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南唐(赵匡胤在军事上有什么突出的才能)
铁血南唐，赵匡胤在军事上有什么突出的才能？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他是真正的马上皇帝，他祖籍河北涿州。出身军人家庭，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21岁投奔到后汉 枢密使 郭威幕下效力，作战勇敢屡立战功。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任禁军军官，因为才能突出，周世宗时官升至殿前都点检手握重兵。960年，他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在位16年。
赵匡胤在战场上往往临危不惧，作战勇猛。954年，北汉、契丹联军入侵，柴荣御驾亲征，双方在泽州高平摆开战场。战斗将要展开的时候，宁江军节度使樊爱能等人首先逃跑，后周军十分危急。在此死生存亡关头，赵匡胤振臂高呼：“主上面临险境，我等当拼死一战！”又让禁军大将张永德率弓箭手抢占左边高地。赵、张二人各率精兵两千，左右夹击，以死拼杀，顿挫敌锋，加上柴荣亲临督战，士气大振。最终，北汉军队大败溃逃。赵匡胤乘胜进攻河东城，焚烧城门，左臂被流箭射中。回师后，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赵匡胤指挥作战强调一个快字，957年冬，赵匡胤跟随柴荣征伐濠州、泗州，充当前锋。此时，南唐在十八里滩扎寨，柴荣刚刚商议用骆驼摆渡军队时，而赵匡胤已率先单骑横渡而过，他的部下骑兵也紧随他渡过了河，因而攻破南唐军寨。又用缴获的南唐战舰乘胜攻克泗州。南唐在清口驻屯军队，赵匡胤跟柴荣两翼分兵沿淮河东下，连夜追到山阳，俘获南唐保义军节度使陈承昭，因而攻下楚州。赵匡胤乘胜进军，在迎銮江口打败南唐军，直抵南岸，烧毁其营寨。又在瓜步攻破南唐军，淮南最终平定。南唐中主李璟畏惧赵匡胤的威名，派遣使臣送给赵匡胤一封信，馈赠三千两白金，企图使用离间计。赵匡胤收到后，把白金全部送到内府，南唐的离间计失败。
赵匡胤很重视士兵的身体素质，禁军选全国精壮充任，赵匡胤最初捡选强壮士兵作为兵样，遣至全国各地，令地方照样召募，后来改为木梃，并规定尺寸，由地方官依样挑选送往京师。当时禁军的标准是琵琶腿，即大腿粗壮者，车轴身，即肩宽腰细者，身高为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禄。
禁军约半数驻守京城及其附近，半数分戍边境及内地若干重镇；禁军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换防一次，一则习于劳苦免于怠惰，二则因统帅并不随地易防，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北宋建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并没有结束。在北宋北面，有强大的辽和辽扶植下的北汉。南面和西面分布着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荆南）等较大的割据政权。另外，周行逢在湖南、留从效在泉州、漳州还建立着一些割据政权。
赵匡胤充分展示了他过人的谋略才能，他根据当时的形势，鉴于南方是经济重心，各国力量较弱，而北方契丹建立的辽政权，实力又比较强大的现实，在征询了张永德、赵普等大臣的意见之后，确定了与后周世宗大体一致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
建隆三年（963年），赵匡胤派慕容延钊、李处耘出兵两湖，灭荆南、湖南。从此，宋军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次年，派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刘廷让）、曹彬分兵两路向四川进攻，第二年年初灭后蜀。开宝三年（970年），赵匡胤派潘美率军进攻南汉，次年灭南汉。至此，南唐已陷入宋军包围之中。南唐主李煜大为恐惧，向宋朝上表，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
开宝七年（974年），曹彬、潘美率十万宋军，战船千艘，自荆南顺流而下，向南唐发动进攻。开宝八年（975年），宋军直抵金陵城下，次年初，金陵城破，南唐后主李煜出降。
南唐覆灭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赵光义又用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的钱俶和漳、泉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至此，“先南后北”方略的“先南”部分完成了，剩下来的就是北方了。
