。《太平御览》称：“九品汉氏所无，班固著《汉书》叙先往代贤智以九品条，此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
后来，虽然九品中正制慢慢崩溃，但历朝历代都沿用了对官员进行品级分类的制度，也许具体细节有所不同，但这一概念可谓深入人心。毕竟借用现代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这可是意味着“尊重与自我实现”，代表着人类最高的两级需求啊。
那么，为什么隋唐开始会出现品级与职务不挂钩的现象呢？这源自皇权的需要。
曾几何时，中国古代官员的尊贵程度、权力大小两者之间是一致的。在东汉之前，“三公”代表着最为尊贵、同时也是最有权力的职务；
比如在周王朝时期，太师、太傅、太保“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啥国家大事都会参与，协助周天子辅政，是那时权利最大、地位最高、最有荣耀与威望的官员；
秦朝时，左右丞相（相国）位高权重，李斯几乎是一人之下：“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
西汉时，为了强化皇权，相权被持续削弱，“三公”具体指代的岗位也经常变化，形成了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并立，行政、监察、军事制衡的体系。
后来，太尉被改设大司马，御史大夫被大司空取代，丞相改名为大司徒，形成了这三者并驾齐驱的高级官僚体系。
然而，国家最高权力集中在最尊贵的官员手中，这对皇权造成了极大冲击。西汉末年，掌权的王氏外戚几乎垄断了大司马、大将军等权贵职务，身份与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让王莽篡汉显得顺理成章。
因此，在刘秀光复汉室后，为了加强皇权、杜绝高官擅权现象重演，他对中央官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三公从实权职位变成了虚职：“虽置三公，备员而已”；而三公原本负责的工作，则交给了尚书台。值得注意的是，三公的俸禄是每人每年万石粮食，而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只有一千石，是前者的十分之一。官位高的没权，有权的官位低，以此来消除权臣篡位的风险。
因此，东汉末年袁绍家族的四世三公，看着牛气冲天，但在手里有兵的边将董卓面前显得像个弟弟。
而在魏晋南北朝期间，权臣谋朝篡位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显得合理合法，那些篡位者经常一股脑地给自己加上最牛的头衔，这段时期，品级与官职再度挂钩。比如两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已成了社会现象。
“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传》早就点出了帝王把控权力的最基本前提，如果让臣子兼具了名声与权柄，无疑是皇权的巨大威胁。因此，以权臣篡位起家的隋朝推行了品级与职务脱离的制度，让尊贵的官职没权、有权的职务地位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扼杀了权臣的生存空间。只可惜，唐朝防住了权臣，却因皇权的无限膨胀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也许这就是封建制度压根无法解决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