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医科大学王医生怎么样(重庆市武隆县有那些名人)
西南医科大学王医生怎么样，重庆市武隆县有那些名人？
武隆名人 李铭熙，武隆江口上街人，清光绪年间中进士，先后任户部尚书，浙江吏司主事，中宪大夫等职。 向仲怀：男，1937年出生，重庆武隆人。蚕学、蚕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农业部蚕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曾任西南农业大学校长。先后主持国家及省市级重点科研课题20余项，主持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家蚕基因库，主持完成了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的绘制。 王祯学 男 出生于1942年12月，重庆武隆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四川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等职。2000年9月从学校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专职从事教学、科研和信息安全“产、学、研”平台建设工作。 在学术专长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建模与辩识，自适应控制与智能控制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研究生，6项科研成果通过了国家科委、省科委组织的鉴定，其中有3项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出版著作两部，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近年来重点从事信息系统安全风险分析、评估、控制等问题的研究，已发表《信息系统风险评估的数学方法》、《信息系统风险控制的数学方法》、《信息系统安全风险的概率描述及基本特征》、《信息系统风险控制与耗费成本》等学术论文多篇。 洪孝达 男，１９４３年６月生，重庆市武隆县人。 重庆市武隆县平桥职业中学一 级教师。19９４年涉足书坛。其作品在国内外书法大赛中数十次入选，并获一、二、三等 （金、银、铜）奖及优秀奖４０多次。作品及传略入编《中日书法作品汇观》、《国际现 代书法集》、《当代世界著名书画家真迹博览大典》、《中国诗书画印精品集》、《２０ 世纪世界书法作品鉴赏》、《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录》、《科学中国人·中国 专家人才库》等５０部典籍。作品曾多次赴港、澳、台、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加 拿大、美国、巴西等地区和国家交流展出，被多家文博单位及艺术国体珍藏。曾应邀参加 《当代书法家谈章法》、《中国当代书家代表作临写举要》等书的编写工作。特邀入编《 世界美术书法家世纪末成就大典》，获“世纪末艺术成就奖”。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 会学术委员、中国艺术家学部委员、中国逻函大艺术系兼职副教授等。获“慈善艺术家” 、“当代百名优秀书法家”、“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等荣誉称号。 余乐平，身高2米15，体重135公斤，武隆体育第一人，篮球成就居功至伟，90年代国内赫赫有名的中锋，效力于浙江万马俱乐部，现退役做万马二队教练，１９９９年入选中国篮球南方明星队。１９９９年５月，获９９赛季全国男篮甲Ａ联赛篮板王称号。 文化界方面的有 张鲁，男，52岁，汉族，生于重庆武隆，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大中文系，重庆电视台编导，一级编剧，重庆市优秀电视艺术家，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83年与同仁发起创建重庆电视台青年摄制组，历任编剧、导演。至今已有作品百部集以上。1983至1986年，就获得了飞天奖一等奖和最佳编剧奖。1987年，35岁的张鲁正值事业上大展宏图之际，却因车祸导致身体高位截瘫。在经过数年的精神沉沦以后，张鲁又重新振作、面对现实，在事业上做出了一番更加突出的成绩。 1991年起，编导、编剧的电视剧先后获得飞天奖电视连续剧一等奖、首届全国“五个一工程”一等奖、首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首届中央电视台优秀电视节目展播一等奖、年度电视剧最佳编剧奖、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 1994年至1996年，策划、导演了反映贫困山区儿童就学情况的53集长篇纪录片《跨世纪希望》，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同时，他还在拍摄记录片的三年里，积极推进有关方面在老少边贫山区建立希望学校15所、希望书屋数十所，扶助上万名失学儿童重返学堂。