开宝元年（968年）和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曾两次出兵进攻北汉，都因辽出兵援助，无功而返。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第三次进攻北汉。两个月后，赵匡胤突然死去，辽又出兵支援北汉，新登基的赵光义只得下令撤兵。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光义亲自统兵进攻北汉，包围了太原城。北宋军队在石岭关附近击溃辽派来支援北汉的军队，迫使北汉投降。赵匡胤的战略意图全部实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完成了对全国大部的统一。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到底有多强？
刘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东晋至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南朝刘宋开国君主（420年7月10日－422年6月26日在位）。
刘裕自幼家贫，后投身北府军为将。自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起，对内平定孙恩起义，消灭桓楚、西蜀及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割据势力，使南方出现百年未有的统一局面；对外消灭南燕、后秦等国，降服仇池，又以却月阵大破北魏，收复淮北、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都。凭借着巨大的军功，总揽东晋军政大权，官拜相国、扬州牧，进封宋王。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晋自立，定都建康，国号“宋”。
（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立宋，南北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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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在东晋末年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的赫赫战功，列举几例：
1、平定叛乱，翦除孙恩。
刘裕在36岁时从军，成为北府军将领冠军将军孙无终的司马。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十一月，孙恩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起兵反晋，东南八郡纷起响应，朝野震惊 。
（刘裕刚刚起兵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晋廷忙派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前往镇压。或因孙无终的荐举，刘裕转入刘牢之的麾下，担任参军。十二月，刘牢之率部抵达吴地，派刘裕领数十人侦察孙恩叛军的动向。不巧碰上了几千叛军，刘裕率众迎战，随从战死大半，而他还在酣战，手舞长刀，杀敌甚多，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由此刘裕崭露头角。
隆安四年（401年）十一月，刘牢之再次领兵东征，孙恩败退。刘牢之驻扎上虞，派刘裕戍守句章城（今浙江宁波）。句章城矮小，士兵又不到数百名，刘裕常常披坚执锐，身先士卒，每战都冲锋在前。
在转战三吴的几年中，刘裕屡充先锋，每战挫敌，其军事干略得到初步显露。他不仅作战勇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且指挥有方，富有智谋，善于以少胜多，而且治军整肃，法纪严明。后来他率水军继续追讨孙恩，迫使其投海而死。
（刘裕平定三吴民变）
2、匡扶晋室，剿灭桓楚。
