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u722(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互相攻打争霸)
中兴u722，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互相攻打争霸？
在春秋初期，周天子尚有一丁点实力，一则周王室拥有一支中央军，虽然实力平平；二则还有若干诸侯效忠王室，可以出面充当打手。在东周之初，周天子还稍微能干涉诸侯的内政，只是到了繻葛之战后，周天子被郑庄公打得大败，还挨了一箭，此后再无实力对抗诸侯了。
下面我就来说说这些历史。
第一，郑庄公担任周之卿士，以周室之名义征伐卫国东周开国后，郑武公、郑庄公先后担任周之卿士。所谓卿士，有点类似后世说的宰相，实际上就是周中央政权的执政者。在郑庄公担任卿士期间，以东周政府的名义，多次征伐不服从的诸侯。
比如公元前722年，卫国侵犯郑国。时任周室卿士的郑庄公，便以王室之名义，率领王师（中央军）、虢国军队以及郑国军队，讨伐卫国。然而，这件事，也成为周、郑交恶的开端。因为周天子也不是傻瓜，能看不出郑庄公是假公济私吗？两年后，周与郑的关系开始恶化。当时真正比较效忠王室的是虢国，周平王去世后，周桓王上台，以虢公分郑庄公之权，郑庄公大怒，遂派军队骚扰周室领地，割走庄稼。
在周、郑交恶之后，周王室没有郑庄公的支持，还能干涉别的诸侯吗？
第二，周王室干涉晋国内战在周、郑交恶后，周王室仍然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得到虢国的全力支持。虢国是春秋初期比较活跃的一个诸侯，武力颇为强盛。在晋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中，可以看到周王室的影响。
晋国的内战非常复杂，这里不详说，简单提一下。晋国内战双方是翼都政权与曲沃政权，用现在的话说，曲沃政权实际是属于反政府武装。因此，曲沃庄伯希望能得到周王室的认可，以获得合法的地位。
当时郑庄公还在周王室担任卿士，他力挺曲沃政权，派出王师（中央军）及邢国军队，帮助曲沃政权打内战。在郑庄公的支持下，曲沃庄伯打垮翼都军队，占领翼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周、郑关系持续恶化，周天子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既然郑庄公支持曲沃政权，周天子就支持翼都政权，跟他对着干。
不久前，周王室军队还与曲沃军队并肩作战，现在突然从盟友成为敌人。周桓王改变主意，决定扶植晋国的翼都政权，他任命虢公为总指挥，统率周军进讨曲沃庄伯。当时曲沃的军队还不是周王室军队的对手，曲沃庄伯被迫退出翼都，回到自己的大本营曲沃。
把曲沃庄伯驱逐出翼都之后，虢公就立晋鄂侯的儿子为国君，史称晋哀侯。由于周王室的干涉，曲沃庄伯剿灭翼都晋政权的计划功亏一篑，晋哀侯政权在周王室的庇护下苟延残喘。
第三，周桓王在繻葛之战中名声扫地周、郑交恶，最终导致兵戎相见。
周桓王决定以武力干掉郑庄公。只是自骊山之变后，周王的军队仅能自保，哪有四处征伐的实力呢？周桓王鼓动郑之宿敌卫、蔡、陈诸国，共同组成讨逆军，出征郑国。周桓王把此役视为复兴周室光荣的关键一战，如能打败郑国，周王室又可以雄视天下了。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发动讨伐郑国之战，欲恢复天子无上的权威。然而，此役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王室军队被强大的郑国军队给打败了，周天子还挨了一箭，成为笑柄，从此国际形象一落千丈。
繻葛之战是春秋时代一场重要的战争。郑国的胜利，象征一个诸侯争霸时代的来临。周王独尊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了，周王室从政治中心走向边缘化，地位实质已经等同于诸侯国了。
第四，虢国被灭，周王室失去最强有力的效忠者在繻葛之战后，周王室仍然具有一定的实力。因为周王室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便是虢国。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虢国替王室南征北战，让周天子多少还有点面子。
在晋国内战中，周王室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自从周王室支持翼都政权后，曲沃政权迟迟未能赢得内战的胜利。公元前705年，曲沃武公诱杀晋小子候（翼都政权）。周桓王勃然大怒，命右卿士虢公讨伐曲沃。曲沃武公不敢恋战，又撤出了翼都，回到曲沃。虢公的军队进入翼都，再次重建翼都晋政权，立晋哀侯的弟弟为国君，史称晋侯缗，这一年是公元前704年。
第二年（公元前703年），虢公联合芮国、梁国、贾国、荀国四国国君，对曲沃发动军事打击。此后25年，晋国的内战史进入了一个静默期。翼都政权之所以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完全是依赖周王室的支持。
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大举进犯翼都。此时一心想中兴周室雄风的周桓王已经去世，新上台的周僖王没有雄心壮志，没有出兵干涉。曲沃武公消灭翼都残余势力后，将战争中抢获的各种宝器拿出来赂献给周僖王。周僖王乐得接受曲沃武公的贿赂，将曲沃武公封为诸侯，改称为晋武公。于是，晋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最后以曲沃反政府武装的胜利而告结束。
然而，周僖王并没有意识到，晋国的统一，对周王室绝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晋国很快把目标对准周王室的打手：虢国。
在繻葛之战后，周王室在诸侯中尚有一点面子，全是靠虢国。公元前664年，虢公出兵讨伐周王室叛臣樊皮，攻陷了樊皮的采邑樊邑；公元前660年，虢国军队大举出击，进攻犬戎，并且在渭水河畔取得一次大胜。
公元前658年，晋国实施一次成功的军事计划，后来被写入三十六计，叫“假道伐虢”。就是借道虞国，避开虢晋边境线的保垒群，出其不意地袭击虢国的软肋。公元前655年，虢国灭亡。
虢国灭亡，意味着周王室最强有力的臂膀被砍断。此后，周王室再无征伐诸侯的实力，对中原诸侯大战，也只能搬着小凳子，当吃瓜群众了。
中国历史上都有哪些神秘古国？
大约在公元前2170年夏启杀死伯益，将传统的华夏部族联盟首领禅让制改为世袭制，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伯益的次子若木被夏朝分封在徐，徐国由此诞生，其国都长期设在今泗洪沿洪泽湖西岸半城一带。古徐国的历史贯穿夏、商、周三代，历时1649年，先后传承44代国君。西周初年徐国曾参与以商纣王之子武庚为首的商殷残余贵族的叛乱，抵制周公的东征，当时徐国的驹王甚至起兵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这件事一直被徐国的后人视为骄傲。周公旦的儿子受封与鲁国后时不时与徐国发生摩擦——据《尚书·费誓》记载：鲁与徐戎、淮夷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威胁很大，以致于一度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至周穆王时徐国之君徐偃王嬴诞在位，行仁义，结众心，颇得百姓拥护，四周有36个国家都派人向他朝贡。后来他曾举兵进攻周朝都城，被周穆王打败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一带的山中隐居下来。周穆王别封他的子孙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此后徐国一直延续数百年。吴王阖闾（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之后于公元前512年夏派出使臣责令徐国和钟吾国交出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徐君为吴姬所出，与这两个公子为近亲，不愿意加害他们。二国依仗有楚国撑腰而拒不从命并私自放走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这正好给了吴王出兵的口实。同年冬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疆域先在鲁南郯城一带，后迁至泗县、泗洪。徐偃王时徐国进入全盛时期：疆域扩大到整个苏北、皖中、鲁南等江淮广大地区，据《韩非子》所言为地域五百里。彭城因徐国而改名，成为九州之一的徐州。
庸国出自华夏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崛起于今天的湖北省竹山县西南一带。商朝时庸国发展成为群蛮之首，当时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部族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武王伐纣时庸国是与周王室在牧野盟誓的八国之一。古庸国是中国巫文化、茶文化、盐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庸国人能歌善舞并发明了鼓等乐器，庸国的歌舞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山歌、戏剧。与此同时能歌善舞的庸国人还有着铁血尚武的一面：庸国势力范围最大的时候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以上。春秋时期庸国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数次打败楚国的入侵，甚至迫使强大的楚国迁都。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周礼将诸侯贵族划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庸国的爵位为伯爵。表面上看刚好位居中间，不算高，也不算低，然而公、侯两等爵位几乎是周朝姬姓宗室子弟的专属，而当时被周王室视为半开化的南方诸侯能受封伯爵几乎已达顶点，要知道吴、楚等国只是子爵。公元前611年庸国率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伐楚，几乎使楚国险些有亡国之灾。正因为庸国战力之强，以致于研究中国上古先秦历史的西方汉学家将其称为”东方的斯巴达“。最后楚庄王联合秦、巴两国出兵伐庸才将庸国灭亡。
武王伐纣之后为镇守辽阔的疆土、控制殷商后裔，于是就把兄弟叔侄和立有战功的异姓贵族派往各地担任诸侯，以世袭的形式统治这些地区。周昭王、周穆王时期不断与江淮地区的淮夷、于越作战，为巩固对南方疆域的控制，同时也为了夺取战略物资“铜”和保护南征通道，于是周王室把一些姬姓兄弟叔侄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带，建立起随、唐、蔡、应、息等数十封国，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它们互为犄角之势，负责监视并阻断荆楚和淮夷、于越结盟。在汉阳诸姬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随国：随国的疆域以随枣走廊为中心，北抵新野，东邻应山，南及京山，西近襄樊。这一带经过夏商先期开发，生产发达，文化先进。由于随国境内有铜矿山，而青铜正是那个年代制作农具和兵器的主要原料，发达的青铜冶炼工业使随国成为当时南方地区经济和军事都相对强大的国家，也成为了楚国争霸道路上必须予以征服的第一个目标。楚武王时期由于随国拒不参加楚国主持的沈鹿会盟而遭到楚国的讨伐，尽管战后楚国迫使随国签订了有利于楚国的盟约，但随国仍具备相当的实力：公元前672年楚国国君楚堵敖想杀害弟弟熊恽，熊恽于是逃到随国并在随国的支持之下回国复位。公元前640年随国依靠汉水东边各诸侯的力量背叛楚国，然而在这年冬天楚军攻入随国境内，此后随国“世服于楚”。
1929年一位普通的四川农民燕道诚偶然间发现了一坑玉石器，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偶然发现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意味着什么，后来经过发掘与考证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古遗址终于得见天日。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远古时期的四川地区曾存在过与中原的夏、商、周文明并存的古蜀文明。古蜀王国曾创造过独立于中原文明之外的本土特色文明，同时又与中原文明有着交流融合。关于古蜀王国的历史很多都已湮没无闻，从李白、杜甫的诗作中偶尔可以依稀分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些都是引用的古巴蜀地区历史上的典故。据说古蜀王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由蜀部鱼凫氏建立的，此后在经历了望帝杜宇建立的杜宇王朝，直到到蜀王杜芦（开明氏）在位时期古蜀王国瓦解，共有十三位君王在位，存在七百二十九年。古蜀末代国王杜芦在位时作为古蜀王国邻国的巴国被庸国的侵略弄得很头疼，于是把移居目标定在了西邻的蜀国，巴蜀两国的交战很频繁，杜芦准备集中力量打败巴国以振奋蜀国人心，于是有了巴、蜀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作为蜀国藩属的苴国在这次战役中靠向巴国一边，不过为了不与蜀国撕破脸皮，只派了一队为巴国引路的士兵。蜀王杜芦早得到巴苴合流的消息，于是秘密差由蜀军差老弱兵做诱饵，引巴军主力深入，然后顷巢围剿，战役以蜀军大获全胜、斩敌大将告终。巴蜀之间的交锋引来了秦国的觊觎，最终巴蜀被秦国吞并，古巴属文明最终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之中。据说秦惠文王垂涎蜀国富饶，欲派兵攻打，但秦将对蜀地道路不甚了解，张仪出谋制作五头石牛，将黄金镶在牛尾下，由其子张若护送给苴国。苴国跟蜀国很有渊源——大部分史料都记载：开明氏蜀王杜尚封其弟为汉中侯置藩属苴国，由此苴国君主也姓杜，对蜀国称臣，为苴侯。后来蜀苴关系恶化也未曾称王，因为正是蜀王杜尚分封其弟代管苴国。苴侯高兴的承诺愿助秦国借道伐蜀，张若又到苴蜀边界向人们大肆宣传说”秦惠文王愿与苴国结秦晋之好，送给苴国了五头石牛。这可不是一般的石牛，这是秦国才有的石料做的，而且石牛还有灵性，晚上会偷偷的吃草，吃饱了也会拉屎，但它们拉的屎是黄金“。蜀王杜芦是一位在年轻气盛的君王，但有时候气盛太过了也未免是好事，击退巴国来犯军队的他，决定伐苴另立新苴侯，他忘了上几辈为什么要建苴国，他更忘了上一辈为什么对苴侯忍气不发，他没有思考，或许没想去思考，也没想听廷上百官对他的进谏，他令五组劳工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以便快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另外要夺来秦惠王送给苴侯的五头能拉黄金屎的石牛。张若在苴国关注着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修拓进展，终于等到蜀王杜芦亲自率兵，令“五丁力士”（即五组劳工）引路攻打苴国，这条路就是后来的蜀道。苴侯急忙请张若回秦国求秦王出兵援救。蜀王杜芦也派使者与秦结盟。但狡诈的秦惠文王嬴驷还是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攻打蜀国。苴侯为表诚意大开城门，秦兵蜂拥而入走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剑阁道）灭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废，蜀太子逃到彭乡（今彭州）被捉。