2002年以来，倡导重庆电视台实施“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任大型纪录片《新世纪希望》总导演，推出了3部共50余集纪录片，其中2部获中国电视“彩虹”奖一等奖、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纪录片一等奖。同时，为西部贫困地区兴建音像电子馆和农科教示范点90余所，使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受益。 1995年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1998年被评为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家，1999年获首届中国百家“五好家庭”称号，2002年荣获由中国残联、广电总局颁发的中国“中华文明奋进奖一等奖”，2004年荣获首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获奖作品： ·《巴桑和她的弟妹们》获85年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电视剧奖，本人获“最佳编剧奖”； ·《希波克拉底誓言》蝉联第七届飞天奖最佳电视剧奖； ·编导的电视剧《高空跳板》、《昨天，昨天的故事》《黑豹突击队》，获“飞天奖”集体荣誉奖、提名荣誉； ·《无人知晓的世界纪录》获“飞天奖”三等奖； ·电视连续剧《悬崖百合》获“飞天奖”儿童连续剧二等奖； ·《南行记》获首届四川国际电视节最佳电视剧“金熊猫”奖、“飞天奖”最佳连续剧奖、“首届中国电视剧展播最佳电视剧奖”，本人获“最佳编剧奖”。 张春林（又名金令），男，1970年生，重庆武隆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1995年开始公开发表作品，1997年进入传媒业，先后供职于《西南工商报》、《重庆青年报》等多家媒体，曾任《消费导报》社会新闻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四川日报》新闻专刊部副主任、热线工作室主编、社会新闻部副主任等职。已采编新闻稿件600多万字，新闻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四川日报》、《长江商报》、《重庆商报》、《西南工商报》等媒体。 新闻作品先后获得全国工商记协新闻奖作品一等奖、全国省级党报群工记协新闻奖作品一等奖、四川省新闻奖作品一等奖等全国和省级新闻奖10余次；科研成果获得全国城市党报群工记协新闻奖论文特等奖、四川省新闻奖论文一等奖、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奖项。给本科生讲授《新闻采访学》、《新闻编辑学》、《网络新闻学》等课程，给研究生讲授《新闻业务专题研究》等课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项、重庆市课题2项，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当代中国传媒的受众策略》、《受众反拨与媒介变局》、《报业广告经营模式创新》等3部，主编学术专著《电子社区与网络生存》1部，参编学术专著多部，已在《新闻记者》、《中国记者》、《当代传播》、《中国报业》、《新闻战线》、《西北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主要从事传播与发展研究、新媒体研究、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等。 朱绪超 ，笔名汉唐明月，1968年出生于重庆武隆仙女镇人，汉族，大学本科。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和出版各类文学作品800余万字，曾出版长篇小说《暗流》、《迷茫》多部，现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20余次获得省级以上奖项。新闻从业近20年，做过两家综合类报纸的总编辑，早年曾在军队服役，曾供职多家报业集团。居成都，自由作家。 王少雄，男，汉族，1950年12月生，重庆武隆人，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1968.12-1971四川省武隆县羊角公社知青；1971-1972.04四川省涪陵中心航运管理站工人；1972.04-1975.09成都地质学院水文系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专业学习；1975.09-1986.04成都地质学院团委副书记、书记，院党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其间：1978.07-1978.12月在中央团校青年理论班学习；1983-1984大连工学院高校德育师资班学习)；1986.04-1988.09四川省