孙恩起兵，消耗了晋廷兵力，造成京防空虚，这给盘踞长江上游军事重镇荆州、虎视三吴的桓玄以可乘之机。403年12月，桓玄威逼晋安帝禅位，接管东晋朝廷，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桓楚。桓玄称帝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致“百姓疲苦，朝野劳瘁”。同时，桓玄称帝后为消除隐患，欲瓦解北府兵，大力剿杀北府兵旧将，北府军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正在桓玄盘算之际，刘裕也在暗中和北府兵残余兵将联络，伺机反攻桓玄。
（公元403年12月桓玄建立桓楚）
次年二月，刘裕与何无忌首先在京口动手，杀了桓玄的堂兄、徐州刺史桓修。接着刘毅等人又在江北动手，攻打广陵，杀了青州刺史桓弘。
随后刘裕率兵1700余人直扑建康，在城东北数十里，遇到了桓玄派来阻击的猛将吴甫之和皇甫敷。刘裕身先士卒，将两将阵斩并击溃桓谦两万余众，四月，收复建康。五月，与桓玄遭遇于峥嵘洲(今湖北黄冈西北)，刘裕等以少击众，又因风纵火，击败桓玄主力，其余部溃不成军，夜烧辎重而逃。桓玄败逃江陵重整军力，遭西讨义军击败，后试图入蜀，被益州督护冯迁杀死。义熙元年(405年)正月，刘裕等到达江津，破桓谦、桓振，消灭盘踞江陵的桓玄残余势力并迎回晋安帝。彻底平定了桓玄之乱。
（平定桓玄之乱）
3、兵发山东，消灭南燕。
东晋自偏安以来，时时面临着北方势力的威胁。祖逖、庾亮、褚裒、殷浩、桓温都曾先后北伐，但无一成功。为了强大自身，外扬声威，刘裕决定兴师北伐。
（公元409年-410年东晋灭南燕临朐之战）
南燕主慕容超见东晋内乱，从义熙二年（406年）起，多次派兵袭扰东晋边境，南下攻掠淮北。彭城（今江苏徐州）以南晋民，纷纷筑堡自卫，抗击南燕军。当时南燕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慕容超又信任奸佞，诛戮贤良，赋役苛重，激起民众强烈反抗。
义熙五年（409年）四月刘裕自建康（今南京）率舟师溯淮水入泗水。 五月，进抵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留船舰、辎重，改由陆路进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为防南燕以奇兵断其后，所过皆筑城垒，留兵防守。南燕鲜卑人恃勇轻敌，对晋军进入其境不以为虑。慕容超没有采纳征虏将军公孙五楼“凭据大岘山（今山东沂山）之险，使晋军不能深入”或“坚壁清野”、“断晋粮道”之良策。六月，刘裕未遇抵抗，过莒县（今属山东日照），越大岘山。南燕主慕容超先遣公孙五楼、贺赖卢及左将军段晖等，率步、骑兵五万进据临朐（今属山东潍坊）。慕容超得知晋兵已过大岘山，自率步骑四万继后。燕军至临朐，慕容超派公孙五楼率骑前出，控制临朐城南的巨蔑水（今山东弥河）。与晋军前锋孟龙符遭遇，公孙五楼战败退走。刘裕以战车四千辆分左右翼，兵、车相间，骑兵在后，向前推进。晋军进抵临朐南，慕容超派精骑前后夹击。两军力战，胜负未决，刘裕采纳参军胡藩之策，遣胡藩及谘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向弥率军绕至燕军之后，乘虚攻克临朐。慕容超单骑逃往城南左将军段晖营中。刘裕纵兵追击，大败燕军，段晖等十余将被斩。
义熙六年（410年）二月，晋军攻克广固城。慕容超率数十骑突围而走，被晋军擒获。刘裕以广固久守不降为由，入城后，尽杀南燕鲜卑族王公以下三千人以泄愤。慕容超被押送回师，在建康街头斩首。南燕灭亡。
4、以步制骑，大破北魏。
义熙十三年（417年）正月，刘裕留其子刘义隆镇守彭城，自率大军北上。此时北魏派十万重兵驻守河北，并以游骑骚扰晋军。刘裕在行军中，虽常设奇阵或用大弩强槊击败魏军，但进军速度缓慢。王镇恶军由洛阳进抵潼关后，为后秦主力守险以阻，檀道济军的粮道也为秦将姚绍截断。晋军一时处于危境。幸得当地百姓的帮助，潼关晋军才转危为安。王、檀向刘裕求援，而刘裕却为北魏军牵制，自顾不暇。三月初八，刘裕以左将军向弥率部分兵力屯于黄河重要渡口碻璈（今山东东阿西北），自率大军进入黄河；魏军为防止晋军于黄河北岸上陆向魏进击，也以数千骑兵沿黄河北岸跟随刘裕军西行，凡漂流至北岸的晋军人员，均被魏军擒杀。刘裕数次派兵上岸攻击魏军，刚一登岸， 魏军便逃离岸边。为击败魏军的袭扰，刘裕命2700余勇士，车百乘，由宁朔将军朱超石率领，携带强弓利箭，登上黄河北岸，布置“却月阵”。魏军立即前来进攻，魏将长孙嵩率骑兵3万四面围攻晋军。晋军拼力死战，魏军被利箭射杀者甚众，死尸堆积遍地，魏将阿薄干被阵斩，魏兵败退走。朱超石率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追杀，又斩俘一千多人。四月中旬，刘裕进至洛阳，为防止魏军的袭击，在洛阳停军两个月，部署后方的防卫。七月，刘裕全面击退魏军，河南全境被收复。从此北魏再也无力阻止晋军西进长安。
（却月阵）
5、进军关中，灭亡后秦。
义熙十二年（416年）初，后秦主姚兴病亡前后，姚弼、姚情、姚宣、姚耕儿等明争暗斗，争夺帝位，政治动乱，人心浮动，叛离者日增；同时，后秦又因为连年与胡夏、南凉、西秦等征战，国力受到严重削弱，丧失了强国地位。这些，都为东晋击灭后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刘裕遂据此定下了出兵灭秦的战略决策。