作为古蜀王国邻国的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即上古时代东方部落首领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而后巴人建立巴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日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馀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即最早的巴国是由五个氏族部落联合形成一个大型的部落集团，其中巴人以武力和船技上的优势，获得了集团的领导权，巴人首领巴务相成为该集团的首任领袖，称廪君，即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首领。该部落集团溯流而上，同样凭借武力和船技战胜了原住民载人，控制了清江流域及巫溪河流域的盐业生产，在夷城（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建立了巴国第一个首都。夏朝时(距今4100年～3600年)称巴国为“巴方”，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西周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重庆立国。巴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其疆域之辽阔概括了今重庆全境、湖北恩施、川东北部分地区。到了战国时期七雄相继称王，巴亦称王。约公元前4世纪巴国朐忍（今万州一带）发生内乱，时巴国国力衰弱，国君受到叛乱势力胁迫，百姓被残害。巴国将军蔓子遂以许诺酬谢楚国三城为代价，借楚兵平息内乱。事平，楚使索城，蔓子认为国家不可分裂，身为人臣不能私下割城。但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掉国土是为不忠，蔓子告曰“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于是自刎，以授楚使。巴蔓子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在巴渝大地传颂。得到巴蔓子人头的楚王叹息道：“设使寡人有如此之将领，何惜城池？”于是下令以上卿之礼埋葬了巴将军的头颅。巴国也为将军举行了国葬，其无头之躯埋葬在国都江州，任后人缅怀凭吊。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在灭蜀两月后又灭亡了巴国。
义渠国可能是一个对我们而言：既熟悉又神秘的古国——说熟悉主要是受《大秦帝国》和《芈月传》的影响，说神秘是因为在两部作品中义渠都只是作为秦国的陪衬出现，而义渠的早期历史就比较鲜为人知了。据说义渠人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商代，他们同居住在陇东的狄族后裔鬼方相互为邻又相互攻击。后来又同住豳地由先周姬姓部落建立的豳国经常发生冲突，不断蚕食其领土。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的商康丁年间由于北方狄人南侵，周祖古公亶父率众离开豳地南迁岐山。戎狄两族乘机占领陇东大部分地区。文王末年姜太公曾派使臣南宫适出使义渠。义渠国王送马、鸡和犀牛给文王，文王又将这些东西献给纣王。由于义渠同周人相处关系比较和谐亲密，而鬼方（猃狁）同商周对立，所以每次战争后，鬼方失败逃走，远奔河套，而义渠趁机内迁。这样，义渠就逐渐占据了陇东大原地区（庆城、宁县、镇原等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义渠人口也大量增加，由游牧状态定居下来。他们在同当地周族后裔的杂居中，学会了农耕技术，学习了周族文化，并效仿周人建立城堡和村落，从而发展成为区别于其他羌戎的义渠族。西周王朝建立后义渠臣服于周。周穆王曾讨伐戎狄于大原，周宣王曾料民于大原。周王朝在多次镇压异族的过程中对义渠这样的臣服部族采取安抚政策：将五戎即义渠、郁郅、乌氏、朐衍、彭卢等安置于大原地。五戎中唯义渠居大原中心地带，南临泾水。这里自然条件好，宜耕宜牧，义渠很快强大起来。西周末年犬戎叛周，兵临镐京城下，并杀幽王于骊山，周平王惧戎狄，慌忙迁都洛邑。义渠趁周室内乱，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郡国，在今宁县焦村乡的西沟村建立了都城。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义渠国的名称。义渠国建立不久随即出兵并吞了彭卢、郁郅等其他西戎部落，扩大了疆域，并先后筑城数十座，派兵驻守。它的国界西至西海固草原，东达桥山，北控河套，南到泾水，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在政局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它直接参与了中原合纵与连横的政治、军事角逐，特别是先后同强秦经历了400余年的反复军事较量，成为当时秦国称霸西戎的主要对手。秦穆公时代秦国大力征伐西戎开疆拓土“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义渠的土地。义渠在战争失败后吸取教训，养精蓄锐，筑城廓以自守。公元前430年，义渠发大兵攻秦，从泾北直攻到渭南，迫使秦兵退出渭河下游，此后30年内是义渠国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地域东达陕北，北到河套，西到陇西，南达渭水，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公元前331年义渠内乱，秦国出兵助其平定，由此秦与义渠的关系得以改善：前327年义渠王主动前往秦国朝见，至此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公元前320年秦王甚至还十分高兴地到义渠之地巡游一番。然而义渠的游牧经济是相对脆弱的——当遭遇天灾牲畜减产时他们就会再度骚扰秦国边地。从这时起秦与义渠逐渐进入一种官方层面相对和平，而义渠治下的酋长贵族们仍时不时到秦国打秋风的局面。公元前318年义渠趁中原诸国混战，脱离秦国控制并向魏国朝贡。正在魏国谋划合纵之策的公孙衍敏锐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动员赵、韩、燕、楚四国与魏国联合攻秦的同时又策动秦国西部的义渠，从而在秦国背后插上一把利刃。秦国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以锦绣千匹，美女百名送义渠王。然而公孙衍早就提醒义渠王：“秦若东面无事必会征伐大王；若东面有事必厚礼以赠大王”。于是义渠王起兵伐秦，大败秦兵，收复了部分失地。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入侵义渠，先后夺得义渠25城，义渠国土大大缩小。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立为国君，因年纪尚小，由母亲宣太后摄政。她改变正面征讨义渠戎国的策略，采用怀柔、拉拢、腐蚀的政策，以堕戎王之志。她书请义渠王于甘泉宫，让其长期居住，并以优厚的生活款待他。后来义渠王同宣太后淫乱，生有二子，使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34年后（公元前272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接着发兵攻打义渠，义渠国亡，领土并入秦国。义渠国灭亡后逐渐中原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中山国是战国初期对魏赵关系产生影响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春秋时期的鲜虞部落联盟最初实力薄弱——史籍中多次记载邢国打败戎狄。公元前652年鲜虞出击邢国，次年又征伐卫国，邢君出逃，卫君被杀，鼓、肥、仇等国先后成为鲜虞的从属国，至此鲜虞始强。风头正盛的鲜虞碰上了春秋首霸齐桓公：齐桓公联合宋、曹、邢、卫诸国的兵力挫败鲜虞并重建邢、卫两国。后来晋国取代齐国成为天下霸主之后继续征伐鲜虞，在齐、晋两大霸主的持续打击之下鲜虞从今天的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主要活动于今天的河北石家庄一带。公元前530年晋将荀吴借道鲜虞进入鼓国并灭掉肥国，次年荀吴再次统率晋军攻入鲜虞中人城，不久又灭了鲜虞的附从国鼓国。公元前507年秋鲜虞借晋国内乱之机出兵晋国并以一个小国的兵力将当时的霸主晋国打得大败，俘虏了晋国勇将观虎。第二年鲜虞人在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正式建国，由游牧部落联盟向和中原诸侯一样的国家形态过渡。因为国都中人城城中有山，所以各国称其为中山国。从这时起中山就以正式国家的身份卷入到中原各国的争霸斗争中，这和还基本保持着部族形态且地理位置偏远的义渠、百越完全不同。公元前494年中山通过与齐、鲁、卫等中原华夏文明国家结盟攻占了晋国的棘蒲，中山之强大甚至吸引了晋国大夫荀寅前往，中山国将自己从晋国新占领的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作为荀寅前来归附的封地。这是中山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段历史，但战胜了天下霸主晋国的中山就像是战胜了美国的越南——是不是打败了霸主就证明自己是霸主呢？公元前489年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大破中山。公元前459年至公元前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公元前457年晋国再次讨伐中山，先后占领左人、中人等城，再次给中山造成沉重打击。不过晋国也高兴不了多久了——随着三家分晋，中山的这个强大的老对手最终因为内争而解体。公元前414年中山迁都顾地（今河北定州市）并仿效华夏礼制构建全新的国家体制，严格意义上此时的中山国已经是华夏文明的一分子了，中原各国出于自身的战略需求而选择与其结盟时也不必担心背负勾结戎狄异族的骂名了。此时正值赵国内乱，中山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多次战胜赵军。赵国万般无奈之下向魏国求援，魏国则乘机对赵国提出苛刻条件。赵国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魏国的条件，于是刚刚迁都尚且立足未稳的中山国就面对新的天下霸主魏国的打击：公元前407年魏国大将乐羊率军占领中山，中山桓公率余部退入太行山继续坚持。魏军虽然占领了中山，但统治并不稳固，毕竟魏国本土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的领土——即使在交通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拥有远离本土的飞地的国家也屈指可数，更何况当时呢？占领中山没能增强魏国的国力，反而成为消耗魏国财力和兵力的无底洞。与此同时中山桓公对内励精图治整军备战，对外联齐抗魏。公元前380年中山桓公赶走魏军，成功复国并迁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复国后的中山又成为了赵国的眼中钉肉中刺——中山国土正好位于赵国中间，把赵国南北一分为二，是赵国南北之间的联系极为不便。当初中山乘赵国内乱而攻赵，但赵国毕竟是大国，底子远远比中山打得牢，如今轮到缓过气来的赵国开始打击中山了。桓公之后的几代中山国君都有所作为，将中山打造成为一个新兴的千乘之国——公元前323年继魏、齐称王后中山与赵、韩、燕同时互相称王，史称徐州相王，一时称王仅次于战国七雄的第八大强国。称王后的中山国开始自信心爆棚——本来以中山的实力作为天下第八大强国，是各国争相结盟的对象，是影响天下格局的重要势力之一，但并不是能对天下格局起决定性影响的势力。可中山国不知那儿来的自信，积极介入到大国争雄的斗争中，扮演起战国第一搅屎棍的角色。这就让齐、赵、燕这些周边大国对其甚为不满，尤其是赵国本身就和中山存在现实层面的领土利益之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山不思如何改善与齐、燕等国的关系以对抗主要敌人赵国，反而在公元前314年乘燕国内乱跟着齐军一起大举攻燕，又在战争结束后因分赃不均而迁怒于齐国，这下中山算是把周边大国得罪光了。与此同时中山的内政治理也是一塌糊涂：当各国争相变法自强之时中山依然保持着野蛮残酷的殉葬制度，这使别国人才对这个国家望而却步。称王后的中山君主们大兴土木，大臣们擅权弄政，百姓私斗悠游成风，国库空虚，军容不整。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嬴政遣将任嚣征服了岭南地区的百越部族，随后秦王朝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公元前203年秦朝的南海尉赵佗趁秦末天下大乱之机自立为南越武王，由此建立了包括今天的中国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在内的南越国。1974年底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秦代造船遗址，从出土文物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的西汉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产自非洲的大象牙、洪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东南亚龙脑香的熏炉，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南越国治下的番禺（今广州）已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公元前202年初已在中原地区的楚汉之争中胜出的汉高祖刘邦拒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南越王赵佗所有，而将其转封给长沙王吴芮，赵佗于是将自己南越武王的头衔改为南越武帝以示与汉朝分庭抗礼。公元前196年夏汉高祖刘邦正式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赵佗所有，与此同时派遣陆贾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所赐的南越王印绶以示臣服于汉朝，南越国就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公元前181年吕后停止了与南越国的贸易关系，赵佗随即以恢复南越武帝的称号作为回应并发兵攻打汉朝长沙国数县而去，吕后闻讯遣周灶领兵攻打南越国，然而当周灶进军至南越边境时得知吕后已死的消息，于是停止进军。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再次派遣陆贾册封赵佗，汉朝与南越之间的宗藩关系由此得以恢复。公元前112年夏南越国丞相吕嘉杀死南越末代国王赵兴、南越太后樛氏及汉朝使者安国少季等人，举兵反叛汉朝，次年汉武帝刘彻以路博德、杨仆、郑严、田甲、何遗五路大军攻灭南越国。