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88.09-1993.09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93.09-2000.08四川省成都市委副书记(其间：1996至1997年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1996至1999年在中央党校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2000.08-2002.03成都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2.03-2002.05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2002.05-2007.06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07.06四川省委常委、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中共十六大代表。 武隆历史悠久。 史前 1982年7月27日，在江口镇蔡家村盐店咀，发掘出一件用青砂石磨制成的石斧（长15.5cm,宽9cm,呈椭圆条形,上端有一处带凹斜形的地方,便于大拇指使力）,经鉴定属新石器时代石斧,距今约5000年左右,这证明早在5000年前,武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已有人类活动。 古代 春秋时武隆为巴国地，战国时属楚国黔中地，秦时属秦黔中郡，汉代属巴郡管辖。蜀汉时期，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在今县境鸭江地置汉平县，隶属涪陵郡（今彭水）。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分涪陵县置武龙县，治地在土坎乡，隶属涪州。明洪武十三年，改武龙县为武隆县仍隶涪州。清康熙七年（公元1913年）并入涪州，设武隆巡检司，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改武隆巡检司为分州。 近代 民国2年（1913年）2月，涪州改为涪陵县，武隆分州称武隆分县。民国31年（公元1942年）7月1日由涪陵分出第五区，建立武隆设制局，隶属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34年（公元1945年）1月，武隆设制局升格为县，隶属未变。 现代 1949年12月5日武隆县人民政府成立，驻巷口镇，隶属川东涪陵区行政专员公署。 1984年涪陵设市，武隆县为涪陵市下的一个县 1997年1月，涪陵市由重庆市代管，涪陵市成为重庆市下属的一个县，由重庆市涪陵市代管。 1997年重庆直辖后，武隆县由重庆市直管。
赫赫有名的军机大臣？
封建社会皇帝实行的是家天下，天下大事都是他一人说了算；但是军国大事那么多，他一个人显然忙不过来，必须要有人协助。
帮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恐怕非丞相莫属。
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丞相这个职务，秦国从武王开始就设立了左右丞相之职；大名鼎鼎的卫国商人吕不韦，就担任过秦国的丞相。
丞相等于是一国的总理，左右丞相总理礼、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重大事务都归丞相负责。
到了明朝时期，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杀掉了丞相胡惟庸，废除了丞相制度，“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副)之”。
继任的建文帝朱允炆，用内阁制度制取而代之。所谓的内阁，就是由几个大学士组成。
到了清朝，雍正沿袭了前朝制度，继续依靠内阁大学士来帮助皇帝治理国家，实行集体领导制度。
但是与此同时，雍正皇帝还设立了军机处，其首脑称军机大臣；乾隆即位后，设立了领班军机大臣，一般都由满人担任，汉人担任领班军机大臣的不多。
军机处顾名思义是处理军队事务的，跟明朝的兵部职能相似；但是两个部门又有所不同。
明朝的兵部单纯处理军队事务，而且是在内阁领导之下；满清的军机处是权力中枢，处理国家全部事务，同时直接对皇上负责，跟内阁平起平坐。
那么，军机大臣到底有多大权力，跟前朝的丞相相比，哪个权力更大？前面说过军机处是独立于内阁的，所以军机大臣比明朝的兵部尚书权力要大，而且它主管的事务是政务并不是军事方面的。
慈禧时期的军机大臣，还兼管外交事务，即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如此一来，军机大臣和兵部尚书的权力有霄壤之别。
但是如果跟丞相相比，军机大臣的权力微不足道。
因为丞相就是国家的最高行政主管，而且在大多数朝代丞相最多只有两人，即左右丞相。
所以丞相权力非常大，有时候连皇上都能架空，掌握着各级官员的任免权力，文武百官都要看他的脸色。
因此，中国历史上，专权的丞相层出不穷。