刘裕为夺取击秦的胜利，进行了详尽的作战策划：
（1）、首先以主力大军由淮水、泗水，沿黄河西进，夺占战略重镇洛阳；以一部兵力由武关进击，以牵制关中秦军，然后夺取潼关，直攻长安。以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率步兵为前锋，自寿阳（今安徽寿县）沿淮水淝水进攻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洛阳（今河南洛阳）。王镇恶进攻邵陵、许昌，会师洛阳，待刘裕所率主力到达，再继续西进。
（2）、以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水军由彭城（今江苏徐州）溯汴水出石门（今河南荥阳东北），入黄河，进占洛阳以北，阻止魏军南下侧击晋军。
（3）、令冀州刺史王仲德总督前锋诸军，并率领水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防止魏军渡越黄河南进。
（4）、刘裕亲领主力由彭城自泗水、巨野泽再入黄河，西趋洛阳。
东晋北伐大军按照刘裕制定的作战策略，经过仅一年时间，刘裕成功攻克洛阳。与此同时，王镇恶突破潼关防线，率师直进，一举攻陷长安，姚泓率群臣投降，后秦灭亡。
此时，刘裕已收复山东、河南、淮北和关中的大片土地，东晋的疆土达到了302万平方公里，是东晋领土面积最大的时期。此后，南朝再未有达到如此疆域。
（刘裕灭后秦）
（公元417年灭后秦后东晋领土达到极盛）
（图片来自A站UP主：布哈林）
（刘裕对外两次北伐，先后消灭南燕、后秦）
刘裕不仅在武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他对东晋以来的一系列弊政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如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废除苛法，大兴学校，策试诸州郡秀才，又实施“义熙土断”，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为后来的宋文帝30年“元嘉之治”打下坚实的基础。明人王夫之认为，刘裕是汉以后、唐以前的历史中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 。李贽则直接以“定乱代兴之君”赞誉刘裕，近代文学家鲁迅说他是南朝唯一值得肯定的君主。田余庆则将刘裕视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认为门阀政治终结于刘裕之手：刘裕代晋之后，门阀士族虽然仍然存在，但已无法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 。
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那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有一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就是描述了刘裕北伐时的场景。而这个评价刘裕当之无愧，不愧是“南朝第一帝”。
苏东坡等文人的诗词？
柳永，李清照，辛弃疾，苏东坡等文人的诗词，你最喜欢谁的？
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这四个人在时间上正好成为一纵列，是宋朝两个分段（北、南）的杰出文学代表人物。
宋朝的代表文体是词牌，这四个人，都是宋词上的大人物，所以在词牌上的文艺欣赏我们可以一作比较。但是题主说的是“诗词”，因为宋代诗词分野和诗词合流是明显的，但是诗词别是一家之说又是大多数文人共同的认识，所以我们要分开来看。
诗的成就对于这四位词牌大家来说，诗都不算是顶尖。特别是柳永和辛弃疾，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基本没有流传得广的诗作。
苏轼的诗代表了宋诗说理、孤清的思考特色，得益于学识渊博如海，他的诗在宋朝这个小高峰中能够触碰到天花板，但是相对于他在散文、词牌、书法、国画其他方面的开创和建树，算是最为平常的一个方面。
我们大概能记住的苏轼的诗，就是“只因身在此山中”，“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宵一刻值千金”，“一树梨花压海棠”，但是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对诗歌史和文学史除了丰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高的到达？能不能作为标杆？很难。