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遗臣，名胥余，称箕子（畿内采地之爵）。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称赞的“三仁”。武王伐纣后并没对商朝后裔赶尽杀绝，倒是对箕子的贤德之名钦佩不已，于是向箕子请教人伦规范，箕子便作《洪范》，向周天子讲述定国安民的道理。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与《尚书大传》大致相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它认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请教，箕子告以《洪范》。夏、商、周三代的改朝换代和后世王朝有一点很不一样：后世改朝换代要么就将前朝皇室赶尽杀绝；要么好生优待，但严加监视。总之不会让前朝皇族参与朝政，封一个空有其名的爵位倒是有可能。夏、商、周三代不这样——那时华夏民族正由原始部族向文明国家过渡：商部族取代夏部族成为华夏各部族的联盟领袖，但夏部族的后裔依然被册封为商朝贵族，武王伐纣后对商朝后裔基本也延续这一政策。久仰箕子大名的周武王将朝鲜封给了他，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和今天的朝鲜半岛其实并没关系——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大体在今天辽宁省境内的辽河流域一带。后来经过箕子朝鲜的开拓才逐渐将朝鲜半岛纳入其版图之内，不过箕子朝鲜的统治中心在战国中期以前一直在中国境内的辽河流域。直到燕昭王征山戎、伐朝鲜，辽河流域被燕国占据，箕子朝鲜被迫将其统治中心迁往朝鲜半岛，此后箕子朝鲜王国逐渐发展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政权，和中原文明日渐分离。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据史料记载：秦朝时期在开“五尺道”通云南后秦王朝曾在滇东北置官守治理云南的滇池一带。这意味着滇王统治的区域曾经隶属朝廷。但是到西汉初年滇王又脱离了汉王朝的统治，直到汉武帝元封二年汉王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武帝接受滇王归附以后，“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关于古滇国的来历据说和战国时代一位楚国将领密切相关，此人名叫庄蹻。庄蹻早年并非楚国体制内的贵族子弟，而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出身，而且还是反楚平民起义的领导者，后来接受楚国朝廷的招安成为一名将领。楚国国君楚顷襄王在位时期派遣将军庄蹻率领军队顺着长江而上，夺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庄蹻一直打到滇池（今云南省昆明市一带），滇池方圆三百里，旁边的平地肥沃富饶，方圆有几千里，庄蹻凭借军队的威势平定那里，并且使它归属楚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庄蹻打算返回楚国报告，恰逢此时秦国攻打并夺取楚国的巫郡、黔中郡，道路断绝不能通行，因而留在滇池。庄蹻于是就靠其军队在滇地称王，建立滇国政权，定都在今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庄蹻改变自己的服饰、顺从当地的习俗，成为滇人的统治者。庄蹻作为有史料记载的中国内地第一个开发云南边疆的历史人物，将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地区，加速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秦、汉时期在云南设置郡县创造条件。滇国区域在云南的中部和东部，以滇池区域为中心，连接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片区，学术界认为，滇国的领土主要位于滇池周围，东至石林、泸西一带；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即一个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的区域。秦始皇时曾打败滇国并开通五尺道至当地，但秦朝灭亡后交通再度中断。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时滇国归降，并在当地设置益州郡管辖，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同时赐“滇王之印”，并允许滇王继续管理他的臣民。东汉时，随着汉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以及大量汉族的迁入，滇国和滇族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最终完全消失。据黄懿陆《滇国史》的考证，古滇国当在东汉元初二年(115年)才完全灭亡。
《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事实上夜郎本名耶朗——所谓耶朗乃是当地土话“唱诵”之意——在祭祀活动中以半朗诵半咏唱的形式，宣读氏族盟誓，因而成为一种口头立法，凡是参加“耶朗”的氏族都是“耶朗”大团体的成员。大体上可以理解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组成联合王国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前苏联或南斯拉夫。出使夜郎的汉使并不了解夜郎的政体，只看到夜郎王直辖的地区就以为夜郎就只有这么大。事实却是“九真徼外夜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只是由于耶朗制下部族相对分散，没汉朝那么大的凝聚力。不过在西南地区夜郎是当之无愧的一方霸主——夜郎拥有一支高达十万人的常备军，尽管这一数字在汉人眼中算不得什么，但在西南夷中却是绝无仅有。要供养这样一支军队花费自然不小，为此夜郎和南越、身毒等国长期保持着外贸关系，因而成为由蜀地通往身毒的西南丝绸之路和由南越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处。事实上夜郎并非一个弹丸小国，而是地跨西南数省之地，以致于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声称在自己境内发现了夜郎古国的遗迹。关于夜郎古国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置存在贵州长顺县广顺镇、湖南沅陵、贵州毕节赫章可乐等多种说法。在贵州长顺县广顺镇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故事：上古之时一位女子浣衣于遁水之滨，见到有巨竹三节漂流到她的足间，推之竟不肯去，竹子中还隐约传出婴儿的啼哭之声，于是她将竹子带回家中剖开之后发现里面果然有一个男孩。男孩长大后资性聪颖、武艺超群。某日男孩出游时在一块大石上小憩，命随从之人作羹，从人说：“此地无水。”男孩抽出宝剑击穿巨石，水即从石穴中涌出。男孩以竹为姓，后来他发展出雄长一方的势力，于是建立了夜郎国，自称夜郎侯。2000年5月考古学家在湖南怀化沅陵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巨型墓葬群，其年代在战国至汉代之间，大部分墓葬规模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和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墓主被推断为极有可能就是夜郎王。在《夜郎史传》等彝文文献中古夜郎的中心被指为贵州毕节赫章可乐，在这里曾发现过大量战国、西汉、东汉文物。目前一般认为：夜郎国故地主要位于今天的贵州西部，历史上夜郎王曾一度扩张到云南、四川、湖南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城池和居住，因此在上述地区都留下了部分夜郎古国的遗迹。在彝族人民的传说中夜郎几乎和中原地区的夏朝同时兴起，曾历经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金竹夜郎4个朝代。公元前135年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南越国的唐蒙了解到夜郎位于巴蜀通往南越的要道上，有便捷的水路可通抵南越的都邑，于是上书建议朝廷开发包括夜郎在内的西南地区。公元前111年夜郎派兵协同汉朝征伐南越反叛，随后夜郎遣使入朝，汉王朝授予夜郎王金印，此后汉朝开始在夜郎设置郡县，夜郎被纳入汉朝版图。汉朝在夜郎的统治实行的是二元模式：一方面汉朝在当地设置郡县进行管辖，另一方面夜郎王仍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汉王朝遣使调解，夜郎王不仅不服从汉朝的调解，还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汉廷新上任的牂牁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了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并平定了其臣属部落的叛乱。此后夜郎之名不再见于史籍，仿佛人间蒸发，据说一部分夜郎人被流放到贵州镇宁一带。如今贵州境内的彝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都有奉竹为神灵的习俗。
熟悉诗词的朋友不知道是否发现了一件事：很多诗词中都把楼兰视为敌人，以致于频频出现斩楼兰、破楼兰等字眼。比较知名的有王昌龄的《从军行》中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李白的《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杜甫的《秦州杂诗》“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甚至到了近代革命战争岁月中还诞生了陈毅元帅的“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大家是不是不禁要问：楼兰和中原王朝究竟有什么矛盾？为什么频频被视为敌人？故事还得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朝说起。楼兰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尤其是霍去病打通了河西走廊之后西域就成为汉与匈奴竞争的角斗场，西域小国被迫在双方之间选边站队。楼兰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正好处于汉与西域诸国往来的要冲之地，距离汉朝和匈奴都不算远。在两强夹缝之中求生存的楼兰一直采取脚踩两只船的外交策略：楼兰王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送到匈奴和汉朝做人质。汉和匈奴都对楼兰这种一仆两主的反复无常的行为甚为不满，却又苦无良策——因为任何一方迫使楼兰单独臣服于己都会引起另一方的强烈反弹。楼兰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小心翼翼地维持同汉朝和匈奴的均衡外交，然而就像其他所有试图利用强国之间的均势来为自己牟利的小国一样的是楼兰的行为注定会使自己成为汉匈争锋的竞技场：每次楼兰国王去世，新君继位之时都会重复上演汉匈质子争夺大战——汉与匈奴都希望扶植在本国做人质的楼兰王子登上王位。然而汉朝几乎在每次交锋中都落于下风——尤其是公元前92年那场楼兰王位争夺战最具讽刺意味：这次汉朝方面的楼兰质子因触犯汉朝法律而被处以宫刑，汉朝不好让一个太监登上楼兰王位，于是精心编造了一套谎言“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在后来又一次的王位争夺战中汉朝方面又把质子送晚了，匈奴人抓住机会捷足先登。自从亲匈奴的王子继位后楼兰的外交政策就全面倒向匈奴，对汉朝则越发无礼起来。正当楼兰对汉朝日益表露出不恭顺的态度之时另一个西域小国——龟兹更是公然截杀了汉使赖丹。于是汉昭帝派出一位名叫傅介子的使臣带着诏书去谴责楼兰、龟兹两国。傅介子到了楼兰，责备楼兰王说：“大部队就要到了，您如果不怂恿匈奴，匈奴使者经过这里到各国，为什么不报告？”楼兰王表示服罪，说：“匈奴使者刚刚过去，应当是到乌孙，中途经过龟兹。”傅介子到了龟兹，又责备龟兹王，龟兹王也表示服罪。傅介子从大宛回到龟兹，龟兹人说：“匈奴使者从乌孙回来，正在这里。”傅介子乘机率领所带的汉军一起斩杀了匈奴使者。傅介子回到京城把情况上奏，汉昭帝下诏任命他为中郎，升为平乐监。公元前77年傅介子向当时实际执掌朝政的大将军霍光建议取龟兹王首级以威慑西域诸国的计划，但霍光认为龟兹较之楼兰路远，如果一定要实践这个计划的话，那么楼兰比龟兹更合适。于是傅介子和士兵一同带着金银钱币，声称把这些东西赏赐给外国。他们到了楼兰，楼兰王看起来不愿亲近傅介子，傅介子假装离开，到达楼兰的西部边界后，傅介子指使翻译对楼兰王说：“汉朝使者带有黄金锦绣巡回赐给各国，大王如果不来受赐，我就要离开到西面的国家去了。”当即拿出金币给翻译看。翻译回来把情况报告给楼兰王，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就来会见使者。傅介子和他坐在一起饮酒，并拿出财物给他看。楼兰王只看见了面前堆积如山的财物，却没注意到傅介子身旁的汉朝护卫强壮得足以要了自己的命。他毫无顾忌地与傅介子开怀畅饮，傅介子趁机对楼兰王说：“天子派我来私下报告大王一些事情。”楼兰王起身随同傅介子进入帐幕中，两人单独谈话，两个壮士从后面刺杀楼兰王，刀刃在胸前相交，楼兰王立即死掉了。他的贵族及左右官员都各自逃走。傅介子告谕他们说“楼兰王有罪于汉朝，天子派我来诛杀他，应改立以前留在汉朝为人质的太子为王。汉军刚到，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一有所动，就把你们的国家消灭了！”在傅介子的灭国威胁下楼兰贵族只得接受汉朝方面晚到的质子成为自己的新国王。傅介子这次千里奔袭的斩首行动随即受到汉帝国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在汉朝做人质的楼兰王子在汉朝的扶植下登上了王位，汉朝还给楼兰改了一个名字“鄯善”。这次斩首行动令汉帝国的声威响彻西域大地。
