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唐朝(大唐为何设立京师长安和四个陪都太原洛阳凤翔成都)
神舟唐朝，大唐为何设立京师长安和四个陪都太原洛阳凤翔成都？
回答这个问题前，先了解一下京师和陪都的概念。京师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对一国之首都的称呼，也称国都，都城。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之地。而陪都是指在首都之外另外设置的副都，也称之为辅都。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城的设置，也是基于地缘政治、尤其是军事防御的考虑。但是作为都城，常常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补充这一缺失，陪都出现了。陪都和首都之间形成互相协调，各有侧重的格局。陪都就是呼应、补充、配合首都，起着辅助性作用，地位仅次于首都，处于副核心地位。历史上，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被称为“两京”，其制度称为两京制或陪都制等。这是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其对中国和东亚几千年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的朝鲜和日本也有类似的制度。而在世界其他文化圈内，按照功能划分也有设置多个首都的情况。中国陪都的萌芽应该是出现在上古的炎黄时期，当时炎帝建都于陈地（今宝鸡市南郊），之后又在山东曲阜建有别营；黄帝居住在轩辕之丘，又在涿鹿之地设置别宫，且经常往来二地之间。到了夏王朝时期，大禹建都于阳城，之后又营造了安邑；夏启时建都于阳翟。商王朝时期的都城更是迁徙多地，早期的三亳（北亳、南亳、西亳），后期的殷和成汤之故都。这一时期应该是没有陪都这一概念的，只是由于各种客观的原因，当时的都城不得不频繁迁移，但是对于旧都应该是有一定的维护。大部分的学者将西周初年洛邑视为中国历史上陪都建制的起源和发端。周王朝的都城之制，是东、西两都。即除首都丰镐之外，只有一个陪都洛邑。此后，无论大小王朝无不仿照西周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与政权不止有两京，有三京制、四京制，甚至五京、六京的。历史上各个朝代设立陪都的原因很多，陪都制度无非是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从周人的发展轨迹来看，西周时期出现了三个都城同时并存的局面，即岐周、宗周丰镐、成周洛邑。岐周是古公亶父率领周族人从北边的豳地南迁到关中西部周原（今宝鸡岐山）建立的都城；到了三世之后的周文王时期，又把都城东迁至关中中部的沣河西岸，称为丰京。后来周武王又在沣河东岸修建镐京，丰镐二京是为宗周；周成王时期，在“天下之中”的洛邑建造了成周。西周时期的三座都城，岐周是周人作为地方诸侯时的政治中心，可以说是周人崛起的“圣都”；周人在宗周丰镐实现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理想，宗周是周人称霸天下的政治中心，是周人作为天下共主的主都；成周洛邑则是辅助周人管理东方，进而有效统治天下的政治中心之一，是周人的陪都。陪都的设置，始于西周武王时期。周人东征灭商后，统治了中原。但是周人的都城在关中的丰镐，对于管控整个东方地区，的确有鞭长莫及的忧虑。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经过对伊、洛一带的地形和历史反复斟酌，最终确定在伊、洛不远处“定天保，依天室”，即建立新的都城。东都的真正建成是在成王时期。周成王即位后，在丰京“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复营”二字，说明是再次修筑。或许有些人认为，周成王时期西周的都城已经从宗周丰镐迁都到了成周洛邑，其实不然。大量的史料证明，西周的政治中心，在宗周丰镐。西周时期，周王接受王臣和诸侯述职、朝见的活动基本都是在宗周。比如青铜器乍册魑卣的铭文记录了公太史到宗周述职性地朝见周王的事；柞伯簋铭文也记载了柞伯到宗周朝见周王的事迹；方尊铭文记述了邢侯到宗周朝见周王的活动；匡侯旨乍又始鼎中的“匡侯旨初见事于宗周”则是指第二代燕侯旨第一次到宗周朝见周王；宗周钟铭文则说明周王不仅在宗周会见王臣、贵族，还会见外夷。柞伯簋西周时期，周王的重要宗教祭祀活动也是在宗周。比如柞伯簋铭文记载了周王在宗周举行大射礼，铭文中的“大章”、“大檎”指的是周王举行的高规格的祭祀行为；同簋、克簋、大克鼎、善鼎、越簋等铭文有周王“各”的祭祀活动；献侯鼎、史叔隋器的铭文中有王大襄于宗周的记载；士上盂的铭文中有“王大龠(禴)于宗周”的记录；郭伯取簋铭文有“寮于宗周”的记述。西周时期，周王对各地诸侯以及臣下的命令也是从宗周发出的。比如小克鼎、史颂鼎、宗周钟、班簋、母簋等铭文中均有周王在宗周发布命令的记载。从这些青铜铭文的记录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周王及诸侯、王臣主要的活动中心是在宗周，这里无疑是是西周的政治中心，是周王长住之地，是西周的主要都城。西周宗周钟铭文成周洛邑虽是天下之中，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也只是西周政权在东方的一个代理中心，宗周丰镐的主都地位依然牢固。