而李清照的诗虽然有完全不同于她词作的豪迈大气，如“死亦为鬼雄”，“ 气吞江城十四州”等，但毕竟数量少，创作重心放在拿手的词牌中，诗歌成就也就点到而止。
这也和诗歌格式逐渐固化，文人表达更趋向浪漫自由的词牌有关。整体来说，宋诗虽然在说理表达上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但是创新、发展远不如唐朝。
所以对于上面这四位的诗的欣赏，也就仅限于苏轼、李清照前面所列几句的诗。相对而言，诗就可有可无，词牌才是重头戏。
词的成就所谓唐诗宋词，成为宋代之代表文学，词牌的成长、高峰、规范、平静都在南北两宋完成。正像诗在初唐成长、盛唐绽放、中唐发散、晚唐沉静，词牌走过的路，和唐诗一模一样。
奉旨填词柳三变
柳永在北宋初，他对词牌最大的作用是开辟了长调格式，让晚唐五代流行的小令从形式上突飞猛进的壮大，得以用来详细叙事和丰富抒情。而他的词牌特色，虽然我们今天在课本上学到的大多是凄婉的爱情表达，但实际上他有大量的欢场之作，使用民间喜闻乐见的意象和词语，为声色犬马增添感官刺激。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流俗，用李清照的话来说，就是“语出尘下”。
经过时代的挑选、我们今天喜欢、看重的是柳永对情感的细腻描写，要学习的也是这种观察入微的角度和详尽表达的手法。
去芜存菁，是适合柳永词的欣赏态度。
开天辟地苏东坡
苏轼对词牌站上时代文体，得以与唐诗并驾齐驱的功劳是巨大的。但是苏轼对词牌的作为是基于个人性格和文学功底，其实和对诗的态度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诗歌已经雅化，而词牌的题材局限，还没有人尝试着打开。
苏轼走出了词牌上的第一步。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客观的贡献是第一位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叶梦得、张孝祥、辛弃疾等人对豪放派词风的追随。
他的词牌特色就是“以诗入词”，不但在题材上对词牌作了天地拓宽，万物万事皆可入词，在表现手法上也把诗的高雅、诗的放达、诗的豪情都放入了词牌之中，打破了柳永传下来的婉约词风。
苏轼最重要的是打开了词牌的选材内容，真正开阔了词牌的书写空间，并非只是开创了“豪放派”这么简单。可以写豪放，也可以写婉约，在词牌创作中第一次给了文人们选择的权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怎么选不重要，有得选才重要。
这种选择的权利，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由”。
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课堂上大多学到的都是他“豪放派”的作品，实际上苏轼的词作中，豪放类的不过十分之一罢了。他的婉约词同样动人心扉，感人至深，如“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被动爱国李清照
在词牌史上起到关键作用的三个人，柳永、苏轼、周邦彦（词中老杜），这都是在体式、题材上做出突破或者集大成的人。而在此之外，大量的北宋词人都是按照这三位开拓的路线、风格走下去，不过文采各异，精彩纷呈。
李清照，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更何况是一位女性词人。
她的人生和作品，大家太熟悉了，就不赘述了。前半生美好幸福，后半生国破家亡，一生才情，既有妮侬女儿态，又有老病哀愁身。喜欢美好情怀的，看她衣冠南渡之前的作品，会心生艳羡，举目全是小星星；喜欢悲伤消磨的，看她流离失所之后的作品，会心有戚戚，满眼都是寒凉重。
“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是她早期代表作，读来嘴角留香，让人情不自禁地微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是她后期作品，读来字字如雪，寒冷透骨。
客观来说，文采是一流的。但是李清照处在南北宋之交，前面有苏轼大开词牌选题之门，又有周邦彦整理所有词牌规制，她在这个时期，却囿于女性的身份，对词牌的发展做出了《词论》的总结，对“诗词合流”唱起了反调，提出“词别是一家”的理论。
当然，她并不反对苏轼的“豪放派”，而是认为词的本性就是婉约，同时对音乐的附着性非常强，她觉得苏轼在开拓题材的同时，用诗写词的手法打破了词的音乐性，所以称之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这是基于她个人认识局限提出的论调，但是在当时是主流看法，同时也影响了南宋末年直到元明清的词牌创作。