精绝国的存在可能很多人是通过《鬼吹灯》了解到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确曾真实存在过精绝古国。精绝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距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住着四百八十户人家，有士兵五百人。史书中关于精绝国的记载并不多，目前我们对精绝国的了解主要还是基于考古研究：1901年匈牙利裔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中国新疆的小县城尼雅的一座磨坊内偶然间发现了写着起源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的佉卢文的木板，在磨坊主的指引下斯坦因一行沿着尼雅河向北进发，最后在尼雅河末端已被黄沙埋没的一片古绿洲上发现了已被黄沙掩埋1600年的精绝古国遗迹：遗迹以佛塔为中心，呈带状南北延伸25公里，东西布展5~7公里。在这片狭长区域内散布着规模不等、残存程度不一的众多房屋遗址、场院、墓地、佛塔、佛寺、田地、果园、畜圈、渠系、池塘、陶窑和冶炼遗址等。在对遗迹的16天考察期间斯坦因搜集到了764件佉卢文木牍、58件汉简及其他如汉代铜镜、铜钱、乐器、弓箭、玻璃器、水晶饰物、木雕、丝毛织物、地毯、漆器残片等珍贵的文物共12大箱。斯坦因的这一发现被西方各国的探险家誉为东方的庞贝城。
龟兹古国位于现在的新疆库车。西汉宣帝时因龟兹先王杀死校尉赖丹，长罗侯常惠合五5万人进攻龟兹，龟兹王绛宾立即归顺降服。传说是因为一个巫师的预言在龟兹将有一场惨烈的战争，听到风声的人们开始偷偷搬出城。得知消息的可汗，派人把这些人又抓回来关押。可汗的做法让人们更加相信巫师的预言，越来越多的人偷偷离开。无计可施的可汗只好召集大臣商议，结果大臣也厌倦了这里，可汗无奈之下只好迁离了这里。于是曾经繁华的龟兹因为巫师的一个预言，被遗弃。在真实的历史上龟兹消失于史籍之中大约是在公元840年左右，这一时期正是回鹘人大举进入西域之时，龟兹古国的消亡是否与此有关就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公元前60年汉宣帝正式设置西域都护府，此举标志着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过汉代对西域的治理其实是有两种模式的：公元前48年西汉政府在车师置戊己校尉，其基本职责是屯田积谷。到了汉元帝时期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严格意义上汉代对西域的治理分为对汉军屯垦驻守地区采取直接治理的模式；而对原来的西域三十六国则并不纳入和中原一样的郡县直接管辖体系，而是保持其半独立的自治地位，只要服从中央政权的领导，对其内部事务，汉王朝并不会过多过问。西汉灭亡后新莽、东汉、曹魏、西晋都延续了西汉的西域治理模式，这一时期由汉军屯垦部队驻守的高昌壁甚至由西域都护府转而划归凉州敦煌郡管辖，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已和中原郡县无异。五胡十六国时代割据凉州的前凉政权牢牢控制着凉州和西域，前凉建兴十五年（327年）戊己校尉赵贞谋叛，前凉王张骏将其擒获，在其地置高昌郡及高昌、田地等县。十六国时期高昌郡先后隶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国。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北凉王沮渠牧犍的弟弟沮渠无讳料定自己不是北魏的对手，便撤离酒泉，前往高昌，由此开创了高昌北凉政权。460年柔然灭灭高昌北凉沮渠氏，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开创了高昌国阚氏汉人王朝。阚伯周死后儿子阚义成继位。之后阚义成的兄长阚首归弑杀阚义成，篡位。不久阚首归被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后来张孟明、马儒相继为王，被国人弑杀；高昌人推举马儒长史麴嘉为王，这就是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麴氏高昌四代政权，麴氏享国最久。麴嘉王时恹挞伐焉耆，焉耆向高昌麴嘉王求救，麴嘉王派次子为焉耆国王，高昌势力开始壮大。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六月御驾亲临张掖，当时的高昌王麴伯雅带领西域二十七国国王佩玉披锦、焚香奏乐、歌舞相迎。龙心大悦的隋炀帝不仅封其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弁国公，还将戚属宇文氏之女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隋炀帝如此高看麴伯雅除了奖励他心向中土的诚意外，更重要的是“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高昌东与河西走廊相连，是西域通向内地的三大门户之一，是丝绸之路中道的必经之地，而在丝绸之路北、中、南三道里中道是最为畅达的。麴伯雅治下的高昌开始扮演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利益代言人和耳目角色。自唐代隋后由于久经战乱的帝国需要休养生息，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都对西域采取了观望态度。这一时期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诸国频频朝贡于唐并提出寻求保护的呼声，对此唐朝保持着克制的态度——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对他而言：安定中原内地的社会环境，避免重蹈隋亡之祸远比扬威西域重要得多。当魏征提出“不以蛮夷劳弊中国”的观点时李世民欣然接受了：他拒绝了高昌作为唐朝的代表联络安抚西域诸国的计划，驳回了康国提出的举国内属的请求，专心致志于内政建设，一时间出现了“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外户不闭，道不拾遗”的盛世景象。事实上李世民从没忽视帝国的西陲，只不过当国力不足之时他选择了蛰伏，正如他在面对突厥颉利可汗时可以低忍辱负重地去求和，但他仅仅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对突厥展开了全面的战略性报复。然而偏偏有人自不量力地将李世民的隐忍蛰伏视为软弱——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高昌王麴文泰：麴文泰是隋炀帝时期的高昌王麴伯雅之子，曾于贞观四年(630)偕妻宇文氏朝见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赐其妻李姓，预宗亲，封常乐公主。贞观十三年乙毗咄陆可汗统一西突厥，遣吐屯阿史那矩领高昌冠军大将军，监督其国，至此高昌被西突厥控制，麴文泰随即倒向西突厥：不仅不再朝见唐朝，更联合西突厥兵犯伊吾、掠焉耆，壅绝西域商道。李世民下书责问麴文泰并向其索取由中原逃亡其地之人，然而未得回应。李世民终于愤怒了：连称雄北亚的东突厥都灭亡于这位雄主之手，北方各族同上尊号“天可汗”，如今小小的高昌竟敢无视天可汗的权威，是该教训教训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军出讨高昌。此时的麴文泰打定主意和大唐对抗到底——他表示：‘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邪！“他还对自己的大臣分析道：自己曾亲自前往长安、洛阳朝见隋、唐两朝天子，如今河西之地不复隋时兴盛，市井萧条。唐军若来，兵少，我们自能抵挡；若是兵多则后勤势必难以为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麴文泰说的也是事实——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正处于贞观之治时期，但就繁荣富庶的程度而言其实尚不及隋朝。问题是麴文泰低估了李世民的决心——高昌遥远的地理位置固然给唐军的后勤补给提供了巨大的难题，然而他似乎忘了类似的问题在当初唐军灭东突厥时也曾出现过，可结果唐军解决了补给的问题并成功消灭了东突厥。贞观十四年唐军兵临碛口，西突厥援军不至，惊惧无计的麴文泰病发身亡。随后其子麴智盛，这位高昌新王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唐军投降。
提起西藏地区的古国也许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吐蕃，然而在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这片土地上曾活跃着众多的古国，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象雄古国。象雄古国大约建立于公元前1500年到西元元年之间的铁器时代。象雄是青藏高原本土原生宗教雍仲本教的发祥地，有着独特的象雄文。象雄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都有过交流，被誉为“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驿站”。在吐蕃崛起前象雄是青藏高原上一个强大的国家，吐蕃日渐崛起之后象雄末代国王李迷夏曾迎娶松赞干布的妹妹赞蒙赛玛噶，后来两国关系破裂导致松赞干布以妹妹赞蒙赛玛噶失宠为由率军于642年讨伐象雄，用三年时间攻灭了象雄。关于象雄的地理位置，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地域，只能确定大致的方位：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是为上象雄；东至今昌都丁青是为下象雄；横贯藏北的尼玛、申扎一带是中象雄。象雄王宫就建在当惹雍错湖边。象雄王国遗址位于西藏那曲尼玛县文部乡办事处不远的穷宗，这里的大片遗址即是象雄都城之所在。事实上青藏高原出现的最早的文字并不是如今藏族同胞使用的藏文，而是象雄文。青藏高原本土原生宗教雍仲本教最初的经典都是使用象雄文，尔后才翻译成藏文，今天有些雍仲本教寺院的藏书中还有一些象雄文和藏文对照的本教经文及两种文字对照的词汇。
在今天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南木林县一带曾存在过一个同象雄、吐蕃并立的古国。据《隋书》记载：苏毗“人有万家”，由此可见隋朝时期苏毗已是有户逾万的大国。苏毗的崛起甚至一度切断了象雄王室与东部象雄（多康地区）的联系。苏毗国内实行女王与小女王的共同执政，因此也有说法认为苏毗就是《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原型——当然历史上苏毗国有女王，但不代表没男性，只是可能苏毗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状态之下。苏毗女王达甲吾在位时颟顸昏庸，骄纵暴戾，大臣念·几松上言劝谏，反为达甲吾所逐。念·几松于是暗中策划杀死了达甲吾，转而投奔小女王墀蚌苏。达甲吾死后墀蚌苏成为苏毗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重赏前来投奔的念·几松，念·几松也渐生骄心。与此同时念·几松的家人也得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其中尤其以念·几松的妻子最为恣意妄为，激起了苏毗国内巨大的民怨。最终内忧外患之下的苏毗被吐蕃征服。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派兵与新罗联合灭高句丽，此后为了防止高句丽政权复辟并有效控制高句丽遗民与临近的靺鞨、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唐朝又强行将“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徙居辽西营州（今辽宁朝阳），在这群迁徙的粟末靺鞨人当中有一个叫大祚荣的小孩，此后他在营州生活了近30年。营州是当时唐朝（武周）东北的中枢重镇，除了大祚荣所属的靺鞨人以外，还生活着高句丽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民族问题突出，极易发生动乱。69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叛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是为“营州之乱”。事发后武周女皇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被击败，其后周军联合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南北夹攻营州叛军，李尽忠战死。697年周军又联合奚人剿灭李尽忠残余势力孙万荣部，李楷固等投降，营州之乱平定，武则天改元“神功”，以示庆贺。当时居住在营州的靺鞨人加入了反周行列，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还被李尽忠授予“大舍利”的官职。李尽忠失败后，靺鞨人首领乞四比羽与乞乞仲象率营州靺鞨部众东奔辽东。武则天对他们采取招抚政策，分别封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为“许国公”和“震国公”，赦免他们参与叛乱的罪行。但乞四比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于是武则天命令契丹降将李楷固等追击，斩了乞四比羽。此时乞乞仲象在逃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立，率所部继续东奔。武则天派李楷固前往讨伐，穷追不舍。697年（神功元年）九月周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周军，李楷固仅以身还。天门岭之战为大祚荣率领的东奔队伍赢得喘息时间。698年（圣历元年）突厥默啜可汗与武周反目，攻入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子山山城，又说在今吉林延吉东南城子山山城或和龙西古城）建立政权，并以尊称“da（古通古斯语，即酋长）”，自创其姓大氏，自称“震国王”（一作振），是为渤海立国之始。