秦朝的丞相赵高，能指鹿为马、废掉太子，决定大秦江山接班人；东汉末年的丞相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见皇上的时候可以带着武器，还可以免去参拜之礼。
唐朝时的宰相即丞相李林甫口蜜腹剑，连唐玄宗李隆基的大舅子杨国忠都要忌惮他三分。
李林甫甚至还训斥官员说：“你们就像牲口棚里的马，谁默不作声就能吃饱喝饱。”他当权19年，一手遮天、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噤若寒蝉，没有人敢提意见。
宋朝的丞相（宋朝叫宰相）秦桧也是权倾朝野，他甚至可以蒙蔽宋高宗，将抗金名将岳飞用12道金牌召回，解除了他的兵权，并且再以”莫须有”将其处死于风波亭。
整个宋朝，宰相的都大权在握，出了很多有影响的宰相：辅佐了两代君王的宰相赵普，主持签订檀渊之盟的宰相寇准，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宰相王安石，领导了开禧北伐的宰相韩侂胄等有作为的宰相，也出了蔡京、贾似道这样胡作非为、蒙蔽皇上的宰相。
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皇帝都要看宰相的脸色说话，他们经常到屈尊到宰相家去。宋徽宗曾经多次到蔡京家去喝酒，加深感情，每次都赏赐金银财宝无数。
蔡京掌握了宋朝的人事大权，全国官员升迁全在他一句话，蔡京的儿子蔡攸、蔡倏、蔡袺，孙子蔡行，都当了大学士，就连蔡京家陪嫁的侍女，也被封为夫人。
元朝恢复了丞相的叫法，权力也不低于宋朝宰相。
元朝建立后，废除三省，实行一省制，只设中书省。中书省的长官为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是元朝的宰相，六部也归中书省丞相管辖。
丞相的权力有多大？《元史·百官志》‘记载：掌军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大意是说，元朝时的左右两个丞相权力非常大，掌握着国家大政方针决策权，甚至皇位继承的大事也都是他们说了算。
客观地说，明朝之前的丞相（宰相）是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协助皇帝管理国家，丞相左右着国家走向，影响着历史进程，皇上的权力受到削弱。
这也就是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处心积虑要废除实行了两千年的丞相制的原因。
可惜，明朝的皇帝黄鼠狼下老鼠，一代不如一代；即使实行了内阁制，也没有避免皇帝被架空的命运。
明朝的严嵩和张居正权力一点也不亚于古代权相，将皇帝彻底架空，把他们玩得团团转。
清朝建立初期，实行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即军国大事由满族宗王、八旗、贝勒等上层贵族参与处理。
由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内的满洲王公贵族地位较高，说话非常有分量，皇帝权力受到制约，如果他们与皇帝意见相左，皇帝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收回成命。
如此一来，皇帝当的太憋屈了，久而久之，皇帝就有成为傀儡的可能。
康熙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议政王大臣会议慢慢废除，成立了南书房，即后来的军机处。
军机处跟明朝的内阁表面相似，但实质上有所不同，军机大臣的权力小了许多。
军机处类似于内阁，也是集体领导，人数比丞相（宰相）多。
雍正时期，军机大臣人数为6到7人；乾隆统治时期，军机大臣最少4人，最多是10人之多。
嘉庆、道光和咸丰年间，军机大臣的人数在4到6人；同治和光绪统治时期，军机大臣也保持了这个规模，保持在5到6人。
而且军机处不光有4到10位军机大臣，还有军机章京10到16名。
人数多了权力就会被分散，被制衡，避免了一人大权独揽的可能。
而且在清朝军机处人员的成分非常复杂，里面有满人有汉人，有亲王有大学士，有的则是从六部尚书在选拔。
民族比例上讲，满族人数居多。
比如雍正时期的军机处，主要成员有四个满人：怡亲王胤祥、大学士 富宁安、大学士逊柱、大学士鄂尔泰。
两个汉人：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
本身满人是统治者，他们在军机处处于支配地位，主要是为了监督汉人；汉人在军机处地位不高，但他们也是对皇帝负责，如果满人做了什么违规的事，他们也会忠于职守向皇帝汇报。
所以他们彼此都非常防备，很难走到一起，组成利益集团；如此一来，皇帝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退一万步讲，即使军机处的人拧成一股绳，团结在一起，他们的权力也非常有限，跟丞相无法相比。
之所以如此，跟军机处的只能有关。
雍正时期的军机处，好比一个办公厅加顾问委员会，或者智囊团。
皇帝制定大政方针的时候，会向军机大臣咨询，征求他们的意见。
但是决策的时候，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除此之外，军机大臣还负责根据皇帝的意思拟定圣旨，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军机处负责传达圣旨，可以不经过六部，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
