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自考本科哪家好(明朝张居正如果能多活二十年)
太仓自考本科哪家好，明朝张居正如果能多活二十年？
个人觉得明朝的灭亡必然中带有很多偶然因素，必然是指一个朝代三百年一周期，明朝末年的情势已是日薄西山，而偶然因素则是外女真内流寇。直接因素是朝廷党争严重，国库空虚。女真崛起和流寇窜起，党争与税收等这些问题，张居正再活十年能解决吗？
张居正逝世后的十年
一、女真崛起
万历十年底，张居正逝世后不到六个月，戚继光遭受弹劾而被罢免，回到登州后来调为广东总兵，官阶依旧，但失去了拱卫京师的重要地位。万历十五年他被参劾，被明神宗免职，万历十八年有监察御史上疏建议重新起用戚继光，受明神宗驳回和责罚。
万历十一年李成梁养寇自重，努尔哈赤崛起。李成梁与努尔哈赤往来甚密，曾一度有倚仗努尔哈赤之兵袭占朝鲜自立的野心。于边事又常敷衍，只要努尔哈赤表示忠心，即“保奏给官”，甚至“弃地以饵之”。图伦部的尼堪外兰，勾结明军，谋害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努尔哈赤集合残部数百人，征讨尼堪外兰，一举攻克图伦城，尼堪外兰逃奔鄂勒珲城，明廷遂任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努尔哈赤继续东征西讨。次年九月，攻取董鄂的翁鄂洛城；万历十三年，攻取浑河部的界凡等城；十四年攻并苏克苏护河部的瓜之佳城、浑河部的贝珲城、哲陈部的托摩和城，继而又进攻尼堪外兰于鄂勒珲城，尼堪外兰逃往抚顺请求明军保护，明军却将他送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遂与明讲和，通贡受封。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灭完颜部，至此他正式统一建州五部，力量迅速壮大。（后万历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悬难守”，弃辽左六堡，徙六万四千余户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死者狼藉”，大受朝野谴责。万历三十六年又被劾罢，熊廷弼守辽东时，指出李成梁罪可至死。）
二、党锢之祸
万历十三年李植借神宗陵寝有巨石一事疏劾申时行，申时行奏辩说：“当初皇上阅视此地时，李植、江东之并没有说此地有石。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很明显是为了借此倾害大臣。”神宗切责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当时亦在随行，均无一言。今已兴工，却说地有石纯粹是“辄敢诬构”，令夺俸半年。明代万历一朝“党论之兴后自此始。”
万历十四年神宗以天象异常下诏求言，要廷臣直言时政，凡有妨害民生者，允许各衙门明白条具，奏请定夺，以仰回天意，以遂民生，共享天下太平之治。员外郎李懋桧、郎中刘复初等，争言皇贵妃及恭妃册封事。神宗却勃然大怒，欲从重惩治。廷臣并没有因此而恐惧，上疏言事者仍络绎不绝。同月初八日，神宗又以内阁大臣申时行的奏请，命令各衙门上疏言事，只能局限于本衙门的职责，并由各衙门的长官有选择地进呈，不得直接进入。言者为此竞相指斥宫廷，攻击内阁，晚明门户之祸自是大起。；
万历十五年正月起，“国本”之争日趋激烈，一直延续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才以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而告终。国本之争致党争不可收拾之境地。
万历十九年汤显祖、李琯疏劾申时行，申时行致仕，许国奏请严禁小臣攻击大臣，党争更甚。
三、内乱纷起
万历十二年广西兵变；万历十三年四川建武所兵变；万历十五年郧阳兵变；万历十六年甘肃兵变、刘汝国起义；万历十七年云南永昌卫兵变、广东白莲教起义；万历十八年火落赤进犯甘肃、土族黄台吉等攻扰辽沈、宣慰司杨应龙叛乱；万历十九年京营武官哗变；万历二十年宁夏哱拜起兵反叛。（万历二十年明军入朝，二十一年平壤大捷）
张居正逝世后十年，明军面对国内叛军均能悉数剿灭，万历三大征均发生在这十年。
四、国库空虚
万历十八年户部奏岁入仅三百三十九余两，而出数比入数多一百万余两
张居正摄政的十年
一、关外局势
万历元年，兀良哈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等率部犯边，驻喜峰口，索赏不得，遂大肆杀掠，蓟镇总兵官戚继光督兵将其击退。至年底，董狐狸又令其弟董长秃再犯边境，被戚继光俘获。董狐狸率部长亲族三百人叩关请罪，请释放长秃。戚继光及总督刘应节决定遣将受降。董狐狸献还被掠边民，戚继光乃释放董长秃，许通贡如故。终戚继光在镇，兀良哈朵颜等部，“不敢犯蓟门”。
万历二年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大举入侵。辽东巡抚张学颜、总兵官李成梁命将分布要塞，从四面出兵围攻。王杲兵败退至南关，为都督，土酋王台抓获以献明军。万历三年七月王杲被俘至京，八月二十九日神宗御午门楼，举行献俘仪式，处斩王杲。
万历三年辽东孤山、险山、沿江、新安等六堡相继筑成，并派孤山、险山二参将镇守。六堡成，拓地凡七、八百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抚顺东南)以南，皆受控制。
万历四年戚继光重筑蓟镇三屯营，时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万历六年泰宁部长速把亥纠合土默特大举入侵，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连夜督兵出塞二百里，大破劈山营，速把亥等死伤不下万余人，被斩四百三十人。又夺其器械牲畜数万。
万历八年迤东都督王兀堂因通市被官吏强行抑低市价，兴兵攻辽东；
万历九年黑石炭部进犯辽阳，明军遇伏兵，三百一十七人战死，又失马四百六十匹。朝廷闻讯，命逮曹簠，而不问罪辽东总官兵李成梁。史称“辽阳之败”。
万历十年泰宁部长速把亥与弟炒花等率众进犯义州(今辽宁义县)，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在镇夷堡埋设伏兵，速把亥被斩身亡，其众逃窜。速把亥为患辽东二十年，至此殒命。神宗得报大嘉，赐李成梁甲第京师，世袭锦衣指挥使。
二、朝野清议
万历三年五月十六日，神宗临朝，而群臣不至者多达二百八十三人，各罚月俸。张居正奏对养士之本务在敦本尚实，不得群聚结党，随便议论。凡有讥讽时政，造谣诽谤，敢行称乱者，令有司论如法。
万历四年刘台上疏弹劾张居正，后锦衣卫至辽东逮捕刘台；
万历五年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疏劾张居正夺情是违背“万古纲常”张居正大怒，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皆气绝几死，人莫敢视。观政进士邹元标又上疏尖锐批评张居正素来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张居正杖其一百六十。将吴中行、赵用贤革职除名，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分别发配凉州、神电卫、都匀卫充军。借考察之名，将论救吴中行等人的官员或降职，或外调，或看斥为民。
万历六年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张居正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将王用汲削职为民。
万历七年下令：全国各地巡按御史、提学官切实查访，将各省所有私建的书院，一律改为诸司衙门；书院所立粮田俱查归里甲；各地师徒不得借此聚集会议，扰害地方。先后被毁的有应天等府书院，计六十四处。杖死何心隐，禁止批评时政，禁毁各名山书院。