从大祚荣建国的过程来看：自营州东奔是最重要的环节，而其东奔队伍的构成则是以靺鞨人为主，高句丽人次之，并夹杂有少量的汉人、契丹人等。这些人就是渤海立国的基础。大祚荣为了巩固震国政权，不但在建国之后便立即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南面的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域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所属人民囊括了了靺鞨、高句丽、汉、契丹、奚、突厥、室韦等民族，有户10余万，胜兵数万，地方5000（一说2000）里，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705年唐中宗复位，派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大祚荣接受招抚，向唐朝称臣，并遣次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侍，留为宿卫。唐朝准备进一步册封大祚荣，但“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故册封一事暂时搁置。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寺卿，前往震国，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之地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此后“渤海”遂成为其新国号。崔忻将其册封大祚荣的事迹刻在都里镇（今辽宁旅顺）的一块石碑上，即“唐鸿胪井碑”，成为见证唐渤关系的重要物证。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唐玄宗追赠其为特进，并遣使吊祭。大祚荣死后其长子大武艺继位，是为渤海武王。大武艺虽然也接受了唐朝的册封，但更注重自主性，不用唐朝年号而“私改年曰仁安”，并且“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大武艺即位后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征服了铁利、拂捏、越喜、虞娄等“东北诸夷”，特别是他对黑水靺鞨的战争，更是触及唐朝的利益。黑水靺鞨自722年开始归顺唐朝，726年唐玄宗以其地设立黑水都督府，并派遣长史监领。大武艺闻之大怒，认为黑水靺鞨私自通唐是要与唐夹攻自己，于是派弟弟大门艺与舅父任雅发兵征讨黑水靺鞨。大门艺害怕得罪唐朝，反对出兵，但大武艺一意孤行，演变成一场冲突，最后大门艺出走唐朝避难。此后围绕大门艺事件，唐渤矛盾逐渐加深：727年大武艺派人东渡日本，试图结援日本以对抗唐朝、确保安全，此外亦与契丹结盟。完成准备后大武艺于732年水陆并进侵犯唐朝：水路由张文休率海盗直取登州，杀死刺史韦俊；陆路由大武艺亲率大军至马都山（今河北东部）一带，屠戮百姓。唐朝将领乌承玼、盖福顺等奋力抗击渤海入侵，新罗、黑水靺鞨、室韦亦发兵助唐，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在此期间，大武艺为打开局面，曾派人至洛阳行刺大门艺，但未能得逞。大武艺也意识到不能继续对抗唐朝，于是派大诚庆赴唐谢罪，唐玄宗下敕书予以赦免。其后大武艺撤兵，并送还唐朝俘虏，唐朝亦对其进行赏赐，唐渤关系终于恢复。737年大武艺去世，谥号“武王”，其子大钦茂继位，是为渤海文王。大钦茂在位56年之久，期间渤海国势蒸蒸日上，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也进入了高峰阶段。大钦茂大兴文治，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在地方设五京及府、州、县的建制，完善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大钦茂在位时，渤海农耕经济发展，并加强了与唐朝和日本的商业贸易，其间遣使入唐49次，出使日本12次，访问使团不仅次数多，规模也大。在文化上大钦茂在即位第二年就派人入唐抄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典籍，其后又多次派子弟前往唐朝学习。对外方面大钦茂继续保持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在安史之乱期间未贸然卷入，而是采取迁都上京以防叛军侵入、加强与日本联系等措施。762年刚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便下诏升格渤海为国，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正一品检校太尉，作为对渤海的褒奖，使渤海的地位得到提高。同时大钦茂与日本亦往来频繁，不仅12次派使访日，而且日本也在758年首次派小野田守等人出使渤海。大钦茂虽对唐称臣，但对内使用自己的年号（大兴、宝历），甚至使用“皇上”、“圣人”等称呼。大武艺以来的自主政策得以继续维持下去。793年渤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其后20多年间，渤海一度进入中衰时期，先后更换了废王大元艺、成王大华玙、康王大嵩璘、定王大元瑜、僖王大言义、简王大明忠等六代国王，其间政局动荡，屡有宫廷政变发生，废王大元艺即为国人废黜并杀死，大华玙、大元瑜、大明忠等亦可能因政变而即位或死亡。 818年大祚荣之弟大野勃的玄孙大仁秀即位，是为渤海宣王。大仁秀以后，渤海国势中兴，并步入全盛时期。宣王大仁秀重在武功，他曾大破新罗，迫使新罗退至浿江（今大同江）筑长城三百里；同时向北征服其他靺鞨部落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并打败了素称强悍的黑水靺鞨，将兴凯湖、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三江平原置于渤海国的控制之下，于其地设怀远府、安远府，故史书记载“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830年大仁秀去世，其孙大彝震继位。大彝震时期进一步营建上京宫阙，并发展与唐朝和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尤其与唐朝往来最为频繁，大彝震不仅14次派使入唐朝贡，并派遣许多留学生学习唐朝文化。唐朝也派张建章访问渤海，张建章受到大彝震的款待，回国后著有《渤海记》，详细记录了渤海诸王谥号、年号、官制、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况，成为研究渤海国的珍贵史料。虽然当今该书已亡佚，但宋朝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内容多参照该书，使渤海的状况能较详细地被记载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渤海诸王的谥号、年号仅在大彝震之前保留，而大彝震以后则失传了。大彝震于857年去世，以后又经历了大虔晃、大玄锡两代王，渤海国的文化日臻成熟，被高度评价为“海东盛国”。
于阗国早在汉代就已立国，是汉代典籍所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其王族本姓尉迟，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就已向中原王朝进贡。在这一时期于阗兼并戎卢、扜弥、渠勒、皮山等国。在西晋时于阗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并为西域大国。北魏年间于阗曾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国势渐衰。唐太宗贞观年间于阗王遣子入侍唐廷。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唐灭高昌国，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年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请和亲，唐使其属下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婆﹑葱岭五国作为聘礼。贞观二十二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攻陷龟兹拨换城(今新疆温宿)，唐朝罢四镇。上元元年(674年) 安西四镇复归于唐朝。于阗王伏阇雄击走吐蕃，亲自入唐，唐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下辖6城等10羁縻州，任命伏阇雄兼都督。仪凤三年（678年）吐蕃进占安西四镇。仪凤四年（679年）崔知辩击吐蕃，唐朝占安西四镇。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之乱（684）以后有意笼络人心，显示其“ 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故下令放弃安西四镇。687年-689年，吐蕃趁机进占安西四镇；武后长寿元年(692)唐武威军总管王孝杰等率军击破吐蕃，收复四镇。唐玄宗天宝年间于阗王尉迟胜入唐，唐玄宗嫁以宗室之女，并授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安禄山起兵叛乱，尉迟胜自率兵赴中原之难，安史之乱平定后尉迟胜终老长安。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唐授于阗王尉迟曜兼四镇节度副使，并管理本国事。他率领当地民众与唐镇守军一起戍守于阗。贞元六年（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北庭的西州例外，公元792年吐蕃占西州，完全占领北庭），并占领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之后几年吐蕃占据安西其他三镇，没有资料能说明吐蕃开始占据安西其他三镇的确切时间。9世纪中叶吐蕃内乱势衰，于阗趁机获得了独立。9世纪末叶于阗开始和张议潮在敦煌创建的归义军政权交往。在这一过程中国王尉迟婆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912年正式登基自称“唐之宗属”的他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唐朝国姓李氏，给自己取了一个汉语名字——李圣天。李圣天深受汉文化影响，面对吐蕃和西部的大食的威胁，他选择和敦煌的汉族归义军政权结盟——后梁贞明六年(920)归义军的实权旁落长史曹议金手中。曹氏统治敦煌期间和于阗的关系更加密切：两地使者、僧侣来往不断。曹议金把次女嫁给于阗王李圣天为后，李圣天第三女又嫁给曹议金之孙曹延禄为妻。所以在敦煌莫高窟不仅有李圣天画像，还有“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像以及“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像。可见于阗国与沙州政权不仅是政治上的结盟关系，而且也在血统上结成了亲缘关系。李圣天不仅同河西的归义军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原的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有着频繁的交往：后晋天福三年(938)于阗国王李圣天派遣一个很正规的使团，由检校太尉马继荣为正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为副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为监使，到达后晋都城汴京(今开封)，向国主石敬瑭进贡，贡物有红盐、玉石、白氍、郁金香、牦牛尾等名贵土特产品，表示归顺之意。晋朝对于阗国主动归属十分赞赏，封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封张再通为卫尉卿，吴顺规为将作少监。为了向于阗国表示友好，晋朝于同年派出回访于阗的使团，供奉官张匡邺为鸿胪卿，彰武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出使于阗并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后晋使者高居诲出使于阗时发现这里仍沿袭唐代行政制度——都城建筑民风更是一派东胜风范、中州景象。高居诲也见到于阗境内还有一些吐蕃族篷帐。吐蕃人常与于阗人互相劫掠攻击。李圣天在晋朝使者面前，对吐蕃颇有责诮之言，并要求与晋朝订立联合对抗吐蕃的盟约。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原，建立了北宋王朝后一直渴望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于阗王李圣天，闻之欢呼雀跃、不胜欣喜。立即派使前往开封，向宋太祖表示祝贺和归属之意，并进贡了玉圭、玉匣、玉枕等物。这时的于阗除了盛行佛教，一部分回鹘人还信奉摩尼教；所以于阗的摩尼师也向宋朝进献了琉璃瓶、胡锦等物。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来往频繁。特别是宋朝中原僧侣道圆从于阗回国，于阗僧侣善名、善法等纷纷到达宋朝，不仅加强了两地佛教文化的交流，而且也都带有一定的政治使命。如道圆回国时就与于阗使者同行，善名、善法赴宋朝时，带来了于阗宰相致宋朝枢密使“求通中国”的书信。这说明当时于阗佛教仍很盛行，在政治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于阗王还派其子多次赴朝，贡献方物，沟通与中原王朝的联系。