雍正朝的军机大臣，不过是传旨办事，对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
雍正帝创立军机处主要目的是加强集权，军机处的职能，跟明朝时期的秉笔太监有点相似。
因为皇帝成立军机处并不是让军机处跟自己分权，所以军机大臣的权力非常有限，可以说小的可怜。
乾隆时期，军机处被赋予实权，职责有所扩大："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至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
这意外着军机权限大大提高，职能跟内阁不相上下，成为全国政事的中枢。
但是即便如此，军机大臣的权力也非常有限，因为皇帝掌握着和国家四品官员的任免大权，清朝很难出现严嵩第二。
但是事在人为，遇到魏忠贤这样的太监，皇帝也会成为傀儡。
乾隆时期出了个军机大臣权倾朝野，权力不比丞相差，他就是巨贪和珅。
和珅担任领班军机大臣的时候，善于体察圣意，深得乾隆欢心，把乾隆玩得团团转。
凭借着乾隆的恩宠，和珅打破了制衡的框架，要求"凡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
如此一来，军机处的权限大大提高，不仅可以参与大政方针的决策，还实际掌握了官员的任免权，皇帝成了和珅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的助手。
嘉庆登基后痛定思痛，削弱了军机处的权力，规定重要文件必须先由皇帝亲自御览，然后才有可能转发到军机处。
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变后，军机大臣也诞生过一个佼佼者，那就是恭亲王奕欣。
恭亲王担任军机领班大臣的时候，权力也非常大，内政外交事务都由他一人负责，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
但是随着太平军被镇压，慈禧权力得到巩固，恭亲王的权力也被削弱。
总的来说，军机大臣的权力没有丞相大，即使是和珅和恭亲王也没有赵高、曹操、李林甫、蔡京那么神气，权力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类似明朝那样欺君罔上的现象基本没有发生过。
南明第一战神李定国大家了解吗？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明朝灭亡。同年在洛阳被攻破死中得活的福王朱由崧（老爹朱常洵被李自成处死）在南京被拥立为帝，是为南明。南明朝廷经历了四帝一监国。
就在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候，葬长江流域活动的张献忠也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攻占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满清入关后，经略内地，开始对攻略四川。张献忠亲自带兵抵抗，没想到却战败身亡，于是清军入川，而张献忠的余部就向蜀南地区以及云贵地区发展。
此时南明朝廷的已经是桂王一系的朱由榔永历皇帝，弘光政权、隆武政权、绍武政权等都已经灰飞烟灭，于是张献忠的残部就投奔了掌握着民族大义的南明永历政权。
张献忠的残部只要是由其四个养子的率领，分别是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和刘文秀。这四人皆为一时之选的军事人才，张献忠残部虽然是投靠永历皇帝朱由榔，但是他们的仍旧是掌握大西政权的农民军。他们想要依靠朱由榔的政治名望，树立抗清的旗帜。这四人中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实力最强，但是两人的矛盾也很大。张献忠死时，孙可望还一度被尊为国主，建号称王。但是大西军投靠南明永历皇帝后，李定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超过孙可望，同时孙可望与李定国在如何抗清的问题上也有重大分歧，李定国主张与满清抵抗到底，最后还要北伐。而孙可望则希望利用永历皇帝的威望控制西南即可。
李定国是比较能打的，当时比吴三桂还早就投降满清的孔有德，被封为定南王。对满清忠心耿耿，战斗力也很强，也是早期满清军队最善于使用火器的将军，深得满清信任。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实力和威望丝毫不次于吴三桂二代的人物，在与李定国的对敌人中，桂林大战，生生被李定国逼得的自焚而死。可见李定国的军事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孙可望和李定国以及南明朝廷的矛盾越来越大，孙可望后来于清军交战失败，孙可望投降满清，被封为义王。此后南明开始走了下坡路，最终在清军的追击之下，逃入缅甸，最后被吴三桂追击俘获到昆明杀害，而此时正在柬埔寨地区经略的李定国听说这个消息后不久也忧郁而死。
后来李定国的儿子李嗣兴投降清朝。