李清照的词很唯美，读起来有柳永的感觉。说得更细致一点的话，李清照的词虽然和柳永一样婉约，但是格调要高一些，实际上这是不同于柳永的一条路子。柳永走的是民间路线，而宋初另外有一条，就是从南唐闲相冯延巳、后主李煜传下来的，以晏殊、晏几道、欧阳修为主力的词牌风格，我们称之为“晏欧派”。
而李清照，正是词牌往豪放、婉约齐头并进路上一次“晏欧派”的回光返照。
那为什么她写得非常好，但都是生活小调调，我们却称之为“爱国词人”呢？因为她经历了那段最惨烈的时期，她的作品虽然只反映她自身的生活，但在无意中契合了当时代大部分老百姓的形态，同时家国之恨也是普通老百姓所能体会到，并且需要表达的。而李清照作为一个词人，她有能力，也做到了这种时代共情的表达。
宋词之龙辛弃疾
辛弃疾的奇特经历，造就了他在词牌创作上无人可以并肩的高度。他是个真正了不得的人物，是那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人，可是时不我予，南宋王朝偏安一隅，无心也无力重整河山，空留下许多遗憾。
辛弃疾和李清照不同，他没有经历衣冠南渡，却是北人南投。按照当时的地域划分，他是个金地的汉人，在起义中投奔南朝为官，一生积极推动北伐，奈何官家没有北向之志，郁郁而终。他是个家学渊源之人，但又是武将出身，并有单枪匹马杀入敌营的光荣事迹。南朝为官，却深受排挤，既有武人北向的志愿和行动，却不得不困于求和的大势。
所以他的作品，既有武官的豪气，又有文官的隐忍，既有侠客的情怀，又有诗书的浪漫。大气与阴柔的性格他都练就，豪放与婉约的两种词风在作品中互相兼容，北人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和后来多年在南方生活，各种环境融合，各种文化交流，让他的写作表现方式也是融会贯通，不拘一格，形成了豪放中有细腻，婉约中有旷达的特有风格。
苏轼开创豪放派，像《密州出猎》就豪情天纵，婉约词如《十年生死两茫茫》就哀怨断肠。也就是说苏轼的两种风格是并存的，但是相对孤立的。
而辛弃疾的词，打通了任督二脉，在同一首作品中，可豪放、可婉约，刚柔相济，五光十色。《词则·闲情集》中说:“艳语亦以气行之，是稼轩本色也。”
辛弃疾的代表作很多，个人最喜欢就是《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艳光四射，却暗藏悲伤涌动，文辞流美，却依旧气宇轩昂。
当然还有非常多的其他代表作，这里就不举例了。
如果不以词牌发展变革命为依据，只看作品文艺水平，宋词第一人，非辛弃疾莫属。
而站在宋词的最高峰，自然是中国词牌史的顶峰了。
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四人作品各有特色，最喜欢谁的，其实是要排除读者心境这个波动因素才能区别的。仅从文艺创作水平来说，毫无疑问，从诗的角度来说，苏东坡第一；从词的角度来说，自然是辛弃疾第一。
当然，这也跟辛弃疾时代最晚有关，毕竟文采天生，这几人都是一流，但是社会人文环境，国家政权流替，仕途波澜曲折，人生颠沛流离，都会对每个人的作品风格产生巨大的影响。
后世会出现靖康之难吗？
北宋如果迁都到长安或洛阳，是否还会出现靖康之耻?历史无法假设，但又避免不了历史爱好者的假设，这也算是一种乐趣，起码能证明，大家的生活都变得好了，能闲下来讨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是写历史文章的，自然也是历史爱好者，也忍不住就这个问题说上两句，对或者不对，都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大家热烈讨论。出现北宋如果迁都在长安会怎么样的问题，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确实有过迁都的想法，长安就是其选择之一，另一个是洛阳。只不过很巧的是，赵匡胤在提出迁都后的当年，就突然死了，他的死因是比较公认的有阴谋，甚至有那么一部分因素，就是因为他要迁都。根据《续资治通鉴·卷八》中的记载，赵匡胤是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当年12月即被刚登基的宋太宗赵光义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提出来要迁都，并说了想迁都的理由：帝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晋王又从容言迁都非便，帝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帝曰：“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帝不答。