公元840年黠戛斯人出兵击破回鹘汗国，由此开启了漠北回鹘部族西迁的历程。其中有一支西迁的回鹘部族在葱岭一带（今帕米尔高原）创建了一个地方政权——这个政权被称之为喀喇汗王朝，也有将其翻译为黑汗王朝的。传说喀喇汗王朝的开国者是毗伽阙·卡迪尔汗——他建牙帐于楚河上游的巴拉沙衮，号称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托克马克境内的布拉纳城）。喀喇汗王朝早期领土仅限于七河地区，以后又归并了伊犁河谷、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地区。毗伽阙·卡迪尔汗去世后长子巴兹尔继承汗位，为阿尔斯兰汗，治巴拉沙衮；次子奥尔古恰克称博格拉汗（卡迪尔汗），治恒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奥古尔恰克时期，同波斯萨曼王朝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公元893年萨曼皇帝伊斯玛仪·本·马赫穆德攻破恒逻斯，奥古尔恰克的1万名战士阵亡，他的妻子和1.5万人被俘。奥古尔恰克被迫迁都喀什噶尔，继续同萨曼王朝进行斗争。奥古尔恰克曾经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游牧部落的传统，在其兄巴兹尔死后续娶他的妻子并收留了兄长的儿子，此人就是后来喀喇汗王朝第三任大汗萨图克·博格拉汗。为了和萨曼王朝斗争，奥古尔恰克庇护从河中地区出逃的一位王子纳赛尔·萨曼尼，让他住在阿图什。萨图克在此人的劝导下，皈依伊斯兰教，秘密发展自己的力量。巴兹尔去世没有传位于其子，而传位于其弟奥尔古恰克。奥尔古恰不欲帝位按传统传给侄子也就是巴兹尔之子萨图克。因此萨图克在河中地区伊斯兰教圣战者的支持下，打败并杀死其叔父奥古尔恰克，夺取了政权，称博格拉汗。不久他在穆斯林信徒的支持下从萨曼王朝手中夺回恒逻斯，随后攻占巴拉沙衮，基本确立了对塔里木盆地西部、费尔干纳地区和七河流域的统治。受萨曼王朝穆斯林的影响，萨图克早年就归信了伊斯兰教，成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并且在其影响下属下信教一些王室成员也改宗伊斯兰教。萨图克由于改宗伊斯兰教而得到了汗国西部穆斯林及本国穆斯林的支持，实力大增，因此引起叔叔奥尔古恰克的警惕。随着实力的增加，萨图克也有了夺回帝国的野心：公元915年在自己经营多年的古拉姆近卫军以及萨曼王朝穆斯林的援助下，他以武力从信仰萨满教的叔父手中夺取了政权。夺位之后萨图克自称苏丹·萨图克·博格拉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国内推行伊斯兰教。并且按波斯伊斯兰国家模式建立了伊斯兰教法统治，创建官僚队伍与管理机构，设立宗教法庭，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重要地位，宗教学者队伍日益扩大，寺院经济大量发展。萨图克去世后其子穆萨（巴依塔什）继位，称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萨图克的次子、木萨的弟弟苏莱曼治巴拉沙衮。在苏菲派教士的帮助下，穆萨实现了王朝的伊斯兰化。公元960年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20万帐突厥人入教。从此正式开始了第一个突厥语民族伊斯兰王朝的历史。萨图克·博格拉汗夺位之后立即采取了几项措施用于巩固自己的权力：其一放弃传统的贵族世袭官制，采用军功授官方法；其二取消将王朝领土作为家族财产分封的做法；其三废除由旧贵族主导的地方政治，改为由大汗派出的机构与官僚，由汗室与中央统一管理。但却为驻巴拉沙衮的顽固派贵族所反对。萨图克即对顽固派用兵，打败了顽固派贵族集团，一统王朝。在统一内部之后萨图克·博格拉汗立即把矛头针对境外：第一个目标便是西部的萨曼王朝——之前在奥尔古恰克时期萨曼王朝于893年夺取了喀喇汗王朝的重镇怛罗斯，迫使奥尔古恰克将政治中心迁至喀什噶尔。萨图克出兵萨曼王朝，一举收复怛罗斯。喀喇汗王朝并没有停止对萨曼王朝的用兵，但由于此时的萨曼王朝十分强大，所以喀喇汗王朝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十世纪末萨图克·博格拉汗之孙哈仑·博格拉汗驻八剌沙衮，阿里·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此时的喀喇汗王朝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实力大为增强，而萨曼王朝由于统治阶级争权夺利而逐渐趋于削弱，在这种有利条件下阿里·阿尔斯兰汗与哈仑·博格拉汗率领15万大军进军河中地区，喀喇汗军队所向披靡，于992年攻陷其都城布哈拉。不久。博格拉汗·哈桑身染重病，锡尔河下游的土克曼人也向喀喇汗王朝的军队进攻，于是他决定撤军，死于返回巴拉沙衮的途中。喀喇汗王朝的乌兹干统治者阿尔斯兰伊利克（狮子王）纳赛尔（阿尔斯兰汗阿里之子）继续博格拉汗·哈桑征服河中地区的事业。999年他联合今阿富汗境内的另一突厥王朝——加兹尼王朝（962～1186）的君主马赫穆德共灭萨曼王朝，俘虏皇帝马利克二世，从此喀喇汗王朝据有阿姆河以北中亚地区。纳赛尔在布哈拉留置总督后，也返回自己的封地首府乌兹干。与此同时喀喇汗王朝还以圣战之名对东方的于阗王国发起进攻——喀喇汗王朝以圣战为号召取得了西亚穆斯林的大力支援；而于阗则获得了高昌回鹘、归义军、甘州回鹘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原的宋朝也在名义上表示支持于阗，但由于此时宋、辽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所以并未对于阗提供多少实质性支持。1004年喀喇汗王朝灭于阗国，和田地区尽为喀喇汗王朝所辖，不久喀喇汗王朝同自己的同族兄弟——高昌回鹘发生战争，喀喇汗可汗阿赫马德·托干汗率军数次击败高昌回鹘，此时的高昌回鹘也拥有强大的国力，并与辽朝保持着友好关系，面对喀喇汗军队的进攻，高昌回鹘在组织武力抵抗的同时，也在策动游牧民族夹击，在辽国的默许之下来自蒙古高原的3万帐（一说30万帐）“异教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主要是契丹人，以及尚未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大肆进入喀喇汗王朝的边境，阿赫马德.托干汗击溃了这些游牧部落的侵袭，并将他们牢牢地拴在阿力麻里、叶密立等地的草原。喀喇汗王朝在皈依伊斯兰教并战胜于阗和高昌回鹘后仍尽力保持着中国王朝的特色——喀喇汗王朝的可汗自称“桃花石汗”并将这一称号印制在其货币之上，除此之外可汗有时也自称“秦之王”及“秦与东方之王”——这两个名号的中国意味就更浓了。而在喀喇汗国自己编写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解释道：“秦”是由桃花石（宋）、契丹（辽）和喀喇汗国三部分组成，由此可见在喀喇汗国在心理认同上是认可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这再次充分证明了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左传的艺术成就是什么？
《左传》详细地记录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中（前722—前468）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因为它的写作具有形象化的美学特征，它又是一部杰出的散文巨著，显示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在古代，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左传》叙事的文学色彩。如唐人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侮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如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唐人啖助谓《左传》：“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他们凭直觉，肯定了《左传》记事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明清时期，从辞章方面评点《左传》的书又有数十部。但真正全面地评价《左传》的文学成就，从文学角度来认识《左传》，还是近几十年的事。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个方面偶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较之《尚书》和《春秋》，《左传》在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独到的成就。
一、《左传》的叙事
《左传》记事的内容是丰盈而富赡的。它记录了春秋事情诸侯政治上的动荡和变故，君王的生卒和更替，强宗大族间的政权夺势以及执政者的阴谋权术等等。诸侯间频仍的战争、重大的盟会常常是作者叙写的重点，日常的朝觐聘问、与国往来在书里也有翔实的记录。在记事中，作者又对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心理意识做了多角度的记载。从祭典、燕享、宗法、礼制、婚丧嫁娶，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都在作者的记录范围之内。并且对于节气时令、天灾水害、星象历法、地理沿革等，《左传》也有可靠的著录。就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若称之为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左传》记事，提供的是一部形象的春秋史。作者不仅对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做了如实的记录，而且进行真切、具体的描绘；不仅记叙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而且重视人与事的联系，在探寻人们得失成败的原因中对历史进行生动形象的加工，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如果说读《春秋》，我们仅能得到二百余年间历史事件的纲目，那么《左传》中大量的描述，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精描细绘的生活图画。
《左传》叙事的特点首先是：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运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这种白描手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遵循严格的时空观念，每一件事的记录必定以极简明的文字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与的人物，叙述事件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进行；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记叙每一事必详其发生（起因）、发展（冲突）和结局，尤其注重前因后果；描述事件的经过或重大场面，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通过记录其中几个人物的言行，写出事情发展的过程，或写活一个场面。
《左传》描述的是一个纷杂、动乱的社会，因此怎样将矛盾对峙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繁杂的王侯、宗族关系以及诸多的颠覆活动、密谋暗算昭然若揭，就成为作者行文记事首先力求达到的目标。整个社会的政权变更与政治关系的变化，是《左传》用以描述社会的主要矛盾线索。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追寻着这一线索，这使他如掌握了一把批隙导窾的利刃，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牵一动百的社会矛盾做出了极明晰的分析，尤其是在记叙谋杀、行刺、政变及战争一类冲突急剧变化的事件中，作者的叙述才能更加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庄公八年）、晋灵公谋杀赵盾（宣公二年）、郑西宫之难（襄公十年）、齐崔杼之乱（襄公二十五年）、齐人杀庆舍（襄公二十八年）、楚灵王之死（昭公十三年）、吴公子光刺王僚（昭公二十七年）、宋桓魋之乱（哀公十四年）等等，这些重大事件的记叙都证明了《左传》作者的成功。
以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一事为例：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従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従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作者运用白描的手法，从事件发生的起因叙起，在事变之前参与谋杀的三方面（连称、公孙无知、连称从妹）之所以谋反的原因做了明确的交代，然后通过三个小人物（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的故事完成事变经过的描述。像其他许多事件的记叙一样，作者特别重视事件发生、发展至结局的完整过程；事情进行的时间顺序、地点和人物都有最简明的记录；并且“百忙事叙得极清晰又极变换”，“摆布之妙如千军万马坐作进退”（《左绣》卷三），使作品极富文学色彩。
就全书来看，《左传》中“初”字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凡八十六见。以“初”引出的内容，有人物的身世、遗文轶事，也有事件发生的起因和预兆。它作为倒叙、追叙、补记各类内容的领起语被频繁使用。“初”字的运用充分表现出《左传》作者在裁剪、组织素材方面的独具匠心。林琴南在论及《左传》的插叙笔法时曾说过：“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乃于间间中补入数行，即为其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左传撷华·自序》）可以说，这就是后代小说创作中常见的“倒插笔”手法。
《左传》叙事的又一特点是：长于将史实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作者丰富的想象，使历史的记叙故事化。作者在严格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大量采撷民间的传说和传闻，以丰富历史的内容。
如宣公十五年“魏颗受结草之报”一段：
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晋将魏颗在一次对秦的战役中俘获了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这在人力就是战斗力、个人的武艺和膂力在搏战中起重要作用的时代可算是一大战功。但是魏颗是怎样俘获大力士的，作者并没有直接交代，而是引出战前一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追叙了魏武子病重、留遗嘱及死后的情形。事实上，结草亢杜回的老人是否就是那嬖妾的父亲，根本无从知晓。魏颗“夜梦之曰”如何如何，又有谁能与其同梦？因此这只能是一则伴随魏颗立功捷报的传闻，《左传》作者将其记录下来，恰恰丰富了历史的记事。
类似的例子在《左传》中还有很多，如各次重大战役的描写、伴随君废立而发生的事件的描写。《春秋经》只有像“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齐无知弑其君诸儿”那样“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桓谭《新论》）的记录，而《左传》则将它们做了故事性的叙述。尤其是对君、卿大夫死亡原因的记叙，作者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如僖公十年狐突路遇太子申生，僖公二十八年记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宣公三年郑穆公刈兰，成公十年晋景公梦大厉等等，无不充满传奇的色彩。以襄公十九年晋国大将荀偃之死为例：