众多的西周青铜铭文中同时提到了宗周和成周，足以说明宗周和成周的关系。比如士上盂铭文记载周王在宗周举行“大榆”的祭祀典礼，命令“士上果史黄殷于成周”；小克鼎铭文记载周王在宗周命令“善夫克舍令于成周”；史颂鼎铭文也有周王在宗周，令“史颂……于成周”；晋侯稣编钟记载周王由宗周出发到成周指挥战争。因此，宗周与成周的首都和陪都的地位应是毋庸置疑的。西周末年，由于戎狄入侵和宗周的残破，周平王东迁后，成周终于成为主要都城。晋侯稣编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西汉继承了秦的体制。在众多的史籍中，没有秦、西汉两朝设立陪都的明确记载。关于洛阳能否算作秦和西汉两朝的陪都，由于缺乏史料证实，因此存在诸多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洛阳应该是秦和西汉时期的陪都，只是有关史料太少，因此情况不甚了了；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秦和西汉推行的是郡县制，秦灭东周后，在洛阳故地设置三川郡，后来吕不韦的封地被削除后设置为河南、洛阳二县，归三川郡管辖，而西汉建立后在此地设置河南郡。因此，秦和西汉两朝并无陪都之说。自然也就不存在秦和西汉以洛阳为陪都的建置。王莽篡汉后，建立新朝，改长安为常安，建都于此。王莽为了控制全国的贸易经济命脉，选定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形成“六京制”。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定都于洛阳。为了彰显自己乃西汉皇室宗亲，继承大统的正当性，又以西汉都城长安为西京，并亲至长安，经营宫室，“凄然有怀祖之思”。此后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等均于即位后赴长安谒高庙，祭祀西汉诸帝陵。南阳是光武帝刘秀发迹之地，刘秀起兵于此。而且二十八宿（刘秀的二十八员大将）故乡大部分在南阳。并且刘秀还娶了南阳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为皇后。因此，南阳成为了东汉的陪都，被称为“南都”、“帝乡”，是仅次于东汉首都洛阳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曹丕篡汉后，营建洛阳宫，建都洛阳。同时，因为谯（今安徽毫县）为曹氏先祖的故土，许昌为汉献帝所居之地，而长安又是西汉的旧都，邺城是曹操创立王业的根基所在。因此，这些地方皆冠以“都”的称号，升为陪都，与洛阳并称为五都。魏文帝曹丕此举，不仅正式确立了多都制，同时也开创了以龙兴之地为都的先河。曹魏末年，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定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皇位传至晋惠帝司马衷后，西晋因“八王之乱”而导致统治急剧动荡，国内烽烟四起，后刘聪攻破洛阳，晋愍帝司马邺迁都长安。“五胡乱华”爆发之后，西晋部分宗室南渡江南，史称“永嘉南渡”。后晋元帝司马睿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延续晋朝统治，史称东晋。此后，宋齐梁陈四代王朝，皆以建康为都城。南北朝时期，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最初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孝文帝为巩固统治，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更名洛京，同时以平城为北京，又称代京，但并非正式的建制。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政权更迭频繁。北魏分裂后，西魏、北周定都长安；东魏、北齐定都邺城，称为上都，别都为晋阳。隋文帝杨坚自北周宇文氏手中受掸后，于第二年即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北周都城长安南之龙首塬营建新都大兴城。隋朝实行东西二京制，首都大兴城（长安），陪都洛阳。隋初洛阳的地位还不能和首都大兴城相提并论。东京洛阳地位的真正凸起，是在炀帝统治时期。隋文帝杨坚去世之后，隋炀帝杨广即位，随即便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先称东京，后改称东都，同时称旧都大兴城为西京。隋炀帝之所以营建东都洛阳，除了个人享乐的因素外，主要还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需要来考虑的。南北朝以来，全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这是公认的历史趋势。当时的洛阳水陆交通颇为便利，是全国重要的经济都会之一。为了适应发展趋势，使得都城向南边的经济中心靠拢，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始营建东都洛阳，同时大力修建京杭大运河，连接当时的经济重心江南，以便利商贾往来，货物的集散和漕运，这更增强了洛阳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唐高祖李渊夺得政权后，经李世民力争，决定以隋大兴城为京师，更名长安，但是洛阳的地位依然尊崇。