王出，帝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赵匡胤希望迁都，理由是两个，其一是借助险要的地理拱卫国都的安全。其二是有了险要的地理，就可以省去冗兵的危害，节省钱粮税赋。从北宋中、晚期面临的内部困局来看，赵匡胤的眼光是很长远的，开封的地理和冗兵导致的冗费现象，确实是北宋由盛而衰，乃至灭亡的重要因素。赵光义为什么要阻止迁都？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忽略不提。就只聊聊北宋如果迁都长安，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迁都的话，是选择长安好，还是洛阳好？一：长安离西夏和吐蕃太近，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从北宋中后期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来看，迁都到长安，未必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国都在开封时，只需要面对辽国这一个强敌，还有山西、山东（北宋时，山西叫河东路，山东属于京东路，为方便读者理解，后面全部按现代习惯叫法写）、黄河天险拱卫。但如果迁都到长安，会直面西夏和吐蕃两大威胁，且边境线距离长安不是一般的近，国防压力只会比在开封大，而不会更小。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国都迁到长安了，北宋可能会拼了命也不让西夏崛起或容忍他脱离于北宋统治之外。至于吐蕃？就实在没办法了，冷兵器时代，中原王朝的军队，很难在高原上有什么作为。好在，吐蕃在北宋时期已经没落，军事上的威胁程度远在西夏之下，北宋还非常舍得花钱，能轻松满足没落吐蕃的某些需求，使之不能成为威胁。因此，防御重点还是在西夏一边。以西夏依旧如历史上那样崛起而论，这对于迁都到长安的北宋来说，威胁可比辽国大太多。西夏比辽国穷多了，相对应的，欲望也比辽国大得多。这从历史上双方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北宋中期之后，是同时给辽国和西夏岁币的。可西夏还是多次主动挑起和北宋的战争，而辽国可以在《澶渊之盟》后，一百多年都不进攻北宋。西夏对北宋的战争，基本上不是以占据领土为主，就是以用武力获取物资、钱粮为主。当北宋的国都和西夏之间，没有如历史上有陕西和山西隔离缓冲的情况下，且当北宋的国都距离西夏边境线只有几日路程时，西夏的进攻欲望会更强烈。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能打到北宋国都旁边，甚至攻占之，获得的收益能让西夏贵族疯狂。如此，北宋在国都北边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何况，当北宋把国都迁移到长安后，燕云十六州方向的防御重要性变小，宋、辽边境依旧驻扎大量军队的话，双线国防压力，北宋能否承受得住？不驻防大量军队的话，辽国会不会起不好的心思？国都还在开封，无论是对吐蕃、西夏、辽国，好歹都有一定的缓冲区。西夏也不会觉得能打穿陕西或山西，杀到开封城下，战争规模会受到控制。国都在长安就不同了，一眼就能看到的位置，西夏哪怕是偷袭，说不定就打过来了。北宋又没有主动出击的传统，到底没有汉武帝、唐太宗这样霸气的皇帝。迁都长安？可行，但前提是要能彻底解决西夏，否则，迁都长安面临的困境更严重。而且，自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对西域已经失去了掌控，丝绸之路这条经济和交流通道没有了应有的作用。北宋迁都长安，除了离辽国更远了一些，离西夏更近了一些，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优势。二：迁都到洛阳的优势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北宋迁都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迁到长安那么远，迁到洛阳就足够了。