万历八年一再重治上疏建言之臣。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奏陈“匡时”五要，张居正以其五事与己相左，将其改调楚府右长史，次年京察，以“不谨落职”。
三、内乱纷起
万历元年四川都掌土酋起事；
万历三年林凤在吕宋称王，后因寡不敌众，遂离开吕宋，退过澎湖，遭到官军袭击，仅剩船四十余艘，突围赴潮州；泰宁部长绰哈联合土默特各部入侵；泰宁部长绰哈，联合土默特入侵；广东肇庆罗旁瑶民起义；
万历七年广西八寨少数民族起义；
万历十年杭州兵变；宁夏土军起事；杭州民变。
四、国库充盈
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抑制权豪富户隐占田土，使全国纳税的土地从过去的四百多万顷上升为七百多万顷，自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但是由于张居正“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按溢额田增赋，无形中又增加了农民的租税负担。
万历七年核实勋戚田赋凡逾额及隐占者均依法按治，所收地租银解部备边。
万历九年，在全国广泛推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按亩征银。同时，裁驿站：去冗员，节省财政开支。史载“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天下宴然”。
自考成法行，办事效率大为提高，“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焉。要详兼举，张驰共贯”，政体肃然。
结语
万历十年至二十年，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因素已经产生，而整个帝国只能任由这艘大船随波逐流。自申时行后，大明再无一个可称道的首辅。万历元年至万历二十年，关外局势整体可控，国内动乱也能镇压住。不同的是张居正在时对于党争完全压的住，而其去世后，党锢之祸已经不可收拾。往时帝国唯一可以储备的只有太仓库约三百万两白银的节余，张居正时代的十年就储备大约一千二百万两白银。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张居正时期在明代后期财政史上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在他死去前不久，北京的仓库储存的粮食足支十年。除紧急情况外并不动用分毫的太仓库旧库的储积已达到白银600万两以上。太仆寺又存银400万两。南京的仓库同样也存有250万两。省库也储满了谷物和现银。
在立国之初，帝国本来没有白银收入的打算，后来根据实际形势进行了调整，部分粮食折成了白银。但帝国的立国之本并没有发生变化，财政制度还是一如既往维持着洪武开国时期的最初模式，这也是帝国始终无法进行深化改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张居正无法触动帝国的国策根基。太祖高皇帝一手造成的大帝国自创立之始即不容改革。
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除了加紧边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万历九年的全国士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
张居正的筹措虽有限度却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这运动的主持者身故，反对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机卷土重来。而另一批人则认为张逾越了他的权限，他们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平反，而此时拥张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员则被排斥，他所主持的各事也为之停顿。万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对派的指摘，认为张居正确实蒙蔽了御前的视听，而下令褫除张居正生前的各种荣衔。
熊召政新作《明朝帝王师》指张居正的为官哲学是：野有饿殍，你纵然餐餐喝菜汤，也算不得一个好官。如果老百姓丰衣足食，你顿顿吃肉，笙歌不绝于耳，你依然是一个好官。张居正确实是个理想主义者。张居正以一己之身挑战整个利益集团，如此孤立怎能不失败？正如海瑞所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防身”。
商鞅废除井田制，按军功授爵，奖励耕织，奠定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于王安石，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清代的《四库全书》不仅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彰善”的美誉，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概以“瘅恶”论定，以致有“受谤七百有余年”之说，直到19世纪末严复、梁启超才为之翻案，今人仍众说纷纭。
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比之拗相公悲惨。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底即遭弹劾，次年被抄家，兄弟张居易，次子张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十多人，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
从张居正家破人亡的结局来说，比王安石要不幸，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王安石被诬七百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平反，恢复谥号荣衔，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成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到明末，延续一千八百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上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王朝短暂的复苏。在这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作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得到成功，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后来又遭受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的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到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王朝也就走到历史的尽头。
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