从唐初对东都的兴废上， 我们更可以进一步认识这一点。唐武德四年（ 621 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叛乱后到了洛阳，下令拆毁东都，废东都为洛州，降为洛阳都督府。可是没过几年，唐太宗又亲自下令重修洛阳宫“以备巡幸” 。说明他已开始认识到，东都洛阳不是随便可以废除的。唐高宗时，又修复乾阳殿，正式定为东都。其后，东都屡建屡废。武则天时正式定为神都。在建设东都洛阳的规格上，也是历朝历代的陪都所不能比的。洛阳都城周长二十八公里， 城内布局整齐，建有皇城、宫城， 有一百零三坊、十八条大街、三个主要市场。整个洛阳的规制建设， 既显示了它作为一个陪都应有的规模和气势， 但又有别于首都长安。如规模比长安城略小， 宫城、皇城偏于一侧， 说明它是作为一个陪都来建设的。陪都的作用就是对首都功能不足的补充，陪都和首都之间相辅相成，各有侧重。洛阳水陆交通便利，是唐王朝关东地区漕运的重要集散地。都城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由于地狭，时有灾荒，粮食供应不了长安的需求。需要将江淮的粮米漕运至长安，漕运之数从最初的年二十余万石，到唐玄宗开元九年达到年四百万石。但黄河有三门砥柱之险，水道条件差，运量很小。于是只能将江南运来的米粮储存于洛阳， 含嘉仓就是为此而建造的。唐朝的皇帝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供给问题，常常统率长安的官员，连同皇室贵胄，一同“就食洛阳”。随行官员也可以携带家眷， 队伍庞大。可以说，整个朝廷的职能部门全部东迁洛阳，这些官员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都有官衙住宅，完全不影响处理政务和生活的需要。唐代的东都洛阳已经达到我国封建社会中期陪都制度的顶峰。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定都洛阳，改称神都。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发动政变，复辟成功。他排除了武则天的政治干扰，把神都又改回为东都，洛阳又恢复为正常意义的陪都。同时废除北都太原，重返居长安。唐玄宗开元年间，又恢复太原为北京，改东都洛阳为东京，京师长安为西京，并短暂定河中府为中都。“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肃宗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两京制为五京制，以京师长安为中京，以东都洛阳为东京，以太原为北京，因凤翔为唐肃宗中兴之地而升其为西京，又因“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曾于避难于成都而将其升为南京。此时的唐王朝形成了“五京制”的格局。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又以江陵为南都，同时罢了南京成都府；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后，罢西京、南都京号，只保留上都京兆府（长安），东都河南府（洛阳），北都太原府。北都太原其实一直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从武周设置北都开始，多次被废立，说明太原的地缘优势在唐王朝内部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里虽然重要，但是并没有达到可以设置为京师的水准。然而在这样的纠结之下，太原带着北都的名号陪着大唐王朝走到了最后。唐王朝的陪都在“安史之乱”后增多，这也进一步说明大唐朝廷对于当时社会的管控能力开始变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都城的增多也表示，城市群的出现，地域性的开发已经深入，特别是南方经济的崛起，所带来的南北经济实力的变化。安史之乱对洛阳城的破坏是致命的，使得整个东都面目全非。此后，唐王朝的皇帝永居长安，不复幸东都洛阳。一直到唐末，这里都只是一些即将退休的高官安享晚年的地方。但是由于洛阳地理位置和运河的便利，这里繁华依旧。唐末，唐昭宗被迫在洛阳即位，也算是变相中止了洛阳作为唐王朝陪都的生涯。尽管唐王朝曾实行五都制、三都制等多都制，但在所有陪都中洛阳无疑是最重要的，其地位与国都长安相差无几。两京制是唐朝都城制度的主要体制。而且，在唐朝，甚至有时长安与洛阳主客倒置，洛阳在历史上达到了陪都地位的最高峰。五代十国时期，政权的更迭十分频繁。后梁先是定都开封，称东都开封府，后又迁都洛阳，为西都河南府；后唐定都洛阳，称洛京，又以长安作为陪都；后晋、后汉、后周定都开封，称为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其后的五代朝代中不少都沿袭如此。在这期间，魏州、真定、太原、长安等也曾作过陪都。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 ，定都于汴梁 ，称为东京，同时又设立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作为陪都 ，南宋时期，没有陪都，首都之外皆称行在。