如何评价王仁先烈士？
王仁先烈士在老山战役中，坚守146高地40多天，击毙越南军18名，击毁一辆坦克，独窝悬崖为我军炮兵指挥敌人目标，后不幸被炮弹击中壮烈殉国。
王仁先，江苏人，军校毕业。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前期担任14军119团作战参谋。老山战役爆发前，他被调到尖刀连担任副连长。此时他刚接到交往五年女友的分手信。
由于进攻时间被推迟，王仁先所在部队驻扎在老山脚下的一个苗族寨子里。
王仁先长的英俊潇洒，房东已婚少妇阿岩对他一见钟情，看他时候的眼神都带着火。
阿岩对他很好，生活无微不至，甚至还帮他倒洗脚水，而且在丈夫面前也不避讳。这是严重违纪，王开始非常抵触。
但阿岩还是一如既往地对他好，有一天阿岩以最原始的方法，出现在王仁先的房间。他的防线被攻破，从后一发不可收拾，小河边、树林里都成了他们的“战场”。
后来阿岩的丈夫发现了问题，告到了部队，不过是谁他并没说，于是全体集合认人。阿岩的丈夫没出声，也许他只是想警告一下。
就在这时，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阿岩走到王面前说：“就是他！”接着说了一句：“我疼（当地人爱的意思）他！”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三天后，处分下来了：调到机枪连当排长，内部严重警告。营长知道大战在即，这个处分已经算轻的了，为了他的前程，营长决定把他派单最前线去立功。
部队开拔时，村民们都来欢送，阿岩也来了，站在一颗老槐树下。村民、战士都朝她吐口水，但她并不在意，她只想多看一眼。
战斗打响后，7连战士作战非常勇敢，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由于敌军炮火也很猛烈，不仅7连其他部队伤亡都很大。
王仁先心里很着急，他跟上级请求去找敌军的炮兵阵地。后来他带着发报机钻到了敌军阵地附近绝逼悬崖上。
此后我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钻进敌军的阵地。一个多月过去了，王仁先发了上千条情报，但他仍没有回去的打算。
参谋长明白他的心思，非常着急，于是冒险去劝他。当参谋长看到王仁先时，泪水不由自主地滚出来了。
他脸上全烂了，脸皮块块翻卷，嘴唇肿得上会香肠，军装也全部磨烂了。参谋长抱住他痛哭命令他回去，说他已经做的足够了。
王仁先抱头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说对不起大家，给队伍抹黑了，他坚持要留下来。参谋长看他心意已决，留下一瓶酒，无奈地走了。
1984年7月12日，王仁先正在发报，最后说了一句“我走了！”接着几颗炮弹呼啸而来，王仁先被击中壮烈牺牲，他人生时间定格在25岁。
不久7连调回后方休整，阿岩依然站在那棵老槐树下，战士们都低着头，此次之间没说一句话，阿岩呆在大树下直到夜幕降临。
王仁先安葬那天，全连战士来为他送行。阿岩也来了，她卖掉家里唯一一头耕牛，卖了十几条王最爱抽的香烟。
阿岩一根一根点上插在王的坟头，眼中满含泪水，口中总是念叨一句：“让你抽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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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到底该不该杀？
王伦确实该杀，但王伦确实又不该杀。因为，文本故事中林冲杀王伦，几乎毫无道理，还涉嫌抱大腿挟私报复。但透过文本看“真相”则王伦必死，王伦不死，便没有晁盖。从王伦到晁盖，是《水浒传》必经的大关节，因而王伦千真万确的该杀。
究竟是怎么回事，且让我们回到原著中，看看这场似真似假的“梁山大火并”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伦是“妖魔”的核心梁山究竟有几任寨主，恐怕五百年以来都没搞清楚，所有的读者都会异口同声的说，梁山总共有三任寨主：王伦、晁盖、林冲。但是，细读文本就会发现，施耐庵还隐藏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寨主，此人便是摸着天杜迁。
林冲投奔梁山，出示了柴大官人的推荐信，王伦立即答应他入伙，把林教头安排在了第四把交椅上。但是，在为林冲接风的酒席间，王伦忽然“蓦地寻思”道：我却是个不敌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
王伦这句话中，就隐藏了他是在杜迁之后才做了梁山寨主的。想当初，王伦、杜迁投奔柴大官人，临走之时，得到了馈赠。此时，王伦应当感激柴进，肯定不会“因鸟气”。王伦“因鸟气”应当是在柴进庄上与杜迁分手之后，杜迁去了梁山，王伦此后“因鸟气”，便“合着”杜迁到梁山落草。
“合着”就是跟着，杜迁在前而王伦在后，“合着时代的节奏”就是这样的用法。这个句式古代早就有例句，最著名的就是《庖丁解牛》中的“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前面有标杆模式，后面的跟着来而且高度“契合”。
书中写得清楚，杜迁最先到梁山，王伦随后，宋万续来。所以，施耐庵只交代了这三个人上梁山的时间，并没有提朱贵是何时入伙的。当朱贵带着林冲到聚义厅时，书中写道：