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
荀偃头生痈疽，死不瞑目、不纳含，这是患恶疾而死的人的一种生理现象，但是作者却绘声绘色地记录了这段故事。对于这位在晋悼公时期建立赫赫战功的大将，作者不仅以这段传说表现他“战志未酬”、“含恨而终”的坚贞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他的赞美和哀思。
《左传》叙事中还有许多关于卜筮和灾祥的记录，作者在曲折地反照春秋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认识的同时，增添了历史记事的趣味性。人们以龟、筮占卜，或用于裁断重大军事行动，或依此婚嫁做出抉择，或预言官运仕途，或排除某种疑虑，《左传》每每详细采录其卦象和繇辞，并附带记述事件。
书中对各种灾祥、物兆及梦呓的记录更是不可胜数，如蛇相斗、龙见、石头说话、雄鸡断尾、神降于某地等等。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中“虚妄”的奇闻异事，在当时，显然都是被作为“信史”记写下来的，而在今天看来，从历史的角度说，在是作者记下了许多他理解或并不理解的事情发展的偶然因素；从文学角度来说，则每一次占卜、物兆的记录都引出一段生动的故事，它们穿插在历史记叙中增加了历史事件的神秘、新奇的色彩，这无疑是极富故事趣味的。
因《左传》记事大量采用传说和传闻，对历史做了较多的加工，为此它也受到不少非议。古代学者常常在肯定《左传》经传地位的同时，指出它的“疏失”。如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榖梁传集解·自序》）韩愈说：“《春秋》严谨，《左氏》浮夸。”（《进学解》）又有人认为：“左氏失之浅”（崔之方《春秋经解》），“左氏之失专而纵”（晁说之《三传说》），“事莫备于左氏……失之诬”（《困学纪闻》卷六引胡安国语），“浅于公榖，诬谬实繁（赵匡《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叶梦得《春秋传·自序》）。事实上所谓“诬”或“浮夸”，一是指《左传》记录不真实的事，一是指《左传》对一些事件的描述有虚构夸大的现象。这不符合经学家的要求，但却恰恰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左传》的文学特征。“艳而富”，说明《左传》记事的丰富且多彩；“浮夸”、“专而纵”，说明它的描写有合理的夸张和形象的创造；“浅”，则是比较通俗的标志。
二、《左传》的写人
《左传》记录的历史人物，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个。其中有天子、诸侯、卿士、大夫，有将相、武士、学者、说客、祝史、良医、商贾、娼优，也有宰竖、役人、盗贼、侠勇等。这些人物中有详细的事迹、或较为鲜明者，约占三分之一。
统治集团的成员是《左传》描写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成就卓著的霸主君、执政大臣，在他们称霸、当政或任职的若干年内，《左传》留下了他们所作所为的生动记录。书中可以举出十数位赫赫有名的君：春秋初期的枭雄郑庄公，世称春秋霸主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中兴复霸的晋悼公，逐鹿争霸的阖闾、夫差和勾践，以及因昏聩或奢侈闻名的宋襄公、楚灵王、齐襄公、鲁昭公等。书中还有几十位形象丰满、事迹显著的卿士大夫：在晋国，有跟随重耳颠沛流离、历经艰辛的狐偃、赵衰、先轸、辅助晋悼公复霸的韩厥、荀偃、士匄、魏绛、韩起，尽忠极谏的赵盾，深孚众望的叔向；在鲁国，季氏的三位宗主都是出众的要人，始祖季友、君的季文子，实专鲁政的季武子，逐昭公而主朝政的季平子，还有臧文仲、臧叔仲、叔孙豹、叔孙诺等一些举足轻重的要人；在齐国，有显赫的管仲、谨慎的晏婴以及弑君乱臣崔杼；在楚国，有子文、子玉、子西、子反和子重。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华元、子罕、向戌，都是小国之争中的佼佼者。
由于受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分散在各年的记事融合而成的。其中一种是由分年记事逐渐展示某一人物的性格，从而构成完整的形象，属于“累积型”；另一种是仅记一件事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或表现其性格特征，或可称为“闪现型”。前者的典型人物如晋文公、郑庄公、楚灵王、晏婴、子产等。有关他们每人事迹的描述，往往在《左传》中延续数年或数十年。
晋文公重耳的形象是君中较突出的一个。他的生平事迹和活动，在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记事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遇难出奔，周游列国；复国即位，励精图治；功成业就，称霸中原。作者以倒叙的笔法记叙了遇难的完整经过。书中以“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一语提起，陆续写到他在秦国受到秦穆公的款待。这段文字可谓“在记事中写人”的精彩段落。流亡期间，重耳“处狄十二年”、“过卫”、“及齐”、“及宋”、“及郑”、“及楚”、“送诸秦”，千里行程中每到一地，作者就有选择地记下了一两件事，以表现重耳经过生活的磨炼，正在逐渐成熟，最后终于具备了一国最高统治者应有的品格。晋文公是《左传》所描写的霸主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位君。
《左传》所描写的卿士、大夫一类人物中，郑国子产是作者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如近人所言：“《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与管仲、晏婴、叔向、狐偃等相比，子产所尽善尽美的贵族执政的典范。他博学多闻，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能在应对大国征朝或论辩时侃侃叙述本国的历史；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各种朝聘、盟会的场合，左右周旋、应对自如；有很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的志节，为捍卫国家利益必与大国据理力争；擅长管理，知人善任，有一整套理政用人的经验。《左传》记其行使七十条（自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从他少年时代第一次对国家政事发表见解到因病逝世，一生“鲜有败事”。虽然只是一个小国的执政，然而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卓著功绩，在国际间产生的政治影响，不亚于大国重臣。子产作为春秋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性格特征是很鲜明的，“读其文，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
《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时一事来表现性格特点的。他们的出现虽然一纵即逝，一闪而过，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好像绘画艺术中的速写，作者几笔便勾勒出人物的生动形象。这类“闪现型”人物中有一大批是“士”的典型，他们性格的基本特点是真诚、尚公、忠于职守、信守誓言。例如《左传》中对石碏（隐公四年）、原繁（庄公十四年）、荀息（僖公九年）、解扬（宣公十五年）、华还（襄公三十三年）、狼瞫（文公二年）、臾骈（文公六年）、臧坚（襄公十七年）等人物的描写，都选取了他们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最感人的事迹，以其灿烂的闪现留在历史的记录中。请读有关晋臣解扬的一段记事：
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员雨>，又可赂乎？臣之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
“闪现型”人物中也有许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如寺人、阍人、庖厨、乐师、卜人及刺客等。还有一些女性形象，如楚夫人邓曼（桓公十三年）、郑庄公之母武姜（隐公元年）、晋献公宠姬（庄公二十八年）、息妫（庄公十四年）、杞梁妻（襄公二十三年）等。凡是在社会生活中起过某种作用、或在国家存亡的斗争中发挥过能力的人，作者或褒或贬，都在史册上给他留下一笔。因为这些人物只展示了性格的某一方面，所以大部分形象显得单一而缺乏丰富的内涵，并且受到当时道德规范的局限，呈现出明显的伦理化倾向。如其中一些人物便成为“孝”、“忠”、“信”、“义”等封建规范的象征。
《左传》写人，如同现代的人物特写，开始使用了描写情节和细节的手段。细节描写是《左传》写人的主要手法。在记写人物事迹或刻画人物性格时，作者大量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
城濮之战晋国告捷，在举国庆贺、朝野欢欣的时候，晋文公并没有乐而忘忧，直到子玉自杀，他才“闻之而后喜可知也”。这一情态细节是人物性格的特征性行为，表现出晋文公身为霸主、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先轸怒晋襄公听信妇人之言，“不顾而唾”。这一细节与他激烈的言辞相接，充分表现了他刚烈、耿直的个性。卫献公恃权傲下、得意忘形的形象是由他重新返国时的一个细节表现的：“大夫逆于竟者，执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从进入国境道城门的一段路程，卫献公对在不同地点迎接他的大夫做出不同的反应，从他态度的微妙变化，也足见这位言如“粪土”的君的修养水平。宋华督父好色，《左传》仅记了他一个细节：“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寺人柳精于侍奉主子，先有宠于宋平公，平公死又求媚于太子佐，在极短的时间里又得到主人的宠信，作者只记了一个细节：“及丧，柳炽碳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同时，《左传》也通过细节描写交代人物所处的环境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左传》中没有对人物直接的容貌和心理的描写，人的外貌和心理活动也是以行动性的细节来表现的。
总之，《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先秦著作中，是它第一次提供了如此众多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并开创了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左传》善于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人，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描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人物性格与时代的政治标准（“礼”）密切相关，表现为明显的伦理倾向。这些特点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左传》的语言特色
《左传》的语言，是历代文人学者推崇的典范。从唐宋至明清，如刘知几、陈骙、苏轼、刘熙载、冯李骅等有过许多精当的评论。《左传》叙述语言的特点是准确和精练，生动而富于色彩，同时因简洁凝炼而蕴藉含蓄。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苏文忠公全集》）刘知几的评论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史通·叙事》）《左传》叙述语言的这些特点，说明它在语言方面已获得了超越于当时许多经典著作的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左传》人物语言同样富有文学特色。《左传》所记之“言”，主要为人物对话、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之辞。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作者常常通过记录一两句性格化的语言，以突现人物的形象。例如郑庄公在制胜公叔段的过程中，说了三句有典型特征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毋庸，将自及”；“可矣”。在作者笔下，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在整个事件中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亦昭然可辨。僖公二十三年所记重耳避难至楚，与楚成王的一段对话，将楚成王施恩望报、乘机敲诈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是历来为人们称道的。记写行人辞令，尤为《左传》独擅之处。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成公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它们有的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有的辞气激切、语挟风霜。能够紧紧抓住矛盾的焦点，从分析利害入手，说理透辟、用辞雅正，是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特别是一些小国使者应对大国的言辞，更是充满机警和智慧。如子产献捷于晋，晋人三问，子产三答，“士庄伯不能诘”；子产坏晋馆垣，但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使士文伯无言以对，只好“谢不敏焉”；烛之武对秦穆公晓以利害的一番话，终于解除了郑国的危难，这些文字已是千载传诵。
刘知几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左传》中富有文采的行人辞令，显然是经过加工和润色的，与《国语》中所记大段辞令相比，论理的逻辑更为严密，已经有剪裁和选择性，用词洗练，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左传》的行人辞令开启了战国时代纵横驰骤、酣畅淋漓的文风，是历代文人讽诵和学习的楷模。