西夏政权以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为首都，称为东京兴庆府，立灵武为西京西平府。辽国政权以上京临潢为首都，又以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改为析津府；以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以东平郡为东京辽阳府，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又建中京大定府为首都。金灭辽后，延续了辽国的五京制，早期以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为都城，成为上京，同时以临潢府为北京，辽阳府为南京、大定府为中京、大同府为西京。到了金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废帝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称之为中都大兴府，同时改原南京为东京，废去临潢府北京名号，改原中京大定府为北京，立开封为南京。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则依旧。金朝末年，金宣宗迁都南京开封府，又立洛阳为中京金昌府。元朝定都北京，称大都，以旧都上都开平府为陪都，并称两都。公元1307年，元武宗在旺兀察都之地建中都。明朝朱元璋建都应天府（今南京），同时为了彰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大义，又以北宋故都开封为陪都，称为北京，但之后又废除了两京制，罢去了开封府的北京名号，并改称应天府为京师。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作为太祖朱元璋故乡的林濠府（后改称凤阳府）被升为陪都，称之为中都。明成祖朱棣成为皇帝后，将首都迁往北京，应天府南京则作为陪都，嘉靖年间又定安陆为兴都承天府。明朝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沈阳。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盛京，尊赫图阿拉为兴京。并于两年后正式改国名为“大清”。 清军入关后定都北京，又以旧都盛京（今沈阳）为陪都。自周武王在洛邑设置陪都，奠定中国历史上的陪都制度起，此后除了乱世割据时期外，大一统王朝基本都沿袭了这一制度，多采取多京制，一直到清末。在历史上失踪的传国玉玺到底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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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玉玺：简称“传国玺”，是秦代丞相李斯奉始皇帝之命，用和氏璧镌刻而成，为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证凭。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物。
秦之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
历代欲谋帝王之位者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两千余年，忽隐忽现，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令人叹息。
秦始皇使用的传国玉玺，是秦相李斯奉秦始皇之命，使用和氏璧所镌刻，后来为中国历代皇帝相传之印玺。据说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物。秦代之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作为国之重器。
据说，元末年元顺帝将玉玺带到草原，从此玉玺销声匿迹。也有野史是这样说的：传国玉玺传到十六国时期，在冉魏灭亡的时候，东晋、燕、后秦各得到了一块，都自称是真的，其中东晋的这一块，一直传到后唐李从珂自焚。后来宋朝建立后，一农民在李从珂的废墟中找到这个玉玺，献给宋。最后，到了金，然后到了元，被元顺帝带到北元。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
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将这块玉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这是一块“传国玺”的赝品。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据说，玉玺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王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那么，真正的传国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
阿拉伯人是怎么评价唐帝国的军队的？