中间交椅上坐着一个好汉，正是“白衣秀士”王伦，左边交椅上坐着摸着天杜迁，右边交椅坐着云里金刚宋万。
梁山三大头领，杜迁、宋万夹着王伦坐的，这其中便十分有意思了。
梁山大聚义时，揭晓一百单八将所对应的星煞，杜迁上应“地妖星”，宋万上应“地魔星”，这二人合起来就是“妖魔”。王伦在他们中间，岂不就是“妖魔”的核心吗？
既然是“妖魔核心”，那么，林冲杀他就非常应该。梁山好汉本来就是“降妖除魔”的天上星煞，面对妖魔，林冲难道不该杀吗？
一场假火并隐藏着另一场真火并总结文本故事，林冲杀王伦的理由是因为白衣秀士心底狭隘，不容天下好汉。这个理由一点都不充分，王伦的为人，不是晁盖他们到来后才这样的，林冲当初早被王伦逼得走投无路。当时，林冲为何不敢动手呢？
从文本故事理解，林冲这人十分阴毒，一直藏着杀王伦报私怨的鬼胎。何况，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连阮小二都看不起的白衣秀士，林冲杀他干什么，逼他让出寨主之位不行吗？
但是，施耐庵必须让林冲背锅杀掉王伦。但施耐庵不会平白无辜的让林冲背锅，因而，他把这回书的回目写成了“林冲水寨大火并”。火并，指的是内部相互残杀，内部相互吞并。既然是“相互”，那么，林冲杀王伦似乎就合理“合法”了，也就不存在挟私报复了。
但是，整个故事中，有“相互”残杀，“相互”吞并的描述吗？也就是说，林冲杀王伦是“火并”吗？
林冲杀了王伦，假如是发生在他入伙之后，杀了王伦自己做寨主，那才是真正的内部相互残杀、相互吞并。杀王伦而让晁盖做寨主，那就不是“火并”。
所以说，施耐庵的这段故事“文不对题”。
如此说来，《水浒传》当真是错漏不断，自相矛盾的粗制滥造之作了？绝对不是，施耐庵在这场假“火并”中，实实在在的隐藏了一场真火并。这场火并，便是引出《水浒传》故事，孕育《水浒传》主题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引首”故事中，施耐庵早就出现了文本“错漏”，以颠三倒四的手法，讲述了五代时期到宋仁宗时代的皇位传承。
第一处“错漏”，是这样一句话：“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就是这一句话中，竟然有两大常识性的历史错误。首先，柴世宗没有让位，是赵匡胤篡权。其次，赵匡胤当时是“点检”而不是“检点”。施耐庵是一处错写，交代自己的上一处写法是错误的。
第二处“错漏”就更大了，书中写道：（太祖）传位与御弟太宗即位。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太子即位。这朝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
不知读者注意了没有，这一段关于北宋早期的帝位传承中，竟然“漏写”了宋真宗。说的是宋太宗直接把皇位传给了孙子赵祯，这不是“孙立”吗？
这几处“错漏”并非施耐庵不懂历史而错写，而是因为施耐庵要讲述这两处“错漏”中隐藏的历史。很显然，这几处“错漏”中，就隐藏着“内部相互残杀”、“内部相互吞并”的货真价实的大火并。
于是，王伦千真万确的该杀。
因为“杜迁”所以“王伦”梁山原本是一场假火并，但对看开篇故事，却是隐藏着一场真火并，也就是“烛影斧声”。这件奇案之后，赵光义为了证实是太祖“让位”，忽然搬出了“金匮之盟”。这个盟约据说是杜太后干预，订立的皇位传承盟约。
按照这个盟约，宋太祖把皇位传给“御弟”宋太宗，宋太宗再把皇位传给“御弟”老四赵廷美。然后，由赵廷美把皇位归还给太祖的儿子，“迁回”给太祖系。
这就是“杜迁”，施耐庵改写了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杜千”，隐写的就是这段历史疑案。无论“金匮之盟”是真是假，宋太宗都没有履行契约，假如按照这个盟约，那就没有宋真宗了。所以，施耐庵故意“遗漏”了这朝皇帝。
因为“杜迁”之后，原本只有做“王”资格的人便轮流做了皇帝，这就是“王伦”。
王伦被“妖魔”护拥，林冲杀了王伦，在梁山大排名时，杜迁与宋万掉换了位置。这其实也是王伦被杀的一大注脚，因为“杜迁”，然后“王伦”，北宋王朝便是一只“病大虫”，肯定是不能“宋万”了。
晁盖名字的谐音是“朝改”，做王的人轮流做皇帝，违背了“天道循环”之理，导致了妖魔出世，天下失去太平，北宋王朝等于是改朝换代了。
既然是改朝换代，其最终的结果必定是断送江山。因而，晁天王便在曾头市稀里糊涂的被射了一箭，然后，稀里糊涂的中毒身亡。于是，宋江做了寨主。
《水浒传》的开篇故事讲述了北宋的开国，赵匡胤荡平五代狼烟，建立了太平之世。同时，在这段故事中，又隐藏了这个王朝走向灭亡的玄机。而且，在“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这回书中，隐藏了北宋灭亡的时间节点——“二龙戏水”。
“二龙戏水”说的是靖康之难时，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押往五国城“坐井观天”。以此推断，施耐庵的《水浒传》将写到这个历史时期，宋江绝不会在宣和六年时就被毒死了。
因而，《水浒传》就是一部北宋兴亡史，施耐庵奇妙的以“杜迁”、“王伦”、“晁盖”、“宋江”隐喻了这个王朝的全过程。
由此观之，王伦被杀千真万确的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