在《左传》一书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于修辞方面都大量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并采用生动的俗语、谚语和民谣。其中有许多语言具有警句的性质，后世演化为成语。现代语言中的“唇亡齿寒”、“贪天之功”、“数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门”、“余勇可贾”、“一鼓作气”、“上下其手”、“食肉寝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风马牛不相及”等皆源于《左传》。
四、《左传》的战争描写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方面的文学特点，综合起来看，全书中表现得最集中、最充分的部分即是有关战争的描写。《左传》长于描写战争，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书中有许多精彩而动人的片段。
春秋时期有数百次军事行动，《左传》详细地描述了其中十三次比较重要的战争。它们是桓公五年的繻葛之战，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僖公十五年韩之战，僖公二十五年泓之战，僖公二十八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殽之战，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战，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襄公十八年平阴之战，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
《左传》作者调动各种表现手法记下了丰富的战争实例，力图从中探求得失成败的经验，对各次大战不同侧面的描写，反映了他对每次战争成败原因的看法。在姬宰战争全过程的前提下，战事在哪个阶段上失误、在哪个阶段上取胜，这一阶段就成为作者描写的重点。冯李骅说：“左氏极工于叙战，长短各极其秒……篇篇换局，各各争新。”（《左绣·读左卮言》）《左传》描写战争之所以精彩生动、各不雷同，其奥妙正在于此。晋楚城濮之战，《左传》重在描写战前酝酿的过程。从晋伐曹、卫的外围战写起，继而宋国告急、晋设连环计、子玉治兵、晋师退避三舍，直写到重耳占梦坚定出战的信心，两国才开始有正面的交锋。因为此战胜利的关键是晋文公和将帅谋划的结果。秦国在殽之战中失策，并非在秦军经过殽之两陵的时候，战争自冬至春持续了三个月，而秦三帅出征时蹇叔、王孙满就预见到它的败局，所以作者记写的重点是描述战前的情况。还有许多战役的记叙，表现了作者先进的军事思想。
《左传》作者还善于抓住战争中的主要矛盾，通过个别场面和情节来反映战争的全貌。描写角度的不断变换，充分展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齐鲁长勺之战，战争的发动到结束是围绕曹刿的言行来写的。通过曹刿请见、与鲁庄公论战、同乘指挥战斗的前前后后，将这次战事的全过程展现出来。楚宋泓之战只记了宋国一方，宋襄公与大司马论争的情节贯穿了记叙的始终。宋郑大棘之战，作者在直截了当记录了战事的胜败之后，仅补叙了狂狡被俘和羊斟阵前为乱两个小事。而只是这两件极有意义的小事，把宋国之所以惨败的原因交代清楚了。又如晋楚邲之战，作者采用交叉记录的方式，在酝酿阶段，轮番记录敌对双方将帅议战的内幕；在交战阶段，又通过交叉互进的叙述及细节描写，把双方势均力敌、步步相逼的情形表现出来：致师挑战，设覆具舟，夜窥敌营，疾进骤退，“车驰、卒奔”，“舟中之指可掬”。“马还”。乙卯一日从破晓激战到黄昏的情景，有如一幅逼真的画卷，作者简括、生动的描述，大有“尺幅千里”的效果。
《左传》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战争中的人。《左传》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在战争中大显身手。这些人物形象，有的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有的优柔寡断，坐失戎机；有的英勇善战，视死如归；有的轻狂骄纵，败死敌手。作者善于在差别中写人，例如同样是英勇善战的武士，或同样是足智多谋的将帅，书中通过种种细节描写写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即使是类似的情节，作者也注意到不同性格人物所持态度的细微差别。正是这数以百计栩栩如生、千差万别的人物形象，给《左传》的战争描写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左传》的战争描写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对后代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及历史演义等其他小说中有关战争的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自褚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有关历史的书籍？
谢谢邀请，刚好，我家里最多的，就是历史书了
首先，先了解历史，先看看您是为了什么而想了解历史的
1、如果是为了更快地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推荐您看一本书《人类简史》，是一名外国人，以色列的尤瓦尔·赫拉利 创作的，以一种上帝视角去看待人类的历史，其中的观点十分有特点，很多创业的老板们都非常推崇，当然，当中的观点我不一定全部认可，但其中的逻辑比较清晰，还是很好的一本书；
当然如果你没太多的时间，去听书也行，但就没有完整了解了；
2、如果你想了解很多历史趣闻，那就多了，也不用通读全史了，很多历史的今天之类的、《世界奇闻趣事》之类的，这些就太多了，但建议选择图文并茂的为主，还有《世界经典战役》、《影响世界的这一天》、《世界历史百科全书》《这个历史挺靠谱》等等
3、如果是一名真正的历史爱好的，那就直接上《世界通史》《全球通史》《世界之书》，当然也可以是之前第一个说的《人类简史》
安史之乱的背景和影响有哪些？
安史之乱，乃是因叛乱以安禄山、史思明两人为主而得名，又因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因此也称天宝之乱。安史之乱持续时间长达七年多，造成了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那么，安史之乱的背景和影响都有哪些呢？
背景：唐玄宗后期朝政混乱，边镇节度使不断做大唐玄宗时期，唐朝历经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贞观遗风”和唐玄宗初期的“开元盛世”之后，国力正处于蒸蒸日上时期。然而，由于唐玄宗的施政错误，巨大的隐患却已经就此埋下。
1、唐玄宗后期怠政严重。随着开元盛世后唐朝步入巅峰，由于天下承平日久，唐玄宗李隆基就此逐渐丧失了励精图治之心，也没有了曾经的节俭之风，此后唐玄宗独宠杨贵妃，就此耽于享乐。而随着李林甫、杨国忠先后入主中枢，唐玄宗又无心政事，任由李林甫大权独握，闭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朝纲混乱，各级官员贪腐严重。而安禄山除了凭借演技获得唐玄宗和杨贵妃信任之外，又通过贿赂各级官员而蒙蔽中央朝廷，使得安禄山的反迹始终未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
2、边镇节度使不断做大。自唐太宗以后，唐朝对外变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因而从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开始在容易遭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构筑防御工事、驻扎军队，并使得节度使开始常职，而从开元五年（717年）开始，唐玄宗为了更好的应对游牧民族的进攻，开始恢复都督府，在边境设置大集团军队，到开元十年（722年）边疆军队便已经高达四十余万。而随着府兵制的崩溃，各镇节度使开始逐步推行募兵制，由此开始逐步掌握兵权。之后，为了解决边镇庞大的财政支出，朝廷又实行财政改革，将边镇防区财务开始移交到节度使手中。而为了防止各级官员对军事掣肘，唐玄宗又任由节度使兼领采访史，而掌握了官员检察权的节度使，由此又掌握了行政权。到天宝年间时，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在手的节度使，实际上已经从单纯的军事官职，成为了独掌一方的军阀，而他们负责的防区则已经是“国中之国”。
3、内部政争导致胡将崛起。俗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唐初虽然也任用胡将，但却坚持“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的原则，即严厉杜绝胡人将领独掌兵权，而必须以汉族大臣予以牵制，这使得安禄山等胡人出身的将领，根本不可能独掌大权。然而，由于唐玄宗志在削平四夷，边镇将领权力日益膨胀，且“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郭元振、张嘉贞、张说、萧嵩、李适之等人都是以边将身份直接跻身宰相之列，而李林甫与李适之之间政争激烈，为了防止杜绝边将对自己产生威胁，于是上书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且不再以汉臣予以牵制，从而使得胡人将领得以独掌大权。
皇帝耽于享乐，朝政混乱不堪，使得中央朝廷对于不断壮大的边镇将领根本没有防范，唐朝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内轻外重的不利局面，而权力不断壮大的边镇将领，尤其是独掌三大军镇的安禄山已经开始滋生出野心，这就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巨大隐患。
影响：唐朝就此由盛转衰，内忧外患持续加剧“安史之乱”历经三朝，持续时间长达七年两个月，直到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才彻底平定，而这场规模巨大的叛乱，无疑对唐王朝的社会、经济、军事和统治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安史之乱人口南迁示意图
1、社会层面：社会急剧动荡，经济重心南移。长期的战乱无疑使得社会遭遇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有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百姓饱经战乱、流离失所，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而正是由于北方遭遇严重战乱，使得继永嘉南渡之后又掀起了一股南迁热潮，大量北方各阶层人士开始纷纷迁往较为稳定的南方，使得自三国以来的南方经济得到持续迅速发展，为此后南方经济逐渐赶超北方打下了基础。
2、统治层面：河北三镇设立，藩镇割据出现。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安史旧部却并未被全部消灭。当时，负责追击史朝义的仆固怀恩因与唐王朝的矛盾，为了私结党羽而有意将安史旧部保存了下来，并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而唐王朝为了笼络这些河北降将，则先后任命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不久升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这便是河北三镇（又称河朔三镇）。而这些叛将虽然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却并不服从中央，反而各握强兵数万，租赋不上供，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这正式拉开了藩镇割据的大幕（当时大部分藩镇并不割据，主要从河朔三镇开始）。
3、经济层面：剥削日益严重，农民起义不断。由于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再加上劳动力的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于是开始不断增加税负，这导致统治阶级对普通百姓的压榨变得日益严重，例如由于国家掌握的户口因战乱而急速减少，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年间的万余户骤降至两百户以下，但朝廷却将负担强加在了这些仍被朝廷掌握的户民身上。此外，藩镇统治下的百姓也极为凄惨，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朝廷和藩镇的持续压榨，最终激发了统治阶级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从唐代宗时期开始，唐朝中期的起义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仅代宗一朝爆发的大规模叛乱就有浙东袁晁之乱、浙西方清之乱、苏常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邠州之乱等等。
4、军事层面：边患日益严重，大唐丢失西域。由于安史之乱，唐王朝陇右、河西、朔方一带的重兵全部被调往内部，直接造成了边防空虚，而吐蕃则趁此机会，数年之间连续侵占陕西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的兰州、廓州、河州、鄯州、洮州、岷州、秦州、成州、渭州等十余州，尽占河西、陇右之地，更是于广德元年（763年）一度攻陷长安。此后，西域地区虽然仍奉唐朝为正朔，坚守西域，但却就此与内地联系断绝，西域的存亡对于整个唐朝边防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所以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 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并最终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后彻底丧失西域安西北庭。
如上所述，安史之乱的爆发，可以说对唐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战之后的唐王朝就此在衰败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