怛罗斯这一战说是阿拉伯帝国赢了，但戏剧性的是，他们击退了唐军后第一时间遣使来到大唐“求和”，俨然一副被唐军打怕了的样子。
事实上，阿拉伯帝国还是真的被唐军打怕了，史传的“怛罗斯之战”，阿拉伯以数倍于唐军、高达十数万人的规模对战仅有三万的高仙芝部队，就这样碾压式的对战，也只是堪堪平手，而后来大唐被击败，还因为其中有人“背叛”。
因为高仙芝带去的这三万部队里，其中有两万多是从铁勒部的“葛逻禄”、中亚小国“拔汉那”这两个政权征调来的，所以说真正属于大唐安西军的人数，仅仅是几千人，后来阿拉伯得以打破平手的局面，击退大唐，那都是因为策反了葛逻禄背叛大唐形成夹击，这就意味着，阿拉伯帝国等于是靠着十几万人才把数千唐军给击退。
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军事家、统治者，都不难发现这场所谓的“胜利”就是一次侥幸，阿拉伯帝国自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不会觉得他们真的赢了大唐，反而是要担心高仙芝下一次带数万大唐精锐过来他们该怎么办，大唐在西亚灭国的事情又不是没有发生过，阿拉伯帝国并不觉得自己能幸免。
所以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之战后才没有一点点赢家的姿态，主动遣使翻山越岭来到唐玄宗面前道歉求和，他们更怕自己使者的速度比不上唐朝人愤怒决定攻打他们的速度。
所幸当时的唐玄宗已经开始揽着杨贵妃醉生梦死，没有太对国家大事上心，若不然的话，唐代的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或许真的早被高仙芝的“报复”给铲平了。
阿拉伯帝国和大唐的“冲突”大唐的快速崛起，是在唐太宗的贞观年间发生的，唐太宗在位时期，以强大的武力和文化、政治包容力征服了大量周边的游牧民族，强大的东突厥、铁勒部都相继臣服于大唐，李世民也得到了“天可汗”的尊称。
在东亚的格局稳定后，大唐自然而然向中亚递进，贞观十四年，大唐将领侯君集平灭高昌国，然后在此根据李世民的指示建立“西州都护府”，这是大唐“沟通”中亚通道的第一个重要据点，在同年的九月，著名的“安西都护府”建立，这个屹立在西域的大唐之府，将在未来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成为“历史明星”。
之所以说是历史明星，那是因为安西都护府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经常“出镜”在历史记载中。
安西都护府的建立一开始是为了“盯着”强大的西突厥的，不过西突厥被灭亡的速度很快，公元657年，苏定方灭西突厥，自此，大唐的安西都护府成为该地区各政权、部族联络大唐的渠道，一部分人选择臣服大唐，一部分人则选择西迁，也就是前往阿拉伯帝国境内。
在西突厥被灭的四年后，也就是公元661年，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史称“倭马亚王朝”，又或者称其为“白衣大食”。
其实在倭马亚王朝建立以前，阿拉伯地区的国家一直都被大唐统称为“大食”，古老的贸易早已经让大唐对大食有很深刻的了解，而阿拉伯帝国经历了“四大哈里发”执政时期后，开始认识到统一的、世袭的政权重要性，因此倭马亚王朝应运而生，所以大唐人口中的大食，也成为了白衣大食。
新建立政权的阿拉伯帝国雄心壮志，他们觉得即便是富庶的东方帝国：大唐，也不会是他们的对手，其实阿拉伯帝国的“错觉”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和大唐实在太远了，对他们来说，吐蕃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大唐。
而阿拉伯帝国想要侵略大唐，那么必须打通的关卡，就是大唐的“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掌控了大量的部族和政权，阿拉伯帝国就是想“抢地”、“抢人”、“抢权”。
可惜和大唐的“碰撞”让阿拉伯帝国认清了现实，他们得出结论：
大唐人不仅有钱，还不好惹。
不过大唐可没空把重心放到和阿拉伯帝国的碰撞上，白衣大食建立之后的时间里，东方的大唐帝国正经历了“武则天改唐建周”的事件，因为武则天篡权导致大唐内部混乱，边境地区的力量都被抽调回去参战，趁着这个空档，吐蕃趁机抢夺了安西都护府的控制权，武则天数次出征，差点拿不回来。
经历了武则天的时期之后，大唐再次迎来一位明君，那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阿拉伯帝国和吐蕃难得地放下成见，暂时联手一起“挑衅大唐”，他们对臣属于大唐的小国“拔汉那”发动了进攻，如果打下拔汉那，那么大唐在该地区的“宗主国”威严将会扫地，但结果却不可能让阿拉伯帝国如愿，安西都护府出军，联合该地区的臣属政权，击败了两国联军。
这次碰撞是大唐和阿拉伯帝国第一次剧烈的碰撞，因为历史记载的缺失，因此具体的参战人数不知道，但结果救赎阿拉伯帝国和吐蕃惨败，阴谋被粉碎。
眼看军事行动不可取，阿拉伯帝国开始了“宗教同化”的手段，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最强的手段一直都是宗教手段，而对于大唐来说，这一种层面上的威胁，是真的需要重视的，因此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大唐将领开始侧重安西都护府，和阿拉伯帝国经常发生摩擦，阿拉伯帝国几乎没有占到过便宜。
而在阿拉伯帝国东进的计划进行的同时，他们内部也出现了新的“竞争”，阿拉伯的另一支贵族哈希姆家族的实力逐渐强大，对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十分不满，到了公元746年，哈希姆家族正式分裂阿拉伯帝国与倭马亚王朝对抗，并且在数年之后击败倭马亚王朝，取而代之，建立了新的王朝，名为“阿拔斯王朝”。
因为阿拔斯王朝崇尚“黑色”，因此唐人将其称为“黑衣大食”，与白衣大食明显区分开来。
野心膨胀的黑衣大食：和大唐的怛罗斯大碰撞哈希姆家族在逐渐掌握阿拉伯帝国的大权的同时，也对大唐王朝表现出强烈的“敌视”，在黑衣大食的眼中，白衣大食打不过大唐，那是白衣大食自己的能力不足，而黑衣大食想用击败大唐来证明他们取代白衣大食是正确的历史发展。
与此同时，经历过吐蕃要挟“小勃律国”的事件后，大唐的名将高仙芝已经常驻安西都护府，防御吐蕃对安西都护府及其附属实力的骚扰，此时的大唐在西域的布局也可以说是十分之强盛。
强强碰撞，便有大战。
经过数次在西域对吐蕃延伸势力的镇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西域的威望盛极一时，公元750年，高仙芝奉命带兵攻打臣属于吐蕃的车师国，吐蕃根本无力救援，车师国国王被俘虏，送往长安献俘虏。
同年，高仙芝征伐“石国”，石国百般求饶但仍然难逃高仙芝的屠刀，石国国王都被俘虏到长安处死，而石国也被唐军几乎屠灭，让人意想不到的事，石国国王之子却被父亲安排逃脱，绝望之下的石国王子向西找到黑衣大食求助，这件事让黑衣大食也措手不及。
和大唐终有一战，但黑衣大食却不想那么快，毕竟高仙芝带着大军连续征伐胜利，风头正盛，黑衣大食也不想撞上士气高昂的大唐军队。
可问题来了，黑衣大食不去攻打大唐，高仙芝却不准备放过“收留”石国王子的阿拉伯帝国，本来高仙芝和大唐朝廷对阿拉伯帝国就很不满了，于是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高仙芝带着数千唐军主动出击，除了数千唐军以外，还有两万多的葛逻禄、拔汉那联军，所以一共是三万人左右。
虽然大唐方面看似人少，但大唐的安西军却不是什么平凡之辈，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唐军足以在亚洲以一当五，所以当高仙芝主动出击的消息传到了黑衣大食的时候，黑衣大食反而有点没反应过来，但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他们的主场作战，用人数做优势，怎么都不会输。
而高仙芝的“主动出击”看似鲁莽，但事实上高仙芝在安西都护府坐镇多年，深知“藩国”的秉性，假如高仙芝在正面战场爆发实力，以少战多攻击大食，那么藩国们就会顺着大唐的”优势”出军，所以高仙芝的主动出击，就是为了保证能够同时震慑藩国。
只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当高仙芝带着三万大军到达石国的第二个军事据点“怛罗斯”的时候，黑衣大食十数万人的军队早在这里展开了埋伏。
因为唐军冲击黑衣大食，需要翻过帕米尔高原，其中还要三个月的路途，黑衣大食想借着大唐军队的长途跋涉对状态的消耗打一场“埋伏战”，但让黑衣大食没想到的是，大唐军队竟然如此之强，三万人翻山越岭来到这不仅没有什么疲惫姿态，战斗力还保持碾压己方的程度，这让黑衣大食十分惊讶。
双方在怛罗斯展开了五天的交战，黑衣大食仅仅是靠着人数上的优势来和唐军保持平手，只要被唐军冲散的话，黑衣大食甚至会失去人多的优势，被唐军屠杀，这是唐军自“高丽战争”以来养成的战术风格，屡试不爽。
眼见胜利无望，阿拉伯帝国十分不甘心，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开出葛逻禄无法拒绝的条件，让在唐军后方的葛逻禄军“反叛”，这不仅是削减唐军本来就劣势的人数，还要杀一个措手不及、前后夹击，而这个计划，在阿拉伯帝国的努力下，成功了。
在高仙芝以为都要撤退回去“召集人马”的时候，葛逻禄忽然在后方发动冲击，而阿拉伯帝国的大军也忽然出动，身经百战的高仙芝立即看出这是葛逻禄背叛了，于是便迅速变换唐军阵型，前后两侧防御。
虽然人数不多，但人数少的优势也体现出来了，唐军灵活的军阵变换，让阿拉伯军和葛逻禄即便夹击也得不到什么太大的歼敌效果，在对峙之中，高仙芝带着军队突围，唐军有所伤亡，但是并不大。
这一战便以高仙芝的“撤退”而宣布大唐战败，黑衣大食“守住”了大唐进攻的步伐，但事实上，在场参战的阿拉伯军士没有一个感到开心，因为这场“大胜”像是一场笑话，大家都知道只要葛逻禄没有背叛，大唐都立在不败之地，更别说大唐帝国的人数比他们还多，如果大军进攻，那么阿拉伯帝国就会步石国后尘。
战争之后：阿拉伯帝国遣使求和，大唐毫发无损。戏剧性的是，在怛罗斯之战后，高仙芝带着部队返回安西都护府的途中遭受到了葛逻禄、拔汉那等势力的阻击，这些在途中的干扰，反而才成为整个高仙芝征伐阿拉伯帝国过程中受损最严重的环节。
本来高仙芝返回安西都护府后准备重新集结兵力进攻阿拉伯帝国，但不久后大唐的旨意就下来了，让高仙芝卸任安西节度使，回去长安任职，因为这场职位变动，才让阿拉伯帝国避开了和高仙芝的第二次冲突。
而阿拉伯帝国在无声的等待中不算调整对大唐的政策，在怛罗斯之战后第二年后，他们收到了安西都护府击败吐蕃的消息，正式确定了怛罗斯之战根本没有展现大唐的真实实力，对大唐的实力也几乎没有任何损害，于是便遣使到大唐求和示好，此时的唐玄宗无心朝政，就对此事翻篇了。