迁到洛阳，依旧保留着和有威胁的外部敌人的防御缓冲地带，跟开封同样处于中原地区，对南、北统治区的掌控力也不会降低。重要的是，洛阳从防御角度来说，可比开封强太多。北宋主要的外部威胁在北边，洛阳虽然和开封一样，都在黄河边，但洛阳的北边有中条山和邙山双重屏障，面对山西方向打过来的敌人，有足够的防御点。即使敌人从开封方向打过来，也还有嵩山和虎牢关扼守洛阳东线。就如历史上，靖康之变时，金国的西路军攻克太原后，再跨过孟津渡口，就直面开封。北宋的国都如果在洛阳，金国的西路军需要先搞定中条山一线的防御，然后才能过黄河，过来后，还要过邙山防线。金国的东路军就算也如历史上那样，从开封方向过黄河，过来后，也要先过嵩山，破虎牢关。如此，北宋硬气一点，可以凭借险要地段防御死战，觉得打不赢，想组织朝廷往南跑，也能因有足够的防御地段，挤出南迁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北宋如果想迁都的话，迁到洛阳就足够了。三：北宋的灭亡跟国都在哪无关，军不能战才是主因不过，迁都到洛阳也不是根本解决外部威胁的办法，历史上，在长安，在洛阳的王朝不少，强如汉、唐，也有被灭亡的一天。北宋的根本问题是，到靖康年间时，没有几支能打的军队了，即使有山河之险，军队不顶用，还是拿金军没辙。仅以《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六》中的一则记载为例：戊辰，金宗弼取汤阴，攻浚州。内侍梁方平领兵在黄河北岸，敌骑奄至，仓卒奔溃。时南岸守桥者望见金人旗帜，烧断桥缆，陷没凡数千人，金兵因得不济。方平既遁，何灌军亦望风溃散，守兵在河南者无一人。从这则记载中，能看到，在开封面对北方唯一的屏障，黄河防线上，所有的宋军完全没有一战的勇气，全部是望风而逃。特别是在南岸的宋军，只是看到对岸金军的旗帜就被吓跑了，连稍许阻拦一下的勇气都没有，金军过黄河时，战斗力有在马上厉害？重文轻武，不知道应该有文、武两条腿同时走路，才是北宋面对大敌时，无法有效抵抗的主因。宋太祖赵匡胤如果晚死几年，或许能促成迁都到洛阳或长安，可迁都只是表，北宋的里子坏了，迁都也没啥用，“靖康之耻”或类似的变乱，还是会出现。参考文献：《续资治通鉴》备注：本文所选图片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柴荣为何要在一日内斩杀70名将领？
五代十国是历史上有名的动荡时期，作为周世宗的柴荣在当时很有威望，就从后世的评价当中，许多人还是愿意把他称为千古明君。
可能也与他早死有关，还没来得及暴露弊端，帝王在皇宫里都是呼风唤雨的的存在，一般不会亲自带兵作战的。
战前脱逃该杀但是作为周世宗的柴荣可不一样，御驾亲征心系国之安危，想来也不是昏庸无用的，胆小怕事之徒，不仅深深笼络军心，而且也深得民心！
其实有关于他一天之内斩杀70将领，也不是无缘无故，无论在任何时候，永远都不要太相信别人，也别太轻视自己。
正是由于在生死存亡的高平之战当中，他亲自到战场指挥，才发现军队中存在着的很多问题，有人要论功行赏，自然有人也要严厉惩罚，军规纪律也还是要严格遵守执行的。
刘崇叛乱大约在公元951年郭威建立后周，但是毕竟是踩在后汉的尸体上建立起来的，自然也就有人不甘心。
余党也没有完全清理干净，后汉的刘崇，也就是原来皇帝的弟弟，自然也就咽不下这口气，偷偷带人再次选址称帝，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北汉。
但是这仅仅只是称帝，要说有多少真枪实弹的实力，估计刘崇内心也是虚的，自然他就要想办法增强自身实力。
没有实力那就只能借力了呗，当时他看中了契丹，自然也就想和他们合作，为了表示诚意，愿意归附于契丹辽国，说白了就是在变相出卖国家主权。
没想到后周始皇帝郭威三年后就死了，自然这也就被刘崇认为，是联合契丹辽国，一举歼灭后周的最好时机，毕竟短期内能有合适的接班人属实不容易。
柴荣御驾亲征但是结果也是出乎刘崇的意料，郭威的养子，也就是我们本文的主角柴荣继位了，这可不是个好惹的主儿，虽然才上任不久，但是他心里还是很有想法的，自然也是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开始了战斗准备！
双反此时也都卯足了劲，打算一举消灭对方，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战了，周世宗深知对手的强大，就坚持打算御驾亲征，毕竟养父待他不薄，这份基业是无论如何也要守住的。
当时刘崇带领契丹辽国的军队，气势上就先压了周世宗手下武将一头的，毕竟他们可是养精蓄锐，就为了等这一天的。
还没有开打，自然就有人已经在心理上屈服了，临阵脱逃也是常有的事儿，可能他们已经预见了失败的最终结局。
柴荣这边的先锋部队，由于部分将领的心理素质不行，临阵逃脱对于士气的打击也是相当严重，自然大家在这里已经猜出了缘由，当然后面也是周世宗清理的主要目标。
毕竟得知前线节节败退，周世宗内心也不再淡定了，坚持御驾亲征，宁可死在战场上，也不愿意就这样屈辱的无所作为。
战后算账这次他赌对了，因为他的到来让士气大增，再加上他强有力的指挥，也让将士们重新找到反向，再配合大将赵匡胤的协助，一举击败敌军。
当然战是打赢了，但是有些账还是要算的，毕竟有些军队中的祸害不除，也难以稳定军心，不能别人拼死拼活，最后却让那些逃兵邀功请赏，那就有点太寒心了。
自然首先就是要严肃军规，依法惩治那些临阵脱逃的叛徒，自然对于有功劳的将领，也是狠狠嘉奖。
一天之内柴荣处死70多名将领，属实于心不忍，但又确实是他们罪有应得，不杀他们也难稳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