不过世人都知道，大唐此时不征服阿拉伯帝国，强大的帝国迟早会向中亚、西亚征伐，所以大唐就是阿拉伯帝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包括阿拉伯帝国，自己都认同了这个观点了。
但似乎一切都是命运都有注定，如此强大的大唐竟然在天宝十四年爆发了内乱，以安禄山为首的叛军纷纷反叛大唐，大唐因为这次动乱变得四分五裂，因为节度使制度造成的“割据雏形”正式成型，这就是让神州遭难、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
自此，大唐失去了进攻阿拉伯帝国的实力，到了公元790年，大唐彻底失去西域，再也无法把势力延伸到阿拉伯地区，这才让阿拉伯帝国避免了和大唐决一死战的结局。
而大唐，即便衰弱了，也不是阿拉伯帝国胆敢染指的地方。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却被美国高校教材誉为中国最伟大的朝代？
说两宋窝囊的人，其实是缺乏理性分析判断中国历史的能力，缺乏全面的深刻的判断一个朝代、一个王朝甚至一个国家强弱的综合素养——
1、评判一个朝代、一个王朝或者一个国家的强弱，首先是以什么为标准？经济，没有经济做后盾的所谓强大，是无法持久的强大，美国之所以能够从二战之前直到今天都如此的强大，科技军事都发展到了人类世界最顶尖水准，其基础就是经济，可以这样说，没有经济的发展，什么都是空的、都是外强中干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最近三十多年里全力以赴抓经济发展的缘故——
宋朝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已经达到中国历史顶峰状态，远超强唐，两宋时代，即便放眼世界，都是最先进、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两宋时期的中国，人均收入已经是世界领先国家，超过欧洲很多。当时的农业、工业都获得了大发展，商业的发展从后世来看，就更属于一个超越时代的发展了，发行纸币、城市的夜市、都城的全面商业化，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最高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南宋的二十五分之一，明朝的国土面积要比宋朝时大得多，而清朝的国土面积、人口总量都要大过宋朝很多，可是财政收入却直到清朝末年才达到宋朝的水准。
北宋汴京开封，首开中国夜市。汴京城内，市坊制被打破，封闭性的坊已被冲破，坊墙已经被推倒，居民区与市场混一的城市制度逐渐形成，全城混杂，甚至政商混杂，颇具现代城市的特色，这在唐朝当年的无论长安还是洛阳，都是不可想象的。
汴京开封城中心街道称作御街，宽两百步，路两边是御廊，御廊里可以开设各种商业店铺或者摆摊，要知道御街之所以称之为御街，因为它起自正南门宣德门，北至皇城，在北宋以前，这样的一条南北大道，闲杂人等都是不可以随意走动的，遑论让千万商人经商了。仅此一例，即可知北宋汴京的最高统治阶层是多么的开明。
北宋汴京开封城内的商业之繁华，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顶峰期，不仅御街两边的商业兴旺发达，还有大相国寺内万商云集，很多城内街道形成了专业商业市场，有的专卖皇城所需贡品，有的形成了酒楼一条街。
汴京开封城内的夜市，甚至可以通宵达旦的开着，深夜四、五点钟时还有摊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叫卖，这在这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汴京开封城总人口超过百万，可谓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2、评判一个朝代的强弱，经济之外就要看文化，文化是人所以为人的重要内涵之一，没有文化，谈不上文明发展，文明发展以文化发展为主要内容，文化强弱也往往深刻而全面的影响着经济等各个方面。
宋朝在文化方面，起码是不逊于唐朝，很多方面其实是超越了唐朝，所以放眼中国历史，放眼世界，宋朝时期的文化，都是顶峰的存在。
唐诗宋词是并列的中国文化两大高峰，但整体文化方面，则宋朝超越唐朝，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唐朝文化名人，诗人更多，可是宋朝让我们熟悉的文化名人，却都可以称为文学家，不仅诗词精湛，各种才艺也都是大家，欧阳修、苏东坡就都是一代文人。李清照，可谓中国古代女诗人第一大家。
我虽然喜欢李白、杜甫的诗，但我更喜欢苏东坡、辛稼轩、李清照等人词，词比诗活泼、自由，声调抑扬顿挫更具韵味，表达的意蕴也可以更开放、境界更大。
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古代文学家，但其中六个在宋朝，即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如果按照个人的评价来说，宋朝的六位文学家，总体文学实力也超过唐朝的两位，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文章、诗词都超凡脱俗，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和诗歌也属于一流的，但终究还是要逊色这三位，尤其苏轼在文章和诗词两方面都有开创性的成就，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大文学家都不为过。
3、看一个朝代还是国家的强弱，还要看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发展状况，比如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在哲学或者确切的说儒学方面的发展，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来说，这些方面的发展好坏、强弱，意味着国力的综合状况，否则如蒙古帝国那样的强大，却不过转眼几十年就烟消云散了，唐朝的军事强大超过了蒙元帝国了吗？真正的懂得唐朝历史的人，不会一味的强调唐朝军事有多么强大，而往往先说唐朝政治开明——
但宋朝的政治开明尤其超过了唐朝，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立下不杀上书之人，以文立国之本的国策，有宋一朝，知识分子进入黄金时代，苏东坡骂宋神宗，满朝文武加上太后求情，宋神宗赵顼也不敢杀苏东坡。知识分子在宋朝待遇优厚，前途光明，而且有免死金牌，士大夫于皇帝共治天下，不自称奴才，也可以妄谈国事，批评朝政，而不担心惹祸上身。文臣制衡军人，军人当文臣干儿子为莫大光荣。知识分子的地位之高进入历史最佳时期。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宋朝对知识分子这么好。
明清后人所著几大古典小说，其时代背景大都放在宋朝，为什么不放在唐朝？《水浒传》、《金瓶梅》、《说岳全传》、《杨家将》、《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以及三言二拍等等，大多时代背景在宋朝。连金庸的武侠小说，其故事背景朝代由近及远，最多清朝，第二多就是宋朝，《越女剑》放到了更远的春秋时期，却没有一本唐朝为背景的。毛主席在他的诗词里也将唐宗宋祖并列，也没有丝毫贬低宋朝的意思。
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完备于宋朝。
宋朝的理学，是中国历史上对儒学的一大发展，中国历史学家或者儒学方面的专家谈论儒学，是绕不过宋朝的理学的，绕不过程朱理学、晚宋时期的朱熹，理学是儒家学说发展出来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是宋朝在政治思想发展方面的空前绝后的宽松、开明状况。
4、从建国到安史之乱，所谓强唐不过168年，一个北宋时期也有167年，强唐时国土面积很大，北宋时期国土面积小得多，可是除此以外，北宋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强唐时期，也比所谓的强唐要强大。
唐粉喜欢褒唐贬宋，完全是基于对唐宋两朝历史都不了解的前提下，但美国的教育界当然不会这么无知，在分析评判中国历史时，必然会查阅中外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书籍，综合分析之下，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正式两宋时期，尤其北宋时期，其综合发展状况超过了安史之乱前的所谓强唐时期。而被金兵威胁下的南宋时期，则又要远远超过安史之乱后的“弱唐”“乱唐”时期——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各种割据势力开始出现，唐朝中央王朝再也无法控制地方势力，割据势力也更野蛮，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所谓大唐帝国的风采早已辉煌不在了。
宋朝窝囊？就因为它的最后结果是被外敌入侵所致？就是在某些人心目中，宁愿国家王朝如唐朝那样灭亡于内部的超级大崩溃，那怕后续中国陷入多么黑暗时代，多么民不聊生，那都不重要，也绝不愿意接受宋朝灭于外敌，对唐朝的黄巢起义、地方割据，他们无感，对安史之乱后的民众遭遇到的荼毒，其丝毫不逊于外敌入侵带来的灾难，他们也视若无睹，至于紧接唐朝之后的数十年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最黑暗时期，民众生命如蝼蚁，中国人口在五代时期各种大屠杀之下持续减少，而这一切正是安史之乱埋下的祸源导致，他们就根本不在乎了，谁军事强大、谁国土面积大，在他们心目中就是最好朝代，所以这些人，确实是无法理解美国高校教材为什么要将两宋誉为“中国最伟大的朝代”，很正常。
历史上军队著名称号？
关于这个问题，1. 神州八仙 - 唐朝李靖麾下的八名将领，因为他们身高体壮、勇猛无比、擅长马术、射箭、格斗等技能而被称为神州八仙。
2. 铁骑 - 元朝忽必烈时期蒙古军队的骑兵部队，因为他们的战马身披铁甲，所以被称为铁骑。
3. 长枪营 - 明朝朱元璋时期的一支军队，以使用长枪为主要武器而著名。
4. 三百壮士 - 明朝万历年间，岛国倭寇侵略中国沿海，广东水师提督杨家将率领三百士兵奋勇抵抗，最终壮烈牺牲，被尊为忠魂。
5. 铁血军 - 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期间，黄兴率领的一支革命军队，以勇猛果敢、不怕牺牲而著称，被称为铁血军。
